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研究

2021-10-12 14:53高素英崔琬纯张烨马晓辉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

高素英 崔琬纯 张烨 马晓辉

摘 要: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立足于产业协同,产业联动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区域与城市层面,以13个城市2007—2018年数据,基于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产业互动关系。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非对称互动关系,且前者对后者的推动作用大于后者对前者的拉动作用。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来看,双向互动主要体现在批发零售行业,其他行业尚未形成双向互动的良性关系。信息传输业、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存在单向促进关系。从各省份来看,北京市和天津市已呈现显著的双向非对称互动关系,但河北省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晚,尚未与制造业形成双向互动关系。基于此,在“十四五”期间,京津冀尤其河北省应加快推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搭建良性发展平台,实现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产业互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21)-03-0001-10

京津冀作为中国重要协同发展圈,是集自主创新、高端服务、制造业现代化为一体的核心区域,同时在加快产业融合、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①。囿于历史原因,京津冀区域仍存在着资源配置不均衡、产业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区域协同发展可以促进各地分工合作,达到资源合理利用从而实现市场一体化,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产业协同。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依赖“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发展模式的传统工业因降低经济发展质量逐渐落伍,而服务业逐步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2019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3.9%,表明中国经济正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具有知识资本、人力资本与技术资本等特征的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价值链高端中间投入部分,能有效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产出效率。另一方面,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制造业正承受着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冲击与发展中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的双向压力,制造业转型迫在眉睫。国务院于2015年《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明确提出“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由此可知,若想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则需二者互动融合发展。

基于此,本文在探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机理的基础上,借助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探索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现状。

一、文献综述

目前,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关系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较多学者更加关注于产业维度的微观组织层面。因产业主体从属地位不同,“需求遵从论”与“供给主导论”是主流观点。首先,学术界因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效果多数支持“供给主导论”,原因是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投入商品和服务可以促进制造业发展与转型,是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前提与支撑[1-2]。Eswaran和Kotwal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分为两种:一种是因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当其分工细化时便会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另一种是随着制造业部门细化,生产成本会被生产性服务业降低从而间接提升生产效率[3]。高康将研究视角从产业层面转为空间层面,通过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4]。

其次,部分学者持有“需求遵从论”。因生产性服务业本就是来源于生产部门,在制造业的产出中作为一种中间投入品来实现价值,依赖着制造业的规模来拓展自己的市场[5-6]。张世贤认为服务业依附于工业的增长,只有当工业化水平达到一定水平时,服务业的需求才会形成相应的市场,从而得到相应的产出效率[7]。席强敏进一步将地级市进行分类,实证分析了工业效率提升对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工业效率提升有利于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由专业化向多样化转变[8]。

近年来,伴随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细化、规模增加,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逐渐呈现出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互动关系[9-11]。知识技术发展转变不仅使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紧密联系[12-13],同时,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正处于良好协调发展中,并以此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的增长[14-15]。但由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晚且正处于转型期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存在相互影响、共同促进的关系,但二者互动作用并不充分[16]。国内学者凌永辉基于全国省际数据实证分析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间存在产业互动,他认为整体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关系不平衡,但先进制造业已呈现双向互动关系[17]。孔令夷则通过投入产出法,对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典型城市产业波及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进行比较,结论显示西部地区较发达地区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消耗水平偏低,两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较弱,说明产业互动存在地区差异[18]。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目前学者们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研究多停留在单向依赖作用,忽略了二者间内在关联性。其次,大多数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集中在全国或者省际层面,鲜少有更小空间单元的研究,如:区域、地级市层面,由此并未对省市的地理位置等具体情况的异质性进行考虑。因此,本文选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圈为研究对象,基于北京市、天津市及河北省13个城市的数据,采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对二者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对京津冀地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考察,并提出促进产业互动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假设与经验分析

(一)理论假设

本文借鉴Ciccone和Hall[19]模型,基于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D-S)壟断竞争框架,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互动发展内在机理。假设生产性服务业由劳动数量衡量并为制造业生产中重要中间要素,生产性服务S表示中间投入,即:

S = xidi(1)

其中,表示中间投入之间的替代性,且>1,n表示生产性服务业的种类。制造业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F(F,L,K) = A(LS1-)K1-(2)

从式(1)和式(2)中得出,劳动力的投入可以分为中间投入部分用于生产性服务和提供制造业生产部分。

因此,在市场处于长期均衡状态时,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品价格为p = MC/(1 - 1/),进而假设生产x单位生产服务需要(ax + )单位的劳动投入,其中,a表示技术进步等可以引起效率提高的参数,表示劳动投入产生的固定成本。假设一个单位劳动工资报酬为w,则MC = aw。又因在均衡状态下,由于企业可以随意进出市场,从而企业的利润为零。故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利润函数可表示为:

