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甘熙故居宅向考

潘彬彬 范健泉

甘熙故居在南京民间俗称“九十九间半”，位于南京城内南捕厅历史街区，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其主人是被誉为“江南甲姓”的金陵甘氏家族。甘熙故居由三组坐南朝北（南捕厅15号、17号、19号）、一组坐东朝西（大板巷42号）的多进穿堂式古建筑组成，占地面积近1万平方米，其内营造假山鱼池，广植花卉树木。甘熙故居2006年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与明孝陵、明城墙并称为南京明清建筑“三大景观”。

故居及宅向概述

甘氏家族世代以“友恭”为家训，至清代晚期甘熙一辈时成为以藏书、文学、地方方志闻名的金陵文化世家。甘熙故居的建造者是甘熙和其父甘福。建筑风格与徽州古民居相似，木雕石刻精美，又兼具太湖流域建筑风貌，注重厅堂梁架的细部雕琢。总体布局严格按照传统社会的宗法观念及家族制度而布置，严谨对称，主次分明，中高边低，前低后高，循序渐进，步步推向高潮，讲究子孙满堂、数代同堂、等级森严。各类用房的位置、装修、面积、造型都具有大致统一的等级规定。

位于南捕厅15号的“友恭堂”不仅是甘熙故居建筑群的肇始建筑，更是金陵甘氏堂庙所在，甘氏几乎所有的重大活动，如长辈议事、接待宾客、婚丧嫁娶等皆在此进行，至今友恭堂前天井内侧墙壁之上，仍保有举行各类活动时搭建遮阳棚所需的梅花形孔道，因此友恭堂的门向就是“九十九间半”建筑群的宅向。

与传统民居建筑不同的是，甘熙故居的宅向呈现坐南朝北的格局。对于这种特殊现象，学术界历来多有讨论，如杨英在《甘熙故居中的儒学礼制》一文中依据《图宅术》中“商家门不宜南向……商金，南方火也……火贼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火克金为凶，而北方为水，金水相生则吉”的表述，认为甘熙故居“坐南朝北”的特殊宅向主要受到传统风水学说的影响。甘氏先祖来南京时依靠经商起家，为了逢凶化吉，故“坐南朝北”。甚至有学者提出，因甘姓起源于北方的渤海，甘熙故居门向朝北表示不忘祖先之意。

传统观点

从历史上看，金陵甘氏是一个读书世家，只是到了友恭堂始建者甘国栋及其四个儿子时才因贫弃学从商。但是甘家子孙始终没有放弃过读书人的身份，这一点可以从甘家修建津逮楼，整理出版书籍，并且其孙辈的甘熙、甘煦兄弟很快考取功名就可以看出。甘家从商，更多应该是一种权宜之计。“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古代社会，等级森严，在明清时期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士”仍然在人们心目中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甘家在可以争取“士”的社会阶层的情况下而自我标榜等级地位最低的“商”则令人疑惑。

《图宅术》是汉代的堪舆书籍，现存的文字都是从东汉学者王充的《论衡·诘术篇》中辑出。王充反对当时流行的谶纬学说，列举《图宅术》这种学说，一一加以批判，时至后世反而成为原文得以保留的途径。不过仔细阅读《论衡·诘术篇》原文，《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则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胜火，火贼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从上下文可知，“商家”和“徵家”相对应，而商与徵皆为古代的五音之一。故所谓“五姓之家”应该和宫商角徵羽五音有关系，“商家”不能简单理解为从事工商业之家。据金身佳在《五姓相宅分析与批判》一文中研究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曾有一个五姓相宅的流派，它“依五姓的五行属性与宅的五行属性的相生相克关系，来判定宅的吉凶宜忌。它源于汉代的图宅术，一方面，它与中国古代音乐学中音律学的五声或五音有关，另一方面，它主要与汉代普遍信仰的阴阳五行观念有关，这也是将姓氏五分化的实质所在”。因此，甘熙故居宅向朝北与甘氏经商的历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至于杨英提到的另一个原因：“甘氏址南迁，不愿背弃先祖，面朝北以世世代代感念先祖，以示‘施敬，一个‘坐南朝北便全现了甘氏家族儒雅的家风。”平心而论，如果“五行”学说决定商家宅向的观点成立，则此论证亦可成立，但孤立来看，则比较单薄。甘家以“友恭”为号，着实注重亲族血缘关系。但是甘家历史上多次开枝散叶，家族曾经多次迁徙，无法确定何地为其祖先所在。甘熙在《白下琐言》中自叙曰：“甘村距始祖晋于湖侯墓未半里。”所谓“晋于湖侯”，指的是东晋初期著名军事将领甘卓，其死后被封为“于湖侯”。至于“于湖侯墓”的所在，姚鼐在《晋甘卓墓重修碑记》中考证：“其丧后归葬丹杨，迄隋灭陈，废丹杨县，析北境入江宁，故侯墓今在江宁界，人呼其地入曰甘墓岗，甘氏居其侧者，尚有数百家云，皆甘侯后也。”姚鼐是清代桐城派大家，常为人作碑表祭文，但是历来此种文章涉及的家族世系是由本家提供，所以不太可能有错，或者说至少甘熙这一支甘氏后人自认为“始祖”是葬于江宁地区的甘卓。今日位于南京城南南捕厅的甘熙故居，相对于上文中所提到清代的“江宁”或者“小丹杨”，其位置是处在北边的，如果是“施敬”，則应该和普通人家保持一致，将宅门面向南方。若是追溯甘家历史上的杰出先祖——战国时代的甘罗，则应该面向西北。要知道早在西汉司马迁就已经总结出了“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由此可见，至迟西汉，关中地区地处我国西北已经成为世人共识，且宅门实际面北，若说与甘罗有关未免有些牵强。魏晋以来，迁徙南方的世家大族不胜枚举，但是保留这个习惯的似乎并不多见。总而言之，甘熙故居的门向与其祖先所在之间的呼应是比较薄弱的。

