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研究综述

扶淼 罗厅苇

【关键词】国有企业;国企高管;政治晋升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88（2021）09-0156-03

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国有企业的制度不断完善。在转型期间，政府致力于经理人市场的建立与完善，国企经理人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由于国有企业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因此国企高管直接由政府任命，高管兼具官员和企业家双重身份。对于国企高管而言，成为上一级政府部门领导的政治晋升，不同于薪酬激励、在职消费等，是一种更重要且更特殊的隐性激励。

近年来，随着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改革的推进、“限薪令”的出台，国企高管越来越多地关注政治晋升诉求。面临着薪酬管制，晋升不仅意味着行政权力和地位上的巨大差异，也拥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政治前景，政治晋升成为一种强有效的隐性激励。“至上而下”的选拔机制及高度竞争的常态，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在不同国企高管之间开展的是一场类似政府官员政治晋升的晋升锦标赛（周黎安，2007）[1]。在国企高管越来越热衷于“商而优则仕”的情况下，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也给企业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在我国制度背景下国企高管存在的政治晋升现象。在现有的文献中，主要考察了国企高管晋升的影响因素，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的决策行为及经济后果等产生的影响。

1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影响因素

由于各级组织部门在提拔官员的过程中需要对候选人“德、能、勤、绩、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因此国企高管能否晋升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部分学者沿用对地方政府官员政治晋升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关系论”和“政绩论”的视角研究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影响因素。另一部分学者则从国有企业的特征及行为、高管的个人特征等方面研究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影响。

（1）“关系”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影响。“关系论”认为“关系”在官员晋升中起了关键作用，一些经验研究也证实了“关系”对于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重要性。研究发现，拥有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或中纪委委员身份的央企委员，其升迁的概率更大、离职率更低（杨瑞龙，2013）[2]。省属国有企业负责人因和省委书记、组织部部长有着同乡关系，其晋升概率有所提升（李维安和孙林，2017）[3]。张霖琳（2015）[4]研究表明，央企和地方国企的晋升评价机制实际实施情况不同，其中在地方国企高管的晋升中非业绩的政治关系和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发挥了主要作用。以上研究的结果均表明，“关系”在国企高管晋升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2）“政绩”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影响。“政绩论”认为GDP的增长率有助于官员实现政治晋升，组织部门在对国企高管候选人进行考察时，绩效作为易于量化考核的经济因素，是干部晋升选拔的主要考核依据。主流观点认为，企业绩效与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呈正相关关系（Cao，2013）[5]。丁肇启等人（2018）[6]研究发现，只有年度业绩中的企业利润对高管晋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行业间相对业绩较好的企业高管晋升可能性更高。廖理等人（2009）[7]研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且经营风险越大，晋升激励效果越明显。与上述结论不同的是，滕越洋等人（2019）[8]研究表明，企业业绩对国企高管晋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企业业绩高于门槛值时，在政府官员的政绩压力下，企业业绩对高管晋升产生不显著或负向影响;企业业绩低于门槛值时，企业业绩对高管晋升前景的促进作用会随着政府官员政绩压力增大而增强。目前，关于绩效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3）国企高管特征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影响。国企高管的年龄、性别、教育专业、学历、工作经历和任期等个人特征都会对政治晋升产生影响。杨瑞龙等人（2013）[2]研究发现，央企领导拥有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或中纪委委员身份和博士学位的，其升迁概率更高。张兆国等人（2013）[8]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管理者对晋升的敏感性呈倒“U”形关系，管理者的学历越高、任期越长，其对晋升的敏感性越强。张霖琳等人（2015）[4]认为，央企高管的业绩、年龄及学历会影响其晋升，业绩好、年龄小、学历高的央企领导晋升的概率越大。不同背景特征的管理者对晋升的敏感性有一定差异。

（4）国企特征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影响。国有企业性质的特殊，除了能带动国民经济增长，也会受到政府干预而承担政策性负担。此外，国有企业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和盈余管理行为，这些均会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会促进高管实现政治晋升，并且这种影响在政府干预程度高和失业率高的地区更加显著（廖冠民等人，2014）[10]。陈春华等人（2019）[11]研究发现，地方国企积极的税负承担有助于增加高管晋升概率。国有企业经营风险对高管晋升的激励效应产生的影响较小，而这种影响在政府直接控股的国企中更不明显（廖理等人，2009）[7]。此外，盈余管理也会对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产生影响，盈余管理降低了国企高管晋升的业绩敏感性，盈余管理的负向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及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国企中更加明显（廖冠民等人，2012）[12]。