= px - w(ax + ) =  - w = 0(3)

即:

x = (4)

設N为生产过程中全部的劳动投入,则由式(2)生产函数可知,(1 - )N为投入到生产服务部分,将式(4)带入下式中,n可以表示为:

n =  = (5)

由式(5)可知,当生产过程中总劳动投入增加时,生产性服务种类会随之增加,即伴随制造业劳动分工深化,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会随之扩大,从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进一步地,将通过考察制造业企业生产过程中成本的变化,来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种类规模对制造业的影响。假设最终产品投入数量与资本价格外生给定,因此在式(2)中仅需考虑最终劳动投入与生产服务投入,则式(2)可表示为:

F = LS1-(6)

对应制造业成本函数为:

C(w,P) = wP1-(7)

设生产性服务业无差异,根据Fujita[20]等对总价格的推导,可知生产性服务业总价格指数P为:

P(n,p) = (np1-)1/(1-) = n1/(1-)(8)

将式(8)带入式(7)中并对n求导可得:

= C(w,P) < 0(9)

由此可知,当作为高技术投入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种类增加规模扩大时,可以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提高了其生产效率,拉动制造业的增长。

由式(5)和式(9),可得出本文研究假设:

H1: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技术现代服务业,为制造业产出提供价值链高附加值的中间投入品,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率与竞争力;

H2:制造业生产为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发展市场,提高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出效率及规模。

(二)经验分析

基于研究假设,本文首先借助京津冀三个省市2007年、2012年与2017年投入产出表,分别计算了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与完全消耗系数矩阵,初步探索二者产业互动现状。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5)》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生产性服务业选取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及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六大行业,并将其简称为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金融、信息传输、租赁商务及科学研究。

直接消耗系数如表1所示。首先,由整体行业直接消耗系数可知,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投入比例逐年增加,说明制造业依赖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即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推动制造业效率提升,二者互动融合逐年深化。其中,河北省较北京市和天津市发展仍滞后,2017年直接消耗系数仅为0.095,说明河北省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不足,尚未起到应有的拉动作用。其次,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来看,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两大传统行业投入在2012年前明显高于其他行业,这是因为制造业传统行业对较为低技术的批发零售、交通运输行业需求较高。但在2012年至2017年间,金融、信息传输、租赁商务和科学研究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说明京津冀区域生产模式得到优化升级。分地区来看,河北省制造业对交通运输、金融与三地平均值相比处于较高水平,说明河北省制造业仍处于比较传统的生产模式,对交通和资本的依赖较高,而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较为缓慢。由于现代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较小,推力不强,致使高级服务要素在制造业产业升级中发挥作用较弱。完全消耗系数如表1所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个省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投入相较于直接消耗系数有很大提高,说明京津冀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一定的间接依赖作用。2017年,北京市完全消耗系数为0.883,天津市为0.701,河北省为0.322,可见相比于北京市和天津市,河北省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系数较小,与直接消耗系数所呈现的结果相同。

综上所述,由京津冀区域投入产出分析初步证实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研究假设。分行业来看,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在2012年至2017年间发展较为迅速,但相比传统行业仍存在差距。分地区来看,河北省无论在整体行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行业,同北京市和天津市仍存在差距。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制造业发展水平低导致二者间需求不均。

三、实证研究

(一)计量模型与数据

本文基于理论模型提出研究假设,同时借助京津冀三个省市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但为了更加深入研究二者之间是否具有对称的双向互动关系并且使结论具有可信性与科学性,本章节将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严谨实证分析。

1. 计量模型

通过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互动机理可知二者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模型中不考虑此种关系则会产生内生变量偏误,导致结果无法得到一致性估计。联立方程模型可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同时可控制无法观测的异质性。因此,本文构建了以下形式的模型:

ln serit = 0 + ln 1manufit + 2openit

+ 3cityit + 4ln serit-1 + it(10)

ln manufit = 0 + 1ln serit + 2ln rgdpit

+ 3invit + 4ln manufit-1 + it(11)

其中,0和0为常数项,it和it为随机扰动项,下标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解释变量为serit和manufit,控制变量为openit、cityit、rgdpit、invit以及被解释变量各自的滞后一阶项。

在联立方程模型中,由于存在内生解释变量,最小二乘法(OLS)会产生非一致性估计值,但因其计算简单,故本文中仍将其作为一种参考。要想获得一致性估计值,则须对联立方程进行有效識别,而在实践中满足有效识别的阶条件和秩条件的常用方法便是工具变量法。本文选取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2. 变量含义说明

