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与乌托邦（ 三）
——重塑家园的未来

文 / 黄俊

编者按：回溯过去，有振奋人心的片段，也有令人扼腕叹息的场景。本篇为《白马与乌托邦》的第三部分。在经济极速增长的同时，城市也面临着承载剧烈变化的挑战。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割裂与历史的衔接。而人文精神在其中以何种形式发挥，深刻影响着城市发展的走向。

伦敦的后现代代表作之一：丰富含混的多元语汇，极具争议的嬉皮士角形象，设计师未曾预料的自杀平台。

某省科技馆的中选竞赛模型和实景对比， 以“文化”名义改造现代设计的后现代思潮的缩影。

3. 人文复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接踵而至的石油危机和金融危机，迫使西方文明史上“最幸福的一代人”开始反思历史进程和生活方式。经济至上的价值观引发的飞速发展导致新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而掘弃历史的激进现代化又让文明聚集的城市中心面临被抛弃的境地。在发达的北美和欧洲，汽车文化割裂城市肌理，城市核心出现大量“失落空间”，促使郊区化蔓延。经济危机让不可持续的急速发展戛然而止，通勤成本成为巨大的负担，长久被忽视的环境污染和社会问题终于成为关注的重点，人文复兴成为共识。

与文艺复兴一样，集聚社会经济活动的城市复兴成为此次人文复兴的重要载体。一时之间， 城市更新、城市再造、城市再生等等一系列口号应运而生。与轰轰烈烈的英雄主义不同的是，此次思潮刻意避讳崇高和一致的概念，转而关注个体在当下的多元需求。两次危机之后，安抚脆弱的个体成为首要任务，因此必须塑造任由人们放松、感怀、宣泄的环境氛围。

复兴是个沉重的词，让人联想到辉煌的过往以及随后不堪回首的衰败。治愈创伤通常会引发急于求成的通病，城市复兴也难以避免，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里被后现代主义偷梁换柱。情绪化的改革者对现代主义进行无情的批判，正如当年的现代主义一样；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系统地研究问题，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打破陈规、嬉笑怒骂、廉价模仿，本具有积极意义的后现代思潮在很长的时间内以嬉皮士角色参与城市改造，远未达到理应发挥的作用。即时、片段、甚至玩世不恭的拼贴，同时让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拥护者对城市的未来深感担忧。

九十年代初参观一个北京的国际建筑博览会，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国内外知名设计单位齐聚一堂，各式展品琳琅满目。北京某知名设计院的展位上，两名工作人员在聊天：“谁要出两万美元，我就能给他设计出比这更好的后现代。”他们展示的得意之作是个大比例住宅塔楼模型， 和当时司空见惯的普通塔楼住宅唯一明显的区别，就是以三角、半圆和斜叉为主题的各类附着装饰，像幼儿园的积木，也让人联想到后现代的批评家所说的 “廉价的装饰匠”。会场里大多是类似的蹩脚设计，不过兴奋的问询者也不少，看样子都是追逐潮流的开发商。我匆匆转了一圈儿就离开，不仅失望，更隐隐地为外面看似落后但也还算朴实的城市担忧。

没出几年，各式各样的后现代建筑就遍布京城，也从大城市蔓延到大江南北的城镇村庄，住宅、学校、医院、文化，甚至政府建筑都没有例外。那几年全国上下不知效仿了多少“国会大厦”和圣马可钟塔，至今依旧没有完全匿迹。伴随不断提升的消费水准，KPF 的语汇成为办公建筑的普遍时尚，而 “民族风格” 基本都被 “西方古典”取代 。以北京为代表的传统城市，尤其在城市建筑领域，进入迷失的“国际化”时代。

必须承认，社会的洪流难以阻挡，我也多少参与其中，毕竟刚参加工作也无从选择。然而我尽力坚持原则，撇开风格的好恶和项目身份的悬殊，平等对待每一个设计，让每一个创作实现最大的经济、社会和美学价值。英雄主义的精神依旧在内心引导，我坚定地认为，每一次不遗余力的付出都会增加一份拯救世界的力量，进而避免一座建筑或整座城市变得更糟。

入职后参与的项目多已在进行中，还有不少是改造它方设计或既有建筑，包括法院、公寓、商业、办公等等多种类型，风格迥异，形体、结构与造价等各方面限制繁多，远非自始而终的完整“建筑创作”，是每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认清现实的必经之路。 我始终以达芬奇的话鼓舞自己：“力量在制约中产生，在自由中消亡”，试图让自己认识到每个改进、每项看似微不足道的工作都有重要意义。初涉社会，最大的收获是意识到在复杂的城市和社会里，绝大多数工作是解决问题或提升现有，而非凭空创造。