宅向新证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甘熙故居宅门北向应该另有原因。

一些专家学者从中国古代风水学说的角度对甘熙故居的宅门朝向问题进行思考是值得借鉴的，因为甘家不是寻常人家，甘熙曾为道光帝与咸丰帝勘测过皇陵的风水，这几乎是封建时代一名风水师所能得到的最高认可。后人很难相信甘家会不从风水角度着手安排宅舍，而且当时看风水是非常兴盛的。

友恭堂为甘熙祖父甘国栋所建，建成一年之后甘国栋即离世，由甘熙之父甘福主持友恭堂的日常事务。不难推测，友恭堂的建设过程中，因甘国栋健康状况不佳，很多重大事情皆由甘福决定，因此若要追踪甘家宅向选取背后的风水理论指导，必须了解甘福生平。甘福一生雅好堪舆，喜访古今名墓，曾著《钟秀录》一书。原本甘氏族人的著述在其家族藏书楼津逮楼内应该有所珍藏，但几经战乱，多有流散，后来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时，这些书籍已不在其列。甘福亲自校订刊刻了晋代郭璞《葬经》，唐代杨筠松《龙经》、曾文遄《寻龙记》、卜则巍《雪心赋》，南唐何令通《论气正诀》，宋代司马头陀《寓形论》，明代谢廷柱《堪舆管见》以及《地理犀精》（不著名氏）等八种善本。后世虽不能见其具体版本，但大多是堪舆名著，在别处仍然得见，就算略有出入，大概宗旨仍可掌握。甘福整理的书以唐宋著作为主，明显是对唐宋堪舆之术青眼有加，而这个时期风水著述的集大成之作就是王洙编撰的《地理新书》。

友恭堂的实际门向为北偏东18°，属于风水上的“癸位”，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根据敦煌写本《宅经》：“宫姓：……甘、咸、鲍、幸……”，《地理新书》卷一《五音所属·宫音》载：“宫音……甘、阎、盐、占”，可见甘姓确实属于宫姓。《地理新书》卷二《宅居地形》载：“北高南下为宫音宅，本音居之，大吉。” 其卷八《五音粗通向》载：“宫羽音癸向，地势西来。”地势北高南低的宅地本来就比较适合宫姓的甘家人居住，于是他们也就顺其自然，把门向设置为吉利的“癸向”。而且甘熙故居西高东低，在西面有朝天宫冶山，地势西来。其卷七《五音所宜》载：“宫羽二姓宜北山之南，为北来山之地”，要求最好在房屋的北面有“山”。风水里的山，并不一定是山脉，也可以是土丘、高地。友恭堂门前并没有什么山脉，今日全是现代建筑，很难看出有什么高地，而《白下琐言》记载“今羊市桥畔，上踞屋舍，下穿沟渠，后为张府园、裕民坊，皆系菜圃。其地有河身一段，长十余丈，宽二三丈。清水一泓，资以灌溉；两旁石岸犹存，乃西护龙旧址也”，可见在甘家人看来这里就是一块高地，而后来考古发现此处正是南唐宫殿区所在，古代宫殿都选取高地修建，常会夯筑台基以高于地面。这里完全被甘氏族人视为理想的前案（即前方的地势）。这种布置属于粗通向，其效果是差于大利向和小利向的，而甘家之所以选择这种方案，可能也是出于现实条件的限制。

友恭堂前面的南捕厅街今日是东西向的，这种格局在清代甘熙故居修建之时就已确立。陈作霖《运渎桥道小志》记载：“道北有南捕廳通判署，其街即沿署名，曰南捕厅。”甘家选中的宅地是在街道的南边，所以整个门向的大体方向肯定是朝北的，只是后来被甘家人有意设置成癸向。而甘家人在迁入之前很可能早就考虑到了这点，只是难以割舍掉这个宅地得天独厚与宫姓契合的其他地势因素，所以退而求其次，采取了一个粗通向。这样的事情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如南唐二陵之一的钦陵由于受限于自然地理条件，只能选取了一个小利向。地处空旷郊外的帝王之家安置陵墓都要受限，更何况是生活在拥挤城市内的甘家。

南北地势与《地理新书》相符可能还是巧合，但是癸向、东西地势以及北边的形势也与此相契合，则说明甘熙故居确实是遵循了这本书的指导而修建的。甘家的风水思想很可能是以此书为中心，然后用其他八本书作为校订、参考。

虽然甘熙故居修建在南京，但是其建筑风格近似于徽派建筑，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否受到徽派建筑的影响。黟县是徽派建筑的重镇，以黟县屏山村为例，数百古民居，只有一间向正南，其他的都稍有偏向，有的干脆朝北。假设甘氏族人参照了古徽州的风俗习惯，则甘熙故居坐南朝北的宅向成因可能也有这方面因素。

（作者潘彬彬为南京市博物总馆副研究员；范健泉为启东楚辞研究所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