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荡者

马亿

小说的诞生地乃是离群索居之人，这个孤独之人已不再会用模范的方式讲出他的休戚，他没有忠告，也从不提忠告。所谓写小说，就意味着在表征人类存在时把不可测度的一面推向极端。

——本雅明

第一章 失踪

那天午饭后，我和营销部门的两三个同事站在天台旁边抽烟。从五楼往远处看去，北京的这一片写字楼总让我想到很久以前在某篇小说里面写到过的那个庸俗的毫无创意的比喻。

我回头，看到拍我肩膀的是那个短发的公司前台。

前台有些兴奋，把身体移开，原来她矮胖的身体后面挡着两个穿制服的人，他们两个像是刚刚突然从“虫洞”里钻出来似的。

我看着身后两套规整的警察制服，愣了一秒钟，最近我干什么违法犯罪的勾当了吗？我竟然笑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笑，如果有视频资料，我可以将视频发给网上那些付费的微表情专业人员帮我分析一下我的心理变化过程，我对此很感兴趣，我有一种没来由的感觉，对当时那个不合时宜的笑容的描述，会成为我小说里面一个比较生动的细节描写。虽然我完全不确定我还会不会再真正动手去写一篇小说。

既然有两个警察，简单地按照体型来区分，总是有一胖一瘦的。按照某种哲学理论，这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也不可能存在两个一样胖瘦的人。瘦子一般都行动敏捷一点儿，于是瘦警察首先向我出示了证件。当然，胖警察也干了他该干的那份活儿，他屏退了我身边的同事，也屏退了前台。

我把手里抽了一半儿的烟摁灭在绿萝旁边的烟灰缸里面，一边摁我一边在思考，要是我犯大罪，我是不是应该直接从天台这里跳下去自裁以谢天下？但是两位警察的制服看起来虽然规整，却又很普通，跟在地铁站入口处经常查我身份证的那些警察好像没什么区别。

“你是陈乔伟吧？”瘦警察问。

“是的，我的身份证在办公室，我过去拿来？”我问。

“不用不用。”瘦警察说。两个警察一下子都笑了起来。瘦警察从黑色皮包里抽出来一张照片，递给我。“你认识照片上的人吗？”

我接过照片，一眼就认出来是张展。是一张他在野外的单人照片，他的身子半倚在一块大石头上，右手的五个指头紧紧抓住大石头的边缘，以他惯用的一副“无辜”的表情对着摄像头。这显然是一张调整好角度的摆拍照，不知道是谁按下的拍摄键。

“认识，是张展。”我说。我将照片还给瘦警察。

瘦警察把我带到公司的小会议室里，向我讲述了他所理解的张展失踪这件事情目前的情况。临走前，按照张展夹在他日记本里的留言条的要求，警察将张展的一个U盘和一个日记本留给了我。他在留言条里写的还是我“上一份工作”的地址，警察找到那个公司，顺着那个公司给的信息，可以说是跋山涉水才找到正在天台抽烟的我。根据留言条上的信息，我有权力自由处理日记本和U盘，无论是立即丢进马桶冲走还是以任何形式进行传播。以瘦警察的理解，张展极有可能是找地方自杀，或者已经自杀，正躺在祖国大地某个还未被认领的冰冷停尸房里面。但是胖警察似乎不是这么认为的，无奈他的作用更像是一个充当瘦警察保镖的工具人，中途没什么说话的机会，要是让他开口讲，我感觉会是另外一个故事，我心想。就在瘦警察即将起身的那一瞬间，胖警察终于逮住了来之不易的说话机会，“失踪者执意将U盘和日记本留给你，是不是有什么深意？他的行踪会不会藏在了日记本和U盘的这些照片里面？我看过U盘里面的照片，有些说不出来的意思。”胖警察说。

我望着胖警察，压抑着心里的激动，我更加确信自己看见他第一面就产生的那种模糊的感觉，胖警察虽然穿着警察制服，但他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我们先走，不耽误你上班。”瘦警察从人体工学靠背椅上站起来，椅背回弹的弹簧响了几下。

“你要是想起了什么或者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随时跟我们联系。”瘦警察说。他递给我一张名片。

