□陈洪磊
依据、借助和利用本土的传统和惯例,对于我国建立一个运行有效力并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法治具有重要意义[1]。民族民事习惯作为民族成员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行为规范,以其历史的惯性和约定俗成的韧性成为国家法之外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规则。早在201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民族法制文化与司法实践研讨会”上就曾指出,要深化民族法制理论研究,“认真研究少数民族习惯对司法审判的影响”[2],推动司法实践发展。2021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0条将习惯作为法律之后的补充法源,这标志着民族民事习惯被国家法确认与吸纳。在民法典时代,对民族民事习惯的研究也应从立法转向司法,认真审视以下问题:民族民事习惯在法源条款运行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其间是否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民法典时代是否还会继续存在?该如何解决?
目前国内对民族民事习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调试和均衡以及民族习惯的价值功能面向。虽然对民族民事习惯的司法适用也有不间断的关注,但这些研究主要侧重理论层面的探讨或者个案的解析(1)相关研究可以参见:周世中.民族习惯法进入司法审判的前提条件与路径探讨[J].社会科学家,2017(1):115-121;梁利华.民族习惯法在多元化纠纷解决中的运用——基于华北平原回族聚居区D县的实地考察[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159-164.,缺乏对司法实践中法院和当事人运用民族民事习惯的实证展开,其中更无与民法典间的互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