(1)核心变量

由计量模型可知,本文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制造业效率(manufit)和生产性服务业效率(serit)。对于生产性服务业效率变量,本文选取交通运输、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信息传输、租赁商务服务以及科学研究技术六个行业增加值之和与就业人数之和的比值来衡量,并以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平减处理。由于个别地级市的制造业增加值未披露,故本文选取工业增加值与工业就业人数的比值来表示制造业发展,同时以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平减处理。

(2)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地区出口总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open)和城镇人口与城市总人口比率(city)来表示生产性服务业的控制变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rgdp)和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inv)指标来表示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同时将受价格因素影响的因素采用各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其折合为以2007年为基期,从而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

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基于2007—2018年北京、天津及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以及13个城市的统计年鉴。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二)实证结果分析

联立方程模型可以分为单一方程估计法和系统估计法,两种估计方法各有利弊。单一方程估计法主要包括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与广义矩估计(GMM),是将方程组中的方程分开估计,易忽视各方程之间的联系从而影响估计结果的有效性。系统估计法主要包括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是将方程组作为整体来估计,此种方法会因某个方程估计误差影响其他方程的准确度而带来偏误[21]。在联立方程组随机干扰项互不相关的条件下,单一方程估计法和系统估计法回归效率相同,但如果扰动项存在相关性的情况下,系统估计法效率优于单一方程估计。本文设定工具变量时,在满足秩条件前提下由于工具变量个数与内生解释变量个数相同故满足恰好识别的条件,所以2SLS与GMM估计效率是相同的。本文中选用2SLS、3SLS和OLS来对比估计,以便对比分析增加实证结果的说服力。

1. 京津冀区域实证结果分析

在表3的回归结果中,模型(1)和(2)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并未使用一阶滞后项的工具变量。由结果可知,内生变量和的弹性系数为0.218和0.262,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模型(3)和(4)是2SLS的估计结果,使用了内生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的工具变量,通过加入工具变量使模型得到了优化,拟合优度由原先的0.735 0和0.608 2提高到0.846 6和0.846 7。由结果可知,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存在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46和0.178,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时,制造业会提高0.146个单位;当制造业发展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会被拉动0.178个单位。通过弹性系数,我们得知生产性服务业与和制造业之间的双向互动并不对称,前者对后者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后者对前者的拉动作用,体现出两大部门在总体结构上的不均衡。这是由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通过代工形式参与其中,属于价值链低端部分,所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规模有限。模型(5)和(6)是3SLS的结果,核心变量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33和0.176,且回归结果显著,通过与模型(3)(4)的比较可知,拟合优度和弹性系数结果十分相近,但略优于2SLS模型,这说明京津冀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稳健,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设。经检验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联立方程中各扰动项相互独立的假设,证实了联立方程的随机干扰项之间存在相关性,故本文主要选用3SLS模型来估计实证结果。

对于控制变量,city参数估计值为正,且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实验,这证实了在京津冀区域城镇化水平可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伴随着人口城镇化的迁移,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利用其自身对人力资本、知识资本需求的特性吸引人才,助力产业的发展。open参数估计值显著为负,这或许由于我国融入全球化进程自制造业开始,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慢。在全球产业链中,发达国家已经将价值链高端技术掌握并不愿将其对外直接投资,故对外投资并不能直接推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rgdp参数估计值显著为负,原因或许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从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工业或制造业的发展更加注重绿色高质量发展,制造业发展的产业链也逐渐向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故rgdp尚未显著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发展。inv参数估计值估计值虽不显著,但由弹性系数可知可以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发展。

2. 行业层面实证结果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强的行业异质性,本文进一步进行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其中,模型(1)至模型(6)分别表示了制造业对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金融、信息传输、租赁商务以及科学研究六个细分行业的推动作用。首先,从表4的结果可知,仅有批发零售业与信息传输业参数估计值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制造业对这两个行业的拉动作用较强,制造业增加1个百分点时,批发零售业增加0.237个单位,信息传输增加0.218个单位。而制造业对其余四个行业尚未形成显著的拉动作用,但由弹性系数可知皆为正向拉动作用,且制造业增加一个百分点时,交通运输、金融、商贸租赁与科学技术分别增加0.085、0.054、0.065和0.013个单位。其次,由表5结果可知,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在1%水平下显著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当这两个行业增加1个单位时,制造业分别增加0.051和0.127个单位。而金融业对制造业的拉动作用并非显著为正,其余产业尚未显著推动制造业的发展,究其原因是在京津冀区域尤其是河北省地级市制造业发展仍处于中低端阶段,对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需求较少,导致金融、信息传输、商贸租赁和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比较缓慢,作为知识技术高密集行业还不能满足自身发展所以并未推动制造业发展。总体来说,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中,批发零售与制造业已形成显著的双向互动,而其他行业与制造业尚未形成双向互动的良性发展。在之后的产业发展中,更应将重点放置在发展与制造业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化过程中,作为国家战略之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圈更应注重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得发展结构更加平衡与制造业也将逐步深度融合。