桌上的U盘还未插进电脑的USB接口，张展的日记本也还保持着警察递给我时的原貌，它们被一大一小两个透明密封资料袋密封着。该做的事情我都已经做了，现在轮到在键盘上敲下作品的第一个字——打开它们，并进入它们，通过它们到达另外一个人的整个世界。这就是我的预感。相比于日记本，我知道U盘里的照片才是关键所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部分地参与了这些照片的形成过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跟他合租在一起的时候，张展从未将他的照片慎重地作为完整作品给我看过，我也从未提过这种要求。回想起来，他多次跟我谈到过他所谓的“攝影理念”，作为交换，我也多次跟他谈过我的“写作理念”，这么一细想，我还从没有将我写过的任何一篇小说发给他看过。我们像两个理论家或者文学批评家那样谈论从未深入了解的“视角”“观念”等浮夸空洞的词汇，有点儿“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意思。哪怕是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带着我在街上四处晃荡，名义上是在为他寻找可供拍摄的素材，可惜的是我不善此道，我站在街上能看到的都是支离破碎的细节。就像我喜欢的一位作家讲过，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素材抽屉，相邻抽屉里的素材很可能是完全不相干的，而作家的工作就是在他随机打开抽屉抽出素材的时候，有能力将它们剪切、拼装到一起，让它们看似形成一个不至于奇怪的整体。在写作者这里，对素材的处理方式和处理时间是毫无限制的。而拍摄者则不然，特别是街拍者，要借助某个打动自己的细节来构建一个整体画面，人群、鸟雀、车辆、光线这些画面里的素材都是会动的，这种创作既需要对细节和整体敏锐的洞察能力，又需要瞬间创作完成的能力，而后者是我最欠缺的。有好几次，我看着张展按下拍摄键，而我顺着他镜头对着的方向看过去，那边什么也没有，都是最常见的大城市景观，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记录下来的。

我把U盘插进主机的接口，电脑桌面上多出来一个命名为“Zhangzhan”的新文件夹。点开文件夹，一排排小的照片整齐排列着，最上面的一张照片文件名是“20190716037”。我按住鼠标往下拖动，整个文件夹有999张照片，最后一张照片的文件名是“20140705001”。看来这些照片是直接从数码相机里面导出来的，连文件名也没改，拍摄的时间跨度在2014年7月5日到一个多月前的7月16日之间，最后三位数是相机当天拍摄的顺序码。我从最后一张，也就是这些照片里最早的一张点开。粗略一看，这张照片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条卖水果蔬菜的小街，细一看，我的嘴角就不自觉地泛出了笑，在画面的角落里有一个穿着棉质平角短裤的女人的后背，从女人的两腿之间伸出来一只完整的哈士奇的脑袋，它伸长舌头笑嘻嘻地看着镜头，好像是在说“被我发现了吧，哈哈哈”。由于“借位”的关系，哈士奇的身子和腿完全被女人光着的大腿所遮挡，那个狗脑袋是浮在空中的。

照片我看了，也笑了，然后呢？创作者或者说张展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是想要表达什么吗？还是仅仅觉得好玩儿？

第二张照片的光线昏暗，看得出来是在大清早拍的，看环境是在一个公园的僻静处。由于光线不足，照片里的树只剩下黑漆漆的剪影，不远处正好有一条光线充足的小道，小道旁边的树上挂着一条围满五颜六色彩灯的条幅——“追梦路上，青春飞扬”。仔细搜索我才在那些树木的剪影旁边看出来有一条长椅，椅子上是一个什么人趴着睡着了，一顶牛仔帽的轮廓从椅子的一端显现出来。我在心里为这张照片命名为“梦”，张展大概是想拍出在椅子上睡着的那个人的“梦”。

接下来的一整个下午，我连厕所都没去，一张张地看着这些名义上属于我的照片。我感觉得出来，坐在我附近的几个同事有些好奇我在干什么，警察寻上门来，但是又没把我带走，反正不是一件容易猜透的事吧。大概又觉得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这么贸然问我，会把双方都搞得很尴尬。在这个公司工作半年，这是我过得最清净的一个下午。

第二章 日记

2012年10月7日

晚上下班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将相机从商场拿了回来。我本来没想到要发票，但是卖相机的老板问了我，我就答应了。回来的路上，我又觉得我还是太冲动了，这台相机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真的是太贵了，几乎是我不吃不喝两个月的工资，但是即使我不吃不喝把這笔钱留着又能干什么呢？

