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威,陆春锋,王君櫹,刘瑞程,周生路*
(1.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2.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城市与资源环境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近年来,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使得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并诱发越来越多的生物多样性丧失、水污染等生态问题,严重威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2]。如何缓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及保障区域生态安全,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3]。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和优化是缓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4-5],可为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寻求与区域契合的生态保护提供有力支撑[1]。经过长时间发展,目前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已经形成“生态源地选取-生态阻力面构建修正-生态廊道模拟评价提取”的模式[6],而生态安全格局优化主要从数学模型、景观生态、土地利用配置等角度出发,如俞孔坚[7]在Knaapen提出的最小耗费距离模型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并运用于生态安全格局优化;Reshmidevi等[8]从土地利用优化配置角度对生态安全格局优化作了研究;Szabó等[9]对景观生态规划通过建立景观测量指标和景观聚集敏感性进行了评价。
纵观当前研究,城市与自然空间格局的不和谐、城镇的盲目扩张破坏生态安全格局[10]是优化生态安全格局的关键性问题。然而当前生态安全格局优化对生态、生产和生活(三生)空间的相互作用及联系考虑较少,缺乏对三生耦合优化模式的考量,不利于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生态格局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