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叉

一

我站在这里，眼前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大到能把我整个人都装进去。

我站不站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面对一面镜子。每一天，我都要面对它，有时站十分钟，有时站几个小时。为什么要站在这里，难道仅仅因为这是我家里最宽敞的地方吗？我不清楚。好像冥冥中存在一种召唤的声音，让我站在这里看，看镜子里的那个人。也许有一天我能看出他就是我，也许。

父亲常说我这是病，但他又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病，所以也没有理由阻挡我看镜子。今天我的“病”已经发作了半个小时，我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在这半个小时里，我一直盯着这块涂有金属的玻璃，好像我真能从中看出另一个人似的。我先看到一块玻璃，然后看到里面映出家里的摆设，接着就看到里面走出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我们永恒地处于对视之中，显得极为恐怖。当对视成为习惯，并且能自然而然地“发作”超过十分钟时，镜子里就会出现不一样的东西。先是眼睛不断放大，大到模糊，直至铺满整面镜子，盖住里面的那个人。而后眼睛又不断变小，里面的那个人跟着变，他变得只有瞳孔般大小，钻出镜子，跑到你狭窄的眼睛里。再接着又是一阵模糊，模糊中隐藏着许多光，黄的、红的、白的，不停地闪动的光。眼睛是第一个衍生出不同事物的器官，接着是嘴、鼻子、耳朵，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一切都会变，只要你停在这，超过十分钟。

“尕娃，你过来，跟你说个事。”

我听到父亲的声音，他在喊我。模糊中，我抓到一股怨气，这声音打断了我正在变化的眼睛，一只眼睛都没有达到高潮！但我还是极不情愿地答了一声，狠狠地从这里拔出腿，朝父亲的卧室走去。

我很奇怪父亲怎么还没去上班。当我走进他的卧室，他正在卧室里面的卫生间里刮胡子，对着一面镜子。

“咋了，爸，我正忙着呢。”

“你忙个啥，叫你半天了，我叫鬼呢，不出个声。”父亲看着镜子，摸着胡茬，语气中带着刺。

“没忙啥，我刚没听清。啥事啊，爸，这么着急。”我靠在门框上，试图用这种撒娇的方式稀释父亲的那根“刺”。

“还能有啥，跟你说了多少遍，让你再去办个身份证，你咋还不去？”

“我不是说了吗，我是个学生，再办一个，万一人家查出来不对，不是惹祸嘛。”

“惹祸？我办了，还不是好好的？你胆子咋这么小呢，你看着，万一你现在这个丢了，我看你咋办。”父亲将刮胡刀收起来，离开镜子，走出卫生间。

“不是，你是社会上的人，我是个学生，不一样。”

“就因为你是学生，跑那么远上学，才让你多办一个。要不这个丢了，你连火车都上不了。”父亲穿上外套，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自小就不敢与他对视，哪怕别人都说我跟父亲长得很像。“那行吧，我去试一试，唉……”

“别唉了，我吃过的馍馍比你走过的路多，听你老子没错。”父亲说着话，准备出门去。

“那我咋说呢？我都有个身份证了，人家肯定不会给办的。”

“你就说现在的丢了，咋这么笨嘛。再办一个防备着，多好。”说着父亲便朝大门走去，我还靠着门框。

八九点钟的太阳美得让人想亲它，哪怕在冬天的西北小城，它都是那么令人欢喜。但我只能享受一会，父亲临走时说的话像一把剪刀，剪短了我的阳光。我打开衣柜，准备出门的衣服，没有再照镜子。我认为穿衣服根本不需要照镜子，你总不可能因为穿衣服的好坏，变成另一个人吧。这发挥小聪明总结出的道理让我产生一种快感，但它并不能打败我的恐惧，太阳同样也不能。

我是个胆怯的人，不，应该说是一个懦弱的人。父亲现在让我去做的事，着实让我头疼。这事到底违不违法，我也不知道，就觉得不合规矩，有点害怕。今早说这事之前，他已经跟我说过好几次，他就像只老母鸡似的急于保护自己的“蛋”，生怕我出门在外丢了身份证，生怕我没法回家。我了解他的苦心，也怕他。作为儿子，我感覺我是中国式的最好的儿子。我只能硬着头皮去办，撒个谎，拿到两个身份证，以防丢失或者被窃。

