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失信联合惩戒的关联性控制

王 译,袁培入

(1.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2.湖南勤人坡律师事务所，湖南 湘潭 411105;3.中国政法大学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088)

一、问题的提出

当下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急剧转型的运行轨道上,多地、多领域涌现的失信行为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民众意识到单纯地对失信行为从道德上予以评判不足以形成有效的强制力。而基于国家强制力规制之社会需求,当部分违法失信行为与严重失德行为上升至强行性条款予以立法规制时,其作为联合惩戒对象的必要性应运而生[1]。通过法治“救赎”社会失信行为已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共同主张,认识法律诚信的真义成为新的时代要求[2]。

从已公布的中央与地方信用立法规范性文件来看,联合惩戒具备直接减损相对人权益之特质(1)如《宿迁市社会信用条例》规定对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主体,国家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惩戒措施:(一)限制参加政府采购,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投标,国有土地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二)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退出)措施;(三)限制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特许经营活动;(四)限制高消费;(五)限制任职资格;(六)限制享受财政资金补助等政策扶持;(七)限制参加国家机关组织的各类表彰奖励活动;(八)撤销相关荣誉称号;(九)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和省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惩戒措施。。而在失信惩戒的执法实践中,经常出现不具有正当关联之情形,使得失信行为认定与惩戒措施适用之间存在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