有限的几次凭空创造的机会，至今记忆犹新。1998 年底遇到一位来历神秘的开发商，要在当时荒芜的北京东郊建一个在品质、空间和风貌上都独树一帜的 “荷兰村”主题商业项目，听来比让我反感的堆砌古典符号的住宅项目要严肃精彩很多。在城外的荒地建一个异域产物，道义上还可以感受。我满怀热忱地研究了荷兰建筑，提供了几张构思图，却没等来下文。十年后得知，那里建了布局形态都相似的“蓝色港湾”——索拉纳中心，只是没有荷兰元素。那之后我们还中标了某省科技馆，由当地设计院深化实施。几年后我去参观，发现纯粹洗炼的现代设计，被贴上不伦不类的宝塔元素，晶莹透彻的球状玻璃温室变成形似飞碟的小影院，据说都是某德高望重的大师授意，旨在强调“文化内涵” 与“未来色彩”。九十年代是经济和城市建设都飞速起步，文化思潮剧烈碰撞，鱼龙混杂的时期，围绕“人文复兴”的诸多体验，让我困惑无奈。

又二十年过去， 移民的聚居、低劣的环境、暴涨的房价和复杂的产权，让北京仅剩的胡同变成天价顽疾。

异域文化环境里的探索 — 郡医院设计的公告适逢当地英雄贝克汉姆的复出， 2003

与此同时，北京内城的大拆大建依旧在继续，我利用上下班和业余时间走街串巷，探索新奇，更为失去和即将失去的历史送别。西单到复兴门的路上，一栋栋气宇非凡的银行总部建筑相继落成，远远地伫立在宽阔的长安街两侧，像天外来客一样冷眼观望越走越急的城市；西单的商业街建起复杂异常的人行天街，那是已经被大多数欧洲城市批判并摒弃的“交通至上”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人车分离理论，据说是专家去美国考察后决定拷贝的现代化；新开业的庄胜崇光百货后面，一个胡同街区刚被推平，我跨进一个依旧坚持没有倒下的门框，看一座砖雕精美的影背正在炽热刺眼的夕阳里庄严地涅槃。

千禧年到来之际我参与了《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在我负责的北池子片区，因为调研评估工作细致，居民群众把我当成政府人员或是记者，简单的交流核实被误以为现场办公，最让人后怕的一次是院子内外忽然聚集了几十号人，还惊动了片儿警。居民反映最强烈的是产权纠纷、设施奇缺、房屋失修和邻里争端，极少有人关心或理解旧城保护的意义，最多也就是有个把怀旧的老人提出要留个念想儿。不满现状的大有人在，有人甚至说：“你们要想保护这些破房子，不如把楼房换给我”。这段体验让我意识到城市保护、人文复兴所面临的多方面因素，如果不能解决本质性的产权、设施和维护问题，留下的视觉印象也不会有长久生存的基础。其后二十年间，类似的问题始终是城镇改造的无解顽疾。

登陆英国的时候，人文复兴依旧在蓬勃进行，好在后现代主义的短暂高潮已退。战后的几次思潮对英国的城市空间和街巷纹理的影响并不比中国的小。激进的左派曾在战后号召把代表腐朽的传统建筑全部拆掉，与同期中国的运动如出一辙；今天的伦敦、牛津和剑桥等历史名城里的很多颐指气使的宏伟建筑，当年都命悬一线。大规模社会住宅建设的一系列错误决定，给曼彻斯特、伯明翰等重要城市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某些区域甚至武断地把1919 年之前修建的建筑以上百公顷的规模一刀切拆除，导致城市纹理和社区结构遭受严重毁坏。

后现代思潮引发反思，“社区精神”和“传统文化“ 被强调，具有英国特色的“都市村庄运动”倡导小尺度、人性化以及多元共生的概念，影响至今。然而，大量哗众取宠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的负面影响，比相对平实乏味的三流现代主义建筑更加严重，引起社会各方的担忧，肤浅的“药方”因此也很快失去气焰和追捧。我特地考察了斯特林和法雷尔等名师的作品，不少都可称为灾难，极大地改变了我对书报评论和建筑教育的态度。城市人文复兴是个严肃问题，绝不是风潮流派的更替实验。

我在英国的职业生涯始于柴郡一个传统名镇的建筑事务所。对习惯大城市生活和巨型尺度的我而言，眼前的一切都是全新体验。 我利用午休时间探究镇上的各个角落，从微观层面体验城市复兴。小镇的广场和街巷里汇聚着乔治亚、维多利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等各个时期的产物，建筑、小品和植被都当仁不让地展示自我价值，但相互间的冲突矛盾远比大城市小得多。在这里，城市人文的复兴更多地关乎地域特征、文化遗产和社区精神，而非风格和主义之争。