我一边想这些混乱的事，一边穿好衣服。父亲早就给我准备好了材料，装在一个黑色塑料袋里。我拿上塑料袋，拉开铁门，瞥了一眼大门旁的镜子，走了出去。当我锁好门转身，一股阴森森的风立马吹了过来，打在我脸上，差点把我吹倒。我后退几步，身体撞到铁门，但我来不及品味疼痛，裹了裹衣服，继续往前走。

二

一路上，我的身体被衣服包裹着，脸和手却遭了殃，被风一刀一刀地切割。离派出所还有几十米时，我颤巍巍地将塑料袋放在马路牙子上，使劲朝手心哈气，顺便用手捂了一下脸，希望它能好受一点，不要被风吹得变了样。我提起袋子向前走了一步，停住，抬头观察了四周，冬季的早晨路上没有多少人。我这才敢将右手插入棉衣的内兜，掏出钱包，从钱包的最深处拿出了那张写着“祁觅”名字的身份证，又慌慌张张地把它放进去，再将钱包重新塞到内兜里，从衣服外面拍了拍胸口，长出了一口气。

我确定自己是祁觅，一个生于西北小城、正在南方读书的学生，我写点小说和诗，爱过几个女生。这种“确定”来自于看到身份证，它让我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但现在我就要去打碎以前的我，重新办张身份证。或许我想多了，只不过是重新办张证而已，没什么特殊的，我还是我，自始至终都是我。

初中的时候老打架，被片警追得满街跑，所以我一直挺怕进派出所，但这次我挺起了胸膛。我是个大学生了，不是以前那个爱打架的小混混。

走进派出所大院，里面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我四处张望，看见了门上写着“户籍室”的房子，这是我要去的地方。进屋之前，我站在院中停着的一辆警车旁，对着那扇乌黑的车窗理了理头发，确定自己的发型没有被吹坏。

户籍室的门没锁，轻轻一推就开了，里面空无一人，但比外面暖和得多。我赶紧跨进去，停在门后，看了会墙上张贴的管理条例。我心里满是疑惑，这电脑开着，房子也这么暖和，咋就没人呢？这时，门再一次被推开，我看到一只拿着碧绿色茶杯的手伸进来，那手纤细白嫩、指甲上涂着粉色的指甲油。

“你谁呀，怎么闯进来了！”

我顺着那手往上看，这是个女警官，看起来很年轻，扎着马尾，抹着淡淡的口红，睫毛翘得很高。她发现我盯着她，用脚碰了一下我的脚，“哎，听到没？问你话呢”。我这才反应过来，赶紧往后退了一步，给她让路，我知道她要往办公桌那头走。

她从我面前走过，我闻到一股哈密瓜的味道，这是介于成熟与不成熟之间的女人的味道。“我来办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丢了。”我说，看着她坐到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她放下茶杯，两只手相互搓着，往椅子上靠了靠，椅子轻微地转着，她低声说冷死了，什么鬼天气。她说完拿起茶，喝了一口，右手放在鼠标上，盯着电脑屏幕。我又重复说了一次，我来办张身份证。她没抬头，轻声说：“听到了，你个小孩倒是挺啰嗦的，户口本什么的手续带来吗？”“带了带了，姐姐，你看现在可以办吧。”我想赶紧办完，早点解脱。

“手续有了就好办，你稍等会，就给你办。你说你们现在这些孩子，粗心大意的，身份证也能丢？”她抬起头看我，脸颊上还遗留着被风吹出的一道红晕。

她没问还好，一问我就慌了神，手都不知道往哪放，双脚来回地蹭着地，说不出话。“你坐吧，别站着了，手续拿出来，我先看看。”她朝办公桌前的椅子指了一下，示意我坐在那。我把塑料袋放在办公桌上，坐了下来，低着头不说话，好像自己是被抓进来的一样。我听到纸张翻动的声音，猜测她在看我的材料。我不敢抬头看她。

“丢的是第二个身份证？”她突然问了一句。

“嗯，十八岁时第一个身份证过期，换了一次，这次丢的是第二个。”我的嗓子好像被什么堵住了，声音很轻。

“你有过曾用名？以前叫祁哈伦？”