既然相机有了，我总能拍点儿什么吧？

2012年10月8日

背着相机的第一天，我一张照片也没拍，我有一点儿怕？

2012年10月15日

等了好久终于又到周末，今天我上街拍了几张照片。

虽然我感觉得到我背上的相机，与其说我是一个在街上寻找拍摄对象的摄影者，不如说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游荡者，这种感觉随着我在街上游走的时间的拉长，变得特别明显。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吸引我的场景、人、动物，或者建筑，我却一点儿也不想伸手去取相机。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要花费巨款去买这台相机呢？但是最终我还是取了几次相机，拍下了现在电脑显示屏上的这几张照片。

要不是因为我随意滚动了几下鼠标的滑轮，我就不会看到照片里面的这些细节。这张在人行道旁边拍下来的绿色垃圾桶，当时只觉得透过垃圾桶盖子看那位穿着亮橙色制服的环卫工人，就像是在看电视，图像放大之后，我才看清，在工人的身后伸出来两根“天线”，是由两把笤帚的木头手柄构成的。这样一来，电视机就变成了一艘宇宙飞船。另外一张小孩子的照片，在我拍摄的时候，只觉得这两个穿红色卫衣的小孩子在城市废墟中玩耍的画面让我有一种伤感，经过放大之后，远处的高楼被画面截掉之后，竟然呈现出一种被战火摧毁后的城市面貌，小孩子的红色衣服，以及小孩子坚毅的神情，共同构成了这不完整（因为被截掉了一部分）的照片某种完整意义的表达。

突然想起一句话：“我们迟早会变得迟钝和木然，这并非是由于生活所迫，更多来自各种欲望的叠加，而摄影者就是那些仍然保持优雅的人，在一刹那准确无误地捡走那些即将溜走的人情。”

2012年12月2日

我在街上走得越多，越迷茫。

2013年4月6日

从今天起，我重新拥有了我的生命，我真的有这种感觉，至少当我从人事部门那里拿到离职协议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究竟在这个城市里做什么？

2013年4月8日

我到底要拍什么？布列松引用过一句话：“天空属于所有人。”他所指的天空究竟是哪一种天空？我怀疑说这句话的人没有见过北京的天空。这一整天，我老是想拍一朵我梦见过的云，但是根本不存在我想象的那朵云。今天我拍了一些照片，也许没什么用。晚上回来之后，我果然将它们全部删了。照片是有生命的吗？照片里面的场景究竟是谁规划的？我拍下，它们占据了我相机内存卡的十几兆存储空间，然后我删掉，这十几兆储存空间又空了出来，之前的照片存在过吗？我看着空荡荡的文档，我甚至怀疑我的精神出了问题，这一切都是我想象出来的。我躺在床上做了一天的梦，我没有出门，也没有将相机背着。

2013年7月28日

我仍然出门，但是不再带着相机，我毫无目的。我要删掉我的所有照片，它们消耗了我的生命，所有的生命。

2013年8月28日

我已经删掉所有的照片，一张不剩。

2013年11月13日

我睡着了吗？如果我睡着了，那这篇日记是谁写的？

秀娴老是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我记得初一刚开学不久，班主任也就是语文老师，带着秀娴她爸爸，秀娴跟在她爸爸的身后，像一只惴惴不安的小白兔。由于教室太小，秀娴的课桌就放在讲台的左边。我坐在中间小组的第四排，从我的座位往前看，刚好可以看到秀娴的脖子。看得出来，她喜欢她那件紫色的薄外套。上课的时候我经常盯着她后脖子上那颗小小的淡灰色的痣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她的脖子我好像就能闻到花香。我从小就鼻塞，我从来没闻过花香。

……

2016年12月29日

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写作的人。

2017年3月15日

最近北京有很多事，本来我搬到这个地下室就是为了图清静和便宜的，现在看来这有可能是一个错误。听房东说，附近好几个地下室都被清空了。他们都去了哪里？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之前被我删掉的那些照片，它们去了哪里？房东今天晚上又跑过来，让我做好准备，可能检查的人随时会来，他会提前电话通知我。

2017年3月18日

看来今天要在肯德基里面通宵，带着我剩下的唯一的行李箱，能扔的东西全都扔了。刚刚，我把手机微信通讯录里面的两百多个人从头到尾都翻了一遍，好像找不到一个可以立即联系的人，我之前怎么从来没有发现？肯德基里面的油味儿这么重，好几次我差一点儿就要吐出来了。