小镇位于著名的峰顶国家公园西侧，几百年来顺应地势的有机演化让她和自然和谐相融：起伏有致的高差，婉转自如的道路，以及街巷对景的巧妙设置， 让不大的城区步移景异。秘书家几代人都住在镇上，她由衷地说，哪儿都不想去。她和很多同事对家乡的眷恋，与当时国内向大城市搬迁的奋斗目标截然不同， 让我意识到消除城乡差距的重要性。由此开始，我在近二十年时间里参观走访英国成百上千个城市村镇，不断体会思考人文复兴的深层内涵。

那两年我参与了大小数十个项目，遍及柴郡南北到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周边地区。 我惊讶于每个地方引以自豪的风貌特色、风土民情、街巷纹理及细致入微的文化差异，更被自下而上的保护观念感染。对那个年代和这个相对保守的地区而言，我这样一个饱含热忱并努力在有限的时间、经费里传承当地文化的中国建筑师，实在也是新鲜事。我为郡医院设计画的一张水彩效果图被地方报纸刊登，编辑和当地群众说，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医院周围的寻常巷陌，原来也洋溢着美与尊严。

我决定南迁伦敦的时候，老板并不惊讶，他说你的理念应该去更大的项目实现。我在中英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以及两类不同尺度里积累的经验和思考，需要在更加复杂的大规模项目里验证。新加入的 Benoy 建筑师事务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获得巨大成功，成为世界级城市综合体专家。 虽位于伦敦的总部，对各处飞来的项目问询应接不暇，但欠缺具备综合大尺度设计、多类型经验和国际视野的设计师。我的相关履历以及对人文复兴和设计责任的观点，让我立刻就被赋予核心项目设计的角色。

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的新地标 - 圣大卫中心， 2009

2004 年春天我入职时，新的项目组正在搭建。“圣大卫中心” 位于英国威尔士首府卡迪夫，投资近七亿英镑 （当时合上百亿人民币），将是该市中心半个世纪以来首个大规模改造，也是欧洲最受关注的城市项目之一。自此之后的八年，我在欧洲、中东和亚洲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综合体引领的城市更新。

卡迪夫的初次调研体会可谓触目惊心：战后毫无章法的建设让初访者难以把它和历史名城联系起来，交通为导向的规划把中心区域割裂，品质低劣的建筑让街道毫无吸引力和安全感，不多的行人都面色苍白，可见城内的社会经济状态。含混且没有灵魂的市中心充满“失落的空间”，让团队一行都心情沉重。然而当我们登上要拆除建筑的楼顶环顾时，与我同样充满激情的设计总监忽然对我说：“你能想像吗？我们将要彻底改变一个首府的核心区，这座城市未来五十年的天际线和命运将出自我们之手！”

项目主导者是英国最大的开发商。他们的总部一侧面向特里法加广场，一侧面向泰晤士河。会议室窗外正对着特里法加广场 ，即伦敦的天安门广场；象征国家精神的纳尔逊纪念柱高高伫立，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每次开会我都会早到不少，倚窗观察广场四季阴晴的变化和人流活动，边设想项目的未来。

开发商与市政府都不断重申他们宏伟的目标：建设一个标杆式项目，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让卡迪夫重振雄风，成为欧洲新的休闲目的地； 我的发言则不断强调重塑城市特质和市民精神，以及商业成功和形象工程背后的人文复兴。我试图改变这些重要人物的传统思维，即著名的卡迪夫城堡、博物馆区和湾区才是重点打造的市民文化空间；我希望把握这五十年一次的机会，让熙熙攘攘的商业休闲空间也成为鼓舞感染民众的城市核心公共空间，彻底打通城市血脉，体现这个时代的价值。

项目历经六年，跨越危机前后经济的最巅峰和最低谷，好在终成正果。虽然金融危机导致很多变更和妥协，圣大卫中心的整体设计和建造品质依旧被业界认为是欧洲近年来城市更新的样板，其对于城市文化精神的积极影响更被市民高度评价。面对周边风格各异的新老建筑，项目没有采用起初政府和开发商都认为“安全”的后现代式复古设计，而以简洁洗炼的现代手法，从体量、形体、比例、材质等多方面与周边环境达成呼应，突出时代精神。作为设计负责人和公众与开发商之间的协调，我一方面为高品质文化艺术元素争取到更多经费，一方面也要对社会组织和公众的不合理要求进行干预，其间的冲突、磨合与化解本身也正是人文复兴探索的过程。