“办第一个身份证时，我还没有大名，就在小名前面加了个姓，当名字了。”她这一问，让我回忆起我以前还有个名字，祁哈伦。回民的孩子生下来就会取个阿拉伯语名字，这是族内的名字，我们称其为“经名”。第一次办身份证时，我十二岁，那时候还没大名，我爸觉得经名叫着方便，就一直拿它当名字。直到现在，不少小学同学见到我，还叫我“哈伦”，他们不知道祁觅是谁。

我说完，她没有再问。沉默中我依旧低着头，听着键盘的敲击声。屋内越来越热，我想拉开外套的拉链，但又怕钱包不小心掉出来。

“材料都弄好了，现在拍照。”她打开了我身后的灯，又回到了办公桌后。

“把外套脱了，你这个外套的颜色拍出来不行。”她打开电脑前的摄像头。

我小心地脱下外套，将它慢慢放在旁边的椅子上，又按了按，确定钱包不会掉出来。

我端端正正地坐回摄像头前，她在操作电脑。我往办公桌后快速瞅了一眼，她竟然也在看我，对视了一秒，我又立刻低下了头。

“你别说，你长得还挺可爱。”

我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头低得愈发低了。

“好了，抬头，要拍照了。”

我坐得端端正正，任凭她摆弄我的头和身子。她摆弄我的时候，胸口偶尔会蹭着我的脸，这是我第一次清晰地闻到女人的味道，那不是“哈密瓜”，那是火药。我感觉身体有点不适，正要逃跑的时候，她不摆弄我了。咔嚓一声，她说已经好了，快得让我感觉之前都没必要摆弄我。

她说，可以走了，一个月后凭票来取，说着就塞给我一张纸条。我看着她的眼睛，从那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还有一些碧绿的叶子，温顺地飘荡。

“赶紧走吧，别看了。”她说。

三

办了新身份证后，我感觉浑身上下都不舒服，像是犯了什么罪似的。恐惧笼罩着我，但我仍然每天按时吃饭、睡觉，四处晃荡。恐惧有时候等同于无聊。

那天下午，我沿着大巷道晃荡，经过老城门口、解放路、中心广场，一直晃到庆生路。这是我一直想绕着走的红灯区。但红灯区也不仅仅是红灯区，除了那些穿着渔网袜卖笑的姑娘，這里还有酒吧、KTV、餐馆等各种去处。我原本以为自己只是路过这里，说实话我知道自己对女人没有兴趣，因为我对自己都不感兴趣。我平复心情，想着再往前走走，今天晃荡了一天，什么事都没做，就去新华街买本书吧。

终于有了行走的理由——买书。我加快脚步，想快一点走出这条街道，当然不全是为了早点买到书。在我即将转过街角时，意料中的事发生了，我还是没有离开这条街。

那是一幢熟悉的房子，在新华街和庆生路的交界处。上中学时，我总到那里去，还常常安慰自己，它不属于庆生路，不属于红灯区。

我推开玻璃门走进去，眼前立刻感觉蒙上了黑布，微微有些亮光照着走廊。朝走廊深处走了几步，一股夹杂着泡面、烟味、脚臭汗臭的奇怪味道冲到了鼻孔里，我咳嗽了两声，继续走。两侧墙壁上挂着《使命召唤》《侠盗猎车手》《仙剑奇侠传》等游戏的海报，还跟以前一样，纸张有些泛黄，不知道是不是烟熏的原因。

这是我度过中学时代的网吧。说真的，我不是个爱玩游戏的人，但那时候我总觉得没地方去，这里黑糊糊的，特别符合我想象中的“桃花源”。所以我一有空就跑到这里来，尽管从我家到这、从学校到这都很远。那时，在我的想象中，桃花源就是看不清他人、自由、无拘束的地方。这间网吧刚好满足我。在这里你只要交了钱，坐到自己的位子上，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有人管你。玩得久了眼睛会花，看人也不怎么清楚。

