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对中原城市群流空间网络结构的影响分析

张宏乔，万年庆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0 引言

高铁被认为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及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因素[1]，其发展一直受到国内外关注。我国于2008年8月正式开通并持续运营的京津城际高铁，被认为是第一条严格意义上的高铁。此后，高铁的建设和发展极为迅速，根据《铁路“十三五”发展规划》，到2020年高速铁路网覆盖80%以上的大城市，这也使得高铁的影响研究成为近几年的热点。

综合国内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高铁对可达性的影响[2-7]、高铁对区域联系和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8-10]、高铁对区域经济的影响[11-14]、高铁对不同产业尤其是旅游业的影响[15-20]等，其中，可达性研究是高铁影响研究中的热点。学者们往往从时间可达性和经济潜力可达性两方面着手，使用最短旅行时间、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日常可达性、空间经济联系、经济潜力等指标，分析高铁发展后可达性发生的变化。多数研究显示，高铁建设提升了区域可达性，但可达性的提升往往具有差异性。此外，可达性被认为是区域空间结构的“发生器”[7]，所以在分析可达性时，多数研究也同时探讨可达性对于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比如初楠臣等利用时空距离可达性、可达性重心和哈夫模型综合评估哈齐、哈佳、哈牡绥城际高铁开通后对黑龙江城镇体系空间格局演变的潜在影响[8]；马颖忆等通过节点可达性、区域可达性、空间联系强度等指标分析了泛亚高铁建设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与中南半岛空间联系的影响[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