2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经济后果

由于国企高管“亦官亦商”的身份且晋升具有制度保障，所以国企高管有着强烈的晋升动机，这可能会影响高管的风险偏好，进而会对高管的决策产生影响，同时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效果。

（1）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投资。鉴于投资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学者们主要围绕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研发投入、并购、多元化投资等的影响展开研究。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在政治晋升激励下，为了迎合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国企高管可能会为了快速扩张而进行过度投资（杨瑞龙，2013）[12]。金宇超等人（2016）[13]认为国企高管的政治动机对企业的投资行为的作用取决于追求政治晋升与规避政治风险的相对强弱，出于不同的动机倾向，会带来“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问题。研发投入是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研发投资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会减少当期利润，面临政治晋升的国企高管会减少研发投入（罗富碧等人，2017）[14]。李莉、于嘉懿等人（2018）[15]研究表明政治晋升激励对创新投资有抑制作用;并且，国企高管的权力越大，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投資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并购作为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之一，能够迅速扩大企业规模，帮助企业快速进入其他领域。在政治晋升激励下，国企高管会通过并购方式快速扩大规模且支付相对较高的溢价（陈仕华等人，2015）[16]。多元化经营不仅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优势和协同效应，而且可以分散经营风险。国企高管在政治晋升激励作用下，倾向于实施业务多元化战略（任天龙、陈志军，2017）[17]。政府直接控股的企业为实施多元化经营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并且实施多元化经营在政府干预经济越严重的地区更为明显（陈信元、黄俊，2007）[18]。

（2）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国企高管为了实现晋升目标，需要满足“绩”的考核要求，由此，国企高管政治晋升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多数研究也证明了此观点。梁上坤等人（2013）[19]指出政治晋升是企业经理人货币薪酬激励的补充，已成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措施，可以帮助改善企业绩效。田益敏（2014）[20]认为在央企中，高管的晋升激励能显著促进净资产收益率的提高，即央企高管内部晋升激励存在绩效敏感性。王曾等人（2014）[21]发现，在政治晋升激励作用下，国有企业CEO会显著提高企业绩效。但是，政治晋升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也可能是高管为追求政治晋升而构建的“面子工程”，有损于企业的长期绩效，不利于其稳定发展（郑志刚等人，2012）[22]。研究表明，政治晋升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但同时存在损害长期发展的潜在不利影响。

（3）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社会责任。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除承担经济责任外，还要承担解决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等社会责任。在政治晋升激励作用下，国企高管往往会实施有利于自身升迁的社会责任履行策略，增加自己的晋升筹码。刘红霞（2019）[23]的研究表明，国企高管面临晋升激励时，公益捐赠、盈余管理等社会形象管理的手段会显著增加。捐赠作为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可以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国企高管通常会通过超常公益性捐赠等行为构建“面子工程”，以此增加晋升的可能性。（郑志刚等人，2012）[22]。面临政治晋升时，国企高管会采取一系列的行为进行社会形象管理，从而出现异常捐赠问题，此现象是国有企业治理机制失效的典型表現（张宏亮等人，2017）[24]。在当前的大环境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寄予厚望，而有着“政治人”倾向的国企高管对社会责任有着毋庸置疑的承担义务。

（4）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其他决策。除了上述经济后果，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还会对企业的其他决策产生影响，如在职消费、风险承担等。王曾等人（2014）[21]指出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之间存在非对称的替代效应。当面临的政治升迁概率较高时，高管会倾向于采用公款消费、跑官等寻租手段打点、维持、提升各种关系，从而间接地导致在职消费的增加（曹伟，2016）[25]。风险承担意味着企业对待风险的态度，高管晋升激励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作用，二者也存在某种联系。张宏亮等人（2017）[26]以两次“限薪令”为背景进行研究发现，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都会促使高管承担风险;自限薪后，薪酬激励对企业风险的影响下降，高管晋升激励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显著提高。林钟高、李帽帽（2018）[27]的研究表明，高管晋升压力较大时，企业风险承担的能力与意愿下降;但是，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可以减弱由于晋升压力过大而造成的风险承担不足的行为，促使企业积极应对风险。