我常常跑到这，开一台电脑，买一瓶水、一包泡面，能待一天。但我也没有什么非要做的事，就是在那里坐着，随便动动鼠标、动动键盘。也就是那时候，乱动键盘和鼠标的我开始在无聊中写起东西来。我在与自己想象吻合的地方，做着自己想做的事，这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舒畅。起初，我写诗，也不明白咋回事，就不停地敲回车，照着以前看过的几首现代诗的样子分行，乱七八糟写了不少。后来我学着写小说，就是编故事，总会把人编死，编得自己都偷偷抹眼泪。再后来我什么都写，不管文体，想到什么写什么，打字的速度比人家玩游戏还快。我还买了个U盘，边写边存起来，包里每天都背着自己几十万的文字。

走廊其实不长，走几步就到了尽头。这里变得開阔，以前小小的吧台不见了，变成了一处卖各种零食、茶水的大柜台。放眼望去，电脑也换了模样，都是特大的屏幕，看不到主机在哪里。

说到主机，我就会想起当年总坐在我身边打游戏的那个女孩，我们没怎么说过话，直到后来她教我玩《刺客信条》。我老早就注意到她了，因为我俩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她总坐在那里打游戏，我坐在她旁边编故事。有一天，我正编故事时，女孩来了，那天是周末，她来得比平常晚。我用余光瞥了一眼，继续编故事。突然我的电脑屏幕全黑了，什么都看不到。原来那姑娘，往桌子底下摸，想开自己的电脑，结果两台电脑挨得太近，她没开得了自己的电脑，倒是把我的主机给关了。我眼前也发黑，这故事我写了两个小时，就这么没了？我的眼睛好像被一层纱裹住了，看不清她，只听到她不停地说对不起，说着还再一次帮我按了下主机的开机按钮。我还能怎么办，不情愿地从嘴里蹦出一句，没事。电脑又一次亮了，可是我的故事谁赔给我？我没了心情，狠狠砸了下键盘，我靠着椅子躺下去，什么也不做。

这时我的眼睛突然明亮起来，我侧身看着那姑娘，头发长到腰间，泛着淡淡的红色，穿着一套牛仔服。她转头，把耳机放到脖子上，看了我一眼。这倒让我有些不好意思，这姑娘挺好看，我好像不应该那么凶的。后来不知怎么的，那姑娘开始教我玩《刺客信条》，可能是觉得生气的我没事做。我学会了那款第一人称角色扮演的游戏，整个系列都玩了个遍，但现在忘的差不多了。

她教我打游戏，我们聊的慢慢多了起来。我知道她要比只能借别人身份证上网的我大好几岁，早早就出来打工，现在在附近开了家理发店，闲的时候过来打游戏。她还强调，他们那家店是正规理发店，让我有空过去玩。我们聊得很开心，有时候我还会给她看我写的故事，有时候我还会写她。那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她就不见了。我去她开的那家店看过，隔壁的人说她欠了钱，跑了。她走了以后，我对游戏的兴趣又没了，又开始编故事，很多次写到她。写她倒不是因为她教我打游戏有多浪漫，也不是因为她欠钱跑了有多惨，而是因为她亲过我一口。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有女人亲我，在我编故事的时候，她竟然偷偷亲了我一口，快到我没闻出她的味道，快到我怀疑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

这个地方让人觉得五味杂陈，但我还是来了。这一次不是为了逃避或寻找什么，而是恰好路过，路过而已。我从钱包里抽出五块钱和身份证，“哥们，开台机子”。说着我把钱放在了吧台上。

坐在吧台里面的小伙子挺帅，眼睛微微睁开，看上去刚刚睡醒。他拿了我的钱和身份证，将身份证放在登记的仪器上，“咚”的一声从电脑的音响里传出。

“开不了，这张身份证别人在用。”他说着将身份证递了出来。

“什么，怎么可能，你再试试。”

他又试了一次，又是“咚”的一声，我看到电脑屏幕上出现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此身份证在用。

“你的身份证正上机呢，开不了。”他说。

“怎么可能呢，我身份证这不在这吗？”

“你丢过身份证吗？”

“没有啊，我身份证一直在我手里呢。”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这张身份证别人正在用。”

