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人物得认块“地”（创作谈）

胡金洲

我出生在湖北汉阳乡下，三岁时到了汉口。三岁前的记忆十分金贵，只剩下一星半点儿。譬如，一次奶奶半夜起来给我摇摇窝（摇篮），我被惊醒，哭了好多天，一个年长的乡邻站在高坡上为我“喊魂”，把“魂”喊回来了，这件事没齿不忘。

到了汉口，脑壳被城市海洋般的人情世故占据。偶尔，怀想童年了，我便趁寒暑假以探亲为名回老家住上十天半月。学会捉笔写作以后，我漸渐发现，无论是写长篇小说的还是写小小说的作家，都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储存自己的记忆，要写什么东西便上记忆库去取，方便得很。我就想，我的记忆库在哪儿呢？

我于1985年开始写小说，东写西写，写到1998年，嗣后辍笔近15年。我写的大部分是小小说，共一百多篇，出了一本集子《绝活》。《百花园》《小小说选刊》的主编们来襄阳开我的作品研讨会，研讨会上只论作品优劣长短，没说作品的“发源地”。——那时好像没兴这个说法，不像现在研究得这么细，分出谁是“高密派”、谁是“商洛派”、谁是“乌镇派”、谁是“荷花淀派”，甚至还有“猫耳洞派”，等等。总之，我的意思是说，作家写作都得认一个“地”。我辍笔的15年间忙于生计，2013年“复耕”，至今收获贫薄，“几斗”而已。收获的“粮食”，有的来自老家汉阳乡下的地，有的来自江城武汉的地，有的来自工作和生活过的襄阳的地，也有“租种”在别处的地，乱糟得很。在我的第二次作品研讨会上，有人问我：“你是武汉人，为什么小说里北方‘口音恁重？”我回答：“我爱襄阳，但我也爱故乡，不是有乡愁一说吗？”《乔迁》写的就是“我”从落籍地襄阳又回到生长地武汉买房的事儿，写那儿的一些人的故事。

三个故事都有具体的地方，人也都有影形儿。不过影形儿是重叠的，说清晰算清晰，说模糊也模糊，几个事儿往一个人身上凑呗。旧房业主和中介小姐是武汉本地人；三个装修工和头儿里，头儿是武汉邻县人，装修工是河南人；做旧彩电生意的夫妻，是落户在武汉市区的远郊人；“我”的老伴儿是土生土长的汉口人。一下子把这些人“喊”到一起，合演了一台“活报剧”，真是蛮好玩儿的。“我”和这些人都有利益关系，因邮票因彩电因装修彼此之间产生了利益纠葛。在利益面前，他们都不是完人，包括“我”，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使出了一些小招数。但有一个人我没让他这么做，那就是木工老木头。他挣他的工钱，收他的门锁钱，用“老木头”那种善良之心义务给“我”安装鞋柜小门。不是他的，他不收不要——“我”慰劳的烟酒除外。他为啥会成为“老木头”，我特意加了他爹卜卦的故事，算是写了家风吧。

写这组小小说，不知为什么，我第一次事先认了块“地”，然后力争让这些人像庄稼一样从“地”里茁壮地生出来。我不自量力也往那些有派别符号的作家队伍里挤，也想混个脸熟。

好了，现在告诉读者，我“接生”的这些人物，他们的“地”，就在汉口汉正街，往西走一直走到头儿，你就看到了。

[责任编辑 晨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