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反思让人文元素受到更多的关注和费用投入。设计的目的不再纯粹致力于实现效率最大化、利益最大化或为艺术而艺术的孤芳自赏，而开始注重从地域文化与历史遗产中挖掘生命力和附加价值。然而对早期现代主义的反思时刻提醒我们，人文社会的问题复杂多样，不可能有简单拷贝的万能钥匙。

没有万能的钥匙，就需要以认真的原创精神对待每一个项目，让它们都植根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在伦敦东南著名的“蓝水”综合体，肯特郡特有的谷仓成为形体塑造的元素并依旧发挥自然拔风的功能；一系列以抽象船帆为主题的大型悬挂艺术装置不仅突出其地域特色，也有效地起到遮阳防眩光的作用；公共区域的墙面浮雕展示地方的历史，铺地上的焦点是简洁拼贴的泰晤士河流域。传统与现代以及美学与实用之间的均衡，让她成为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作品，吸引了众多客户，也激发了一系列精彩作品。包括香港九龙的“圆方”综合体。在“圆方”，我们没有简单复制或因借“蓝水”的元素，而是以中国文化的“五行”元素作为室内外设计主题，不仅巧妙解决了巨型基础结构之间不规则空间利用的挑战，更对东方传统文化与抽象现代空间结合进行重新定义。“圆方”成为新一代城市综合体的旗舰，在更加广阔的亚洲市场引来比“蓝水”更大的轰动，其最直接的影响包括上海浦东的“国金”。2008 年春天我在伦敦南岸中心的国际创意大会发布“国金”的设计时，北京奥运会的轰动还是未知，对当代中国知之甚少的人们反响强烈，纷纷反映“国金”与新闻和好莱坞电影长久以来灌输的中国形象相去甚远，让我感受到设计作为文化交流媒介的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鼎盛、公司业务飞速增长的形势下，我获得总裁的支持，建立起事务所内部的项目设计评估体系，在保证公司设计水准一致的同时，突出强调作品的原创性和地域特色。

卡迪夫圣大卫中心是金融危机时欧洲在建的最大城市项目， 也被认为是近年来城市复兴的高品质标杆。

英国馆设计师海瑟维克向我介绍设计， 2010

自酒店看浦东，让英国代表团惊讶的上海，2010

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承办的又一文化盛宴，或许也是战后东西方文化最宏大的思想碰撞之一。我作为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的代表团成员访问上海，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小巧新奇的英国馆被观众们昵称为“蒲公英”，让因之一举成名的托马斯·海瑟维克不悦，因为蒲公英在崇尚园艺的英国是人人厌恶的顽固野草。我给他解释蒲公英在中国文化里的浪漫涵义，终于化解了他的“误会”。

代表团里的绝大多数建筑师都首次来华，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以及好莱坞电影长久以来渲染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让他们在真实和印象的反差里不知所措。每天在大巴车上看到的城市景观让人们叹为观止，尤其在高低错落的高架桥之间穿行时，看到巨大的混凝土结构相互投下美妙变幻的影子，为车辆提供宝贵的荫凉，而穿插的梁柱上精心布置和维护的绿植更好似迷你森林。“这根本不是钢筋混凝土的丛林！” 邻座的学会主席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亮； 当晚在金茂大厦俯瞰上海，他和很多人都感慨似乎已经悟懂了一些中国文化。此行给所有人的感悟是：接受多元化的世界，以开放的心态尊重地域差异，避免轻易以通用标准或理念来规范约束。

此后不久我开始为期两年的中国工作，负责 Benoy 当时最大市场的业务拓展。此时国内的城市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以商业综合体引领的大规模更新开发波及大江南北的各级城市。在欧洲、中东、香港和上海的一系列业界标杆项目，让事务所成为当时城市商业综合体领域的世界级领军企业，收到的项目问询不计其数。然而具备开发经验和实力并符合我们合作要求的并不多。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急于求成的投机性开发者，设想通过快速复制“蓝水”或“圆方”，在当地引起轰动效应，却漠视需要的资金、市场的承受规模和当地的消费水准，更没有意识到从当地文化汲取灵感挖掘价值的重要性。同时，不少中外设计单位也都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摒弃职业道德，把文化创造简化成肤浅媚俗的符号游戏，以龙、鱼、灯笼、元宝之类所谓的“中华文化精髓”包装营造“皆大欢喜”的说法和借口。