我拿着写了“祁觅”名字的身份证看了半天，没错呀，这就是我的身份证啊。我反复搓着它，好像多搓几下，它才能用一样。

“这是啥原因，我的身份证没丢过，是不是我在外地上过网，这边就不能上？”我爬在吧台上问。

“不是那个原因，这身份证现在不能用，说明此时此刻这座城市的某个网吧，有人就在用这张身份证。”

“这张身份证？”

“嗯，你的身份证。”说着他递给我一支兰州烟。

我狠狠抽了口烟，摇着头。“这就怪了，怎么有人用我的身份证呢？这证还在我手里。”

“你这是第一张身份证吗？”他问。

“没有，十八岁换了一次。”

“那第一个呢？”

“派出所收回去了。”

“那就应该是那个身份证的问题，你去派出所问问吧。”

我灭掉了烟，死死拧了下烟蒂，觉得他说得对，我是得去派出所看看。“谢谢你，兄弟，那我去派出所看一下。”

“也不急，你想玩的话，要不我先用别人身份证给你开一台？”

“不用了，我还是去找我自己的证吧。”说着我就往外走，没有一丝留恋，也没有再想起什么，甚至那走廊都被忽略了。我一下子钻到了大街上。

四

我又在派出所门口来回转，跟一只拉磨的驴一样，迟迟不敢进去。

但我必须进去，顾不上自己的发型怎么样，也没注意派出所的院子里到底停了几辆车，我径直往“所长室”走去。

所长室里站着一个中年男人，穿着警服，拿着保温杯，一只手放在暖气片上。“什么事，小伙子？”他问。

我喘着气，两颊通红，“叔……我的……身份证……被人用着呢。”

“不急，慢慢说。”他示意我坐下。

我坐在沙发上，他也在椅子上坐下。我一五一十将事情跟他说了，他皱着眉，仔仔细细听完，想了一会。他对着外面的院子喊，“小祁，小祁，过来一下……”

我还以为他喊我呢，没想到一会就有人走了进来，是那天给我拍照的那个女警察。“马所，你找我？”

“这娃的身份证被人盗用了，而且他身份证从来没丢过，你查查是哪里出问题了。”

她看了我一眼，睫毛翘得都像要掉了。“你不是那天办身份证那个嘛，你身份证不丢了吗？又咋了？”

中年男人一听，脸立马阴了。“咋回事？说实话。”

“叔……这个……我也知道我做错了，是我的不对。我家里让我多办个身份证以防万一，所以我骗了这个姐姐。我的第二个身份证没丢，但我去网吧的时候，我的身份证就在我手里，就是用不了，人家说是有人在用……”

“那你的第二个身份证呢？”中年男人的眉頭像一块越压越紧的弹簧。

“就在我身上呢。”我说。

“你拿出来，我看看……”中年男人说。

我伸手往内兜里摸，拿出钱包，打开，准备取身份证时，我彻底傻眼了。钱包里没有身份证。

“身份证呢？”

“刚刚我来的时候还在，哪去了？”

“你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派出所是菜市场吗？”中年男人大声吼道。

我抖了下身子，注意到那个叫“小祁”的女警察也很紧张，她的两只手紧紧扣在一起。“你们咋办事的，办个身份证就弄成这样？好好反省。”所长平静了一些，对女警察说。

我的手抓着裤子，抓一下放开，放开又抓一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管你说得真还是假，你现在的身份证正在办，过几天按条子上的时间来取，自己收好自己的东西，少跟我们玩心眼。用这心思，你还不如自己收好身份证呢。小聪明……”

中年男人教育了我很久，在他说话的时候，我没怎么注意听，倒是想明白了几件事。一、我的第一个身份证和第二个身份证都丢了;二、第二个身份证是刚刚丢的，第一个身份证确实有人在用;三、我现在只能等着第三个身份证出来，此外别无办法;四、我在派出所说不清楚了;五、我怎么出去？第二个身份证去了哪里？

“小祁，你们以后的工作要多多注意，先去忙吧。”

我听到这话，才知道中年男人说完了。女警察转身走了，她没关门，外面的风呼呼地吹进来，往我身上灌。“你还不走，坐这干吗？”声音从收拾桌上东西的中年男人口中传出，像风一样锋利。我赶紧起身往外走，终于能出来了。我叹了口气，可是出来又怎样呢？