3. 地区层面实证结果分析

因京津冀区域产业发展差异较大,故本文进一步考虑2007—2018年分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现状。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模型(1)(2)为北京市、模型(3)(4)为天津市、模型(5)(6)为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现状。首先,北京市和天津市虽然已经表现出显著的产业互动关系,但由弹性系数可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中仍然存在互动发展不对称现象。当制造业增加1个单位时,生产性服务业分别增加0.299和0.270个单位;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1个单位时,制造业分别增加1.180和1.180个单位。故前者对后者的拉动作用不及后者对前者的推动作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天津市产业结构也在发生积极性变化,由于制造业水平较高,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且生产性服务业正处于增长趋势,积极带动制造业的发展。相比于北京市和天津市,河北省的产业互动水平较低,尚未形成显著双向互动发展关系。这是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较慢、起步较晚,尚未形成显著的良性互动发展。且由弹性系数可知,双方的参数估计值均为负,原因是河北省制造业大多为较低端产业,对作为高知识、高技术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较少,所以未形成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作用;同时,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晚,尚未满足自身的发展,故未形成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综合来看,河北省应当加强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承接工作,利用区位优势发展高端制造业,搭建生产性服务业良性发展平台。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首先,基于D-S模型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机理。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可以通过自身种类丰富来降低制造业成本,从而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可以丰富生产性服务业种类,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发展。其次,通过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个省市的投入产出数据计算了直接消耗系数与完全消耗系数,对二者之间发展进行经验分析。再次,基于2007—2018年三个省市13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基于上述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总体上看,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间存在显著的双向互动关系,且由弹性系数可知互动关系并不对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推动作用大于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从行业异质性来看,仅有批发零售业与制造业形成显著双向互动关系,其他行业尚未形成双向互动的良性关系。信息传输业和交通运输业形成单向产业关联。第三,从地区异质性来看,北京市和天津市已形成显著产业互动发展的良性循环,但仍存在互动发展不对称现象。而河北省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晚,尚未与制造业形成双向促进的发展关系。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当前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客观上要求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战略由过去代工模式转化为自主创新模式,作为知识技术高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给予制造业支撑。但我国二者之间发展水平仍有一段距离,故发展与制造业需求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十分必要的。针对产业互动不对称现状,应促进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从而拉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当前作为具有高端技术核心发展圈之一的京津冀区域应当担当起领头羊的作用,相关企业应当发挥资源与地区优势,吸引高技术型人才,加强产业关联效应,推动互动平台发展。

第二,由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与制造业之间互动关系实证结果可知,金融业与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由于制造业需求较少导致发展较慢并未形成推动制造业效率增长的良性关系。这需要京津冀区域尤其是河北省地级市重视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应当建设完善的资本市场同时引进高科技人才。对于金融行业,应当抓住“十四五”期间各国家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机遇,推动京津冀区域外贸交流并形成长期资本往来关系,以支撑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对于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应当推动“海河行动英才计划”、“名校英才入石”等人才吸引计划的落实实行,同时应当利用各地资源优势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体系,为制造业的发展奠定高附加值基础。

第三,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虽然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但是三地之间的产业差距还是十分显著的。各地应当依据自身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与资源现状来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规划与具体的落实方案,不能笼统规划实行“一刀切”的形而上学。应当发挥资源优势加强资源利用与互动,积极探索新的增长极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北京市和天津市也应当起到带头示范作用,推动河北省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融合效应。京津冀三地应当重视建立以制造业发展为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促进产业集群式增长,推动产业间产业分布、基礎设施的协调联动,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

注释:

①  资料来源:京津冀区域总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意义. http://www.ccccltd.cn/zt/ztjy/jcdt/jswt/201907/t20190723_972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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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between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GAO Suying, CUI Wanchun, ZHANG Ye, MA Xiaoh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g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should be based on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and industrial linkage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Focusing on the region and city, using the data of 13 cities from 2007 to 2018,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Panel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ndustrial interaction between producer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asymmetr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e former promotes the latter more than the latter pulls the former. From the view of subdivision of productive services, the two-way interaction mainly takes place only between wholesale and retail industry. While financial sector, scientific research, other industries have not yet formed a sound two-way interaction.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dustry,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ve a one-way promotion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ch province, Beijing and Tianjin have shown a significant two-way asymmetrical interaction, because of the late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Hebei Province, there has not been a two-way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Therefore,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specially Hebei province, should accelerate the interaction integration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build a positive growth platform,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Key words: producer service;manufacturing industry;industry interaction;panel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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