2017年3月19日

看着我脚边的行李箱，我觉得有些假，这里是哪儿？我重新住进了地上的房子，而且价格在我能承受的范围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联系他，我跟他仅有的几次联系是因为共同标记过两三本很冷门的书籍，然后互相关注了彼此。今早正好看到他发布找室友的帖子，便联系了他。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天注定？看他兴高采烈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儿伤心。我没问他为什么高兴，我只是觉得有些似曾相识。他很年轻，比我至少要小好几岁，这是我没想到的。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写作者。

……

第三章 室友

雨涵离开我的时候，她说我在利用她，把她当作写作的素材，我没有辩解。在她说出这个事实之前，我没有这么想过，但是她说出来之后，我确实是认同她的看法，她的离开，即使在我看来也是应该的。她没有当面要求我删掉那些日记，是因为她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用上它们，在我未来的某部作品里面，幸运的话，她会以这个日记里面的名字和身份永远活在纸上。

最开始的那几篇日记里面，雨涵的症状还不明显，我单纯地只是觉得她有些过于敏感，情绪波动明显有些异常。到后來，她开始严重失眠，甚至一个人半夜爬起来酗酒。到第二天早上，她起床比我还早，已经坐在阳台上喝咖啡。好几次，我看着坐在阳台上的她对我笑，总觉得下一秒钟她就会优雅地放下手里的水杯，跳下去。我不知道是不是她的这种“平静”让我产生了想要原原本本记录下来的冲动。“跳下去”，是需要力量的，我被这种“力量”所吸引，我变得敏感，我急切地想要去搞清楚这“力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想要掌握某种事情的全貌。

最初的变化是很缓慢的，只有在雨涵受到刺激情绪变化达到峰值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得出来事情是在进展。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变得更加木讷，我不再跟她讨论任何自己心里在想的东西，我们只谈具体的生活问题。平时是工作和吃饭的事情，假期是电影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跟她谈。最初的时候，她以为我是厌倦她反复的喜怒无常，担心我的谈论会触及她敏感的神经，从而造成她的情绪波动，她以为这是一种体贴的表现。到后来，她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甚至有一次用水果刀尝试着割破手腕。难道当时我应该从掩着的门后面冲过去夺下她手里的水果刀？如果我这样做，那我之前的那些木讷和不以为意又是怎么回事？我在日记里面如实记下我的这些想法，我只是做了一个写作者必然会做的事。我期待亲眼看着她崩溃吗？不，我从来没这种期待，我只能看着事情不可避免地朝着某个方向进展下去，无论是什么方向都好。

雨涵从来不看我的电脑和手机，但是那天她的电脑送去维修了，她用我的电脑看剧，而我在午睡。所有的故事都需要一个巧合，或者一个串起故事的纽扣。她读了日记，并且直接告诉我，她读了日记。她当然没有我现在讲述的这么平静，但是最后还是平静下来，从我们合租的房子里面搬了出去。是她先从公司辞职的，然后才是我。我辞职不是因为她，而是为了写作。

在我辞职写作之前，我能够感觉得出来我的写作冲动，特别是在工作特别忙乱，一天有二十个所谓的“内容策划会”要开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会源源不断地冒出合适的细节，我错误地以为我已经到了要写真正严肃作品的时候了，就像树上的果子一样，熟透的时候就要及时摘掉，所以我才辞职的，我以为我是理性的。我做了规划，搬到环境更好的郊区住房，制订了写作内容，规定了每天详细的作息时间。如果我仍然无法写出真正满意的作品，那就是我缺乏写作的天赋，我在心里告诉自己。

新的房子在南四环外，按道理是两家合住，但是我搬过去的时候，另外一家是没有住户的。房东是一个老头儿，我住进来后不久，老头儿委托我在网上发一下招租信息。刚好那段时间，北京在清理住在地下室的那些人，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