我们有份“婉拒”合作的亚洲客户名单。这个名单的标准基于客户口碑、项目质量及潜在风险。时值国内商业地产蓬勃发展的上升期，作为国内领军企业的某企业被各个城市请去开发最重要的地段。它们在快速推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对城市结构和文化传承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而其难以预料的进度变化和文化品位，尤其让我们为其品牌和城市发展担忧。

从城市更新开发的责任和价值获取来看，这家企业当时的仓促运作是对可贵的人文价值和远期商业价值的漠视，着实可惜。在武汉，“楚河汉街”像是海纳百川的影视城，我拒绝参与的项目最终翻版伯明翰的百货店，而袖珍拷贝的伦敦塔桥和卡拉扎瓦作品让人瞋目结舌。如果沙漠里兴建拉斯维加斯的做法还可以商榷的话，在代表武汉文化精神的东湖之滨的肆意拼凑实在让人痛心。政府、开发者和设计者理应共同担起责任，杜绝为贪图新奇或捷径而触碰文化道德底线。 2012 年，我受邀参加万达首届“时尚之春”论坛，就商业设计的价值发表演讲，并重点谈及人文精神及其附加值，殷切希望会场上的共鸣能转化到他们之后的发展运作之中。

多年来参与的大量城市更新改造，让我深刻体会到让建筑师无能为力的规划层面的根本性问题：错误的规划用地属性、草率抹去的宝贵历史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决策层对社会人文和商业价值缺失的系统性认知。我因此希望能影响前期规划制定，把我的综合经验、对人文自然价值的思考和新颖的生态发展理念，注入僵硬固化的规划思维。适逢夫人建立起城市规划设计事务所，我欣然加入并借此机会探索新的方向。

金融危机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人类的生活理念和发展思维，经济至上的复苏策略和短视发展驱动的消费观进一步催生全球范围内的房地产泡沫，尤其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参差不齐的城镇化进程， 为可持续发展和历史遗产保护带来巨大影响。

即便在具备完善经济和城市发展体系和法规的发达国家，比如英国，众多城市保持已久的天际线和风貌都被轻易突破，乡村也迎来前所未见的扩张，饱含争议的高铁的修建正在迅速彻底地改变很多地区千年未变的景观风貌。一次次以撬动经济为由的“特例”让普通公众也在质疑发展的代价。我利用国家设计委员会专家及评估委员的身份，与有识之士一道投入捍卫历史遗产和人文复兴的工作。

楚河汉街， 2012。 受猎奇和“国际化”心态驱使的错误开发，东湖之滨错失的巨大机遇。

在代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四个严峻的问题日益凸显：首先，片面追求“国际化”引来的媚外情结依旧普遍，比如上海的十个异域小镇，引进的伦敦巴士和电话亭，以及各地依旧在流行的万国风格，有损文化自信与尊严。第二，传统人文遗产在快速发展中继续遭受破坏，除了普遍的老街区大面积拆迁外，甚至一些千百年来被尊崇的风水背山也被不负责的规划一道道切断。第三，人文遗产的调研和保护停滞不前，资料缺乏核对，保护措施泛泛，我在很多项目的调研都被当地人称作和历史情怀的最后道别。即便在理念相对先进的上海市，历史街区和古建保护时至今日依旧缺乏具体的分类标准和细则。第四，保护开发理念普遍滞后，要么不能发现价值潜力，“守着金饭碗要饭”；要么照搬短视粗放的模式，得不偿失。

关于古建遗产保护的争论在国内由来已久，我既不主张闭门谢客的尘封模式，更不同意以之为由头大肆开发。对历史最好的保护和尊重，是保持它与当代的对话，让往日的美好融于今日的活力；但不要贸然编造历史（大量假古董）以狗尾续貂，或者以今天的调侃（粗劣的舶来品）让历史难堪。人文复兴是基于当地历史，延续过去、当代和未来的传承演化过程。

我一向倡导：首先要通过细致的调研核实来挖掘地域特色和历史文脉，再结合历史对当代的结构肌理进行恰当的补齐完善，最后根据相关法规和业态规划，对古建和环境根据级别进行修复、增补与升级，满足当代和未来的弹性需求；新老共生需要磨合，因此适度规模、循序调整、分期发展是关键。在以佛教和竹文化著称的江西宜丰，我们挖掘、整理并完善的的山水格局和古城脉络，让当地人看到保留仅存几处历史街巷的价值和意义；在“没山没水没坟头”的北京大兴，我们把七十二联营的故事落到图纸，活化几百年尘封的文化引擎；在与金门隔水相望的晋江，我们为拯救失落的“理学之乡”塘东描绘了一幅复兴的蓝图。

人文复兴的本质，是以人文主义精神唤醒失落的灵魂， 化腐朽为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