五

我急急忙忙地走了一遍刚刚走过来的路，从派出所到网吧，一处地方都没落，仔仔细细地看每一条路，希望能看到写着“祁觅”名字的身份证。但我什么也没找到，哪怕我到了网吧，将那个帅小伙从吧台上叫起帮我一起找，也还是什么都没找到。

我成了没身份证的人。而那两张丢了的身份证，像两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爆炸。第一个身份证已经被人用来上网，第二个身份证也不见踪迹，万一也被人拿走呢？杀人、骗钱、传销各种违法的故事都浮上了心头，人家要是拿我的身份证去做这些事，我就是跳进黄河也说不清，关键是现在派出所也不相信我的话。第一个身份证怎么丢的还是个谜，第二个又丢了，我站在网吧门口，狠狠打了自己两个耳光，像捏烟蒂一样狠。

从那天开始，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也不想到处晃荡。我沿着丢身份证的那条路，反复地走，认真地走，好像再不好好走就会迷路一样。但我什么都没找到，只觉得自己越来越瘦。我也不想再站在镜子前面去了，怕看到自己越来越小的身体，我会气晕过去。

身份证还没找到，我爸准备给我买回学校的机票，我庆幸机票能用身份证号买，最起码我还有能证明自己的一串数字。一想到这，我又特别沮丧，有数字能怎么样，或许人家正拿着我的身份证犯罪呢。而且在机场必须要用身份证取票，我怎么办？只能等着，无穷无尽但好像又有些希望的等待。第三个身份证应该能拯救我。

两个星期以后，返校的时候到了。我在镜子前面铺开所有的东西，整整齐齐地摆进行李箱里，好像这么做能安慰一下自己，好像这么做就不会心慌。

父亲在一旁看着我，“这下多好，你拿着两个身份证出门，我们也不用整天担心你丢了。”

我低头往行李箱里放东西，衣服、电脑、洗漱用品、毛巾、袜子，将它们一一放到它们的位置上。我没有再跟父亲说话。

收拾好东西，我去派出所取了身份证。中年男人好像不在，只有那个叫“小祁”的女警察，她一直盯着我看，像看仇人似的。她说话也没有像我那天去办证的时候那样温柔，随手将新身份证扔到了我手里。我也没敢再问“祁哈伦”的身份证去了哪里，我看到的是又一个写着“祁觅”的证件，跟丢掉的“祁觅”长得差不多。

六

现在我坐在机场的咖啡厅里，这里安静得像桃花源一样，而且灯开得很亮。我编了会故事，想把遇到的几个女孩用故事编织起来。没错，可能很像你正在看的故事。

在我取机票的时候，我伸出去的手拿的就是第三个身份证，我这么称呼它，第三个。我不敢管它叫“祁觅”。

我取了票，过了安检，什么问题都没有，还能坐着编故事。我突然想起到机场之前，我又在镜子前面站了一会。这次没有那么久，赶飞机时间太紧了，我只能站一会，肯定不足十分钟。但我还是看到了那站十分钟才会出现的情景，那些光变大了很多，发散出的不再是光晕，而是无数个人，无数个没有脸的人。

上了飞机，我管空姐要了条毛毯，太累了，我得睡会。在飞机升空，人们能看到云彩的时候，我在做梦。我已经好久没有安心地做梦了，但这次我的梦很长。在梦里我变成了一棵树，不断生长，长出无数的树杈，发芽结果。那些树杈长出无数的叶子，它们就像无数双粗糙的手，向不同的方向扯我的身体，扯得我差点被撕裂。但我终究还是挺住了，我的身体像一颗融化了一半的糖，你想怎么拉就怎么拉，但它不会被毁灭。

后来我醒过来，飞机刚好落地。跨越了几千公里的我，丝毫没有觉得漫长，仿佛一瞬间就到了这里。

南方的天空蓝得瘆人，我就在这底下抓紧时间往前走。

责任编辑 郭晓琦

祁十木，1995年生于甘肃河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人民文学》《花城》《诗刊》《青年文学》《民族文学》等刊物，入选多种选本。著有诗集《卑微的造物》。曾获未名诗歌奖、光华诗歌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