3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不仅是偏于“政治人”的国企高管所热衷的，也是各学者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现有文献研究中，不仅探讨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影响因素，也研究了政治晋升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国企高管的“关系”“政绩”及个人特征、国有企业的特征等都会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产生一定的影响。政治晋升激励的积极作用体现在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社会责任的承担等，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造成的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低效并购、异常捐赠及忽视长期发展等问题。这些研究结果对于理解及完善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国有企业改革仍在进行中，激励机制是企业治理的核心问题。政治晋升是国企高管激励的重要方式之一，晋升不仅意味着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同时意味着权力、地位等精神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在当前制度背景下，研究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于完善晋升激励机制，深化国企改革，以及促进国有企业更好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充分发挥政治晋升激励作用，应当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高管晋升考核标准，将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并重，政治晋升激励、薪酬激励等不同的激励方式结合，考虑央企和地方国企、公益类和商业类国企等不同情境下的差别，构建不同激励约束相容的有效的国企高管激励体系。同时，减少国有企业面临的政府行政干预，不断完善国有企业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使政治晋升成为切实可行的激励手段，以此促进国企的改革与发展。

参 考 文 献

[1]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2]杨瑞龙，王元，聂辉华.“准官员”的晋升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3（3）：23-33.

[3]李维安，孙林.同乡关系在晋升中会起作用吗？——基于省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实证检验[J].财经研究，2017，

43（1）：17-28，40.

[4]张霖琳，刘峰，蔡贵龙.监管独立性、市场化进程与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的执行效果——基于2003—2012年国企高管职位变更的数据[J].管理世界，2015（10）：117-

131，187-188.

[5]Xiaping Cao.Political Promotion，CEO Incentives，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y and Performance[J].Management Science，2018，34（2）：29-50.

[6]丁肇启，萧鸣政.年度业绩、任期业绩与国企高管晋升——基于央企控股公司样本的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8，21（3）：142-151.

[7]廖理，廖冠民，沈红波.经营风险、晋升激励与公司绩效[J].中国工业经济，2009（8）：119-130.

[8]滕越洋，李成友.国企高管的“准政治锦标赛”研究——基于地方官员政绩压力的视角[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41（9）：77-96.

[9]张兆国，刘亚伟，杨清香.管理者任期、晋升激励与研发投资研究[J].会计研究，2014（9）：81-88，97.

[10]廖冠民，沈红波.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动因、后果及治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4（6）：96-108.

[11]陈春华，蒋德权，曹伟.高管晋升与企业税负——来自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9（4）：81-88.

[12]廖冠民，张广婷.盈余管理与国有公司高管晋升效率[J].中国工业经济，2012（4）：115-127.

[13]金宇超，靳庆鲁，宣扬.“不作为”或“急于表现”：企业投资中的政治动机[J].经济研究，2016，51（10）：126-139.

[14]罗富碧，劉露.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16）：91-97.

[15]李莉，于嘉懿，顾春霞.政治晋升、管理者权力与国有企业创新投资[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8，30（4）：65-73.

[16]陈仕华，卢昌崇，姜广省，等.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5（9）：125-136.

[17]任天龙，陈志军.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公司多元化与绩效——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的实证研究[J].东岳论丛，2017，38（3）：155-160.

[18]陈信元，黄俊.政府干预、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业绩[J].管理世界，2007（1）：92-97.

[19]梁上坤，李真，陈冬华，等.级别、激励与绩效[D].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13.

[20]田益敏.中央企业高管物质激励、政治激励与经营绩效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4.

[21]王曾，符国群，黄丹阳，等.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关系研究[J].管理世界，2014（5）：157-171.

[22]郑志刚，李东旭，许荣，等.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与形象工程———基于N省A公司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2（10）：146-156.

[23]刘红霞，王靖宇，汪丽.晋升激励与国企社会形象管理[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3-24.

[24]张宏亮，王靖宇.晋升激励与国有企业异常捐赠[J].财经科学，2017（4）：77-88.

[25]曹伟，杨德明，赵璨.政治晋升预期与高管腐败——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动态，2016（2）：59-77.

[26]张宏亮，王靖宇，李慧聪.限薪、晋升激励与国企高管风险承担[J].现代经济探讨，2017（8）：34-41，48.

[27]林钟高，李帽帽.高管晋升激励、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承担[J].财会通讯，2018（30）：3-9，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