我没想到会收到他的私信，他说在肯德基待了一晚上，问我房子租出去没。联想到当时北京如火如荼的清理运动，我立刻回复他，房子还在。我们是几个月前在网上加的好友，有好几次，我在找几本年代久远的图书，搜到的都是他发出来的资源，我添加他为好友，并向他表示感谢，他也关注了我，大概就是这样。他很少发布什么动态，只是偶尔发几张黑白的街拍照片，照片上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水印，大概就是他自己拍摄的。他在那个网站上几乎没什么好友，没有点赞也没有评论，但是我感觉得出来他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也有一些森山大道的味道，仅此而已。当天下午，这个在网上叫“一人”的人就站在我面前，变成了“张展”。我有些发愣，因为我打开大门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味道这么好闻”。他的行李很少，一个双肩包加上一个行李箱。他的长相和奇怪的颓废气质（颓废气质并不是因为他在肯德基坐了一晚上而产生的），再加上他说出来的这句话，《荒原狼》，我瞬间就想到了那本“薄薄的小册子”里的男人。他笑着说他自己给自己上班，我也笑了笑，我认出了他笑里隐藏着的意思，就像一个在黑夜里行走的人认出了另外一个在黑夜里行走的人。

最初的时候，我严格按照自己贴在书桌上方墙面的作息时间表，每天7点起床写作到11点，我研究过很多写作者的写作时间，上午是绝大多数人的黄金时间，而不是深夜。4个小时也是有生理学上的讲究，对于需要精力高度集中的创造性工作，4个小时是最适宜的，无论从精力还是创造力来说。午饭过后，我则去距离小区不到100米的小公园散步，在这个小小的公园里竟然还有一个池塘，围着池塘走两三圈，然后在池塘旁边的秋千上坐一会儿，回去，这一套流程走下来会花掉我一个小时的时间。下午是读书时间，因为我的房间是朝南的主卧，有一扇很大的落地窗，午后的阳光迷人，我就这么在咖啡的香味儿中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每天我最喜欢的就是下午的阅读时光，与其说是在阅读，不如说是在休闲放松，在以前需要去上班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过如此放松的感觉。一切都是宁静安详的，我有一种重回子宫的错觉。

几天之后，我发现一个问题，隔壁是有一个叫张展的人住在里面吗？他似乎从来没有发出过一丁点儿声音，在厨房、客厅和卫生间，我也一次都没有碰到过他，难道他把行李搬过来之后就去了其他地方住？或者是我分手辞职独居之后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张展这么一个人，是我想象出来的？我需要一只《盗梦空间》里面那种能分清现实和梦境的旋转陀螺。我放下所有的时间规划去寻找张展存在的证据，直到第三天才搞清楚他的作息时间。他早上5点10分就起床出门了，甚至连厕所都没进，不可能洗过脸刷过牙，然后会在中午12点准时进门，之后他再也不会离开他的房间一步，连上厕所也不曾有过。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在他下次早上出门的时候跟他在客厅“偶然”碰上，不知道他会做何反应。最终我还是放弃了这种过于巧合的碰面，我打算跟着他，看看他每天上午出门到底在干什么。

第四章 非虚构

窗外已经有鸟叫声，我最后再确认了一遍这九张照片，我也不知道这么做究竟有什么用，从这九百九十九张照片里面挑出它们。一种类似“悼念”的情绪占据着我，如果张展真的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自杀了，就像那位胖警察所说的那样，这些照片和日记就算作是他的遗作了。“遗作”这个词语用在他身上可能不太恰当，因为张展似乎从未在任何地方有过一丁点儿的正式亮相。在这一点上，甚至连我都不如，无论如何，我还有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几个短短的小说，在小说的标题下面有我的名字。而张展在网上发出来的不多的几张照片，属于那个叫“一人”的网名，没人知道“张展”是谁。

我按下发送键。看了一眼手机，两个多小时之后闹钟就会像往常一样响起。我躺到床上，意识很快就变得模糊。

上午开部门会的时候，我感觉裤兜里已经调至静音的手机一直在震动。我昏昏沉沉地，都懒得伸手去挂掉，眼睛虽未闭上，我的思绪基本处于一种类似神游的半睡半醒状态。直到开完会坐在地下一层的公共食堂，才终于有时间去看一眼手机。按开手机的一瞬间，一种从未见过的页面出现在我手机屏幕上，我差点以为拿错了手机。占据我手机页面的全部都是那个App的消息通知，私信、评论、关注，我看着一个个“999+”有些发愣。用这个App的人并不多，而且经常跟我互动的人没有超过两位数。

这九张照片被如此多的陌生人喜欢，我是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我一条条翻着照片下面的评论，有人说我是被埋没的街头艺术家，甚至将我和日本、美国的那几个类似风格的摄影大师相比。当然，他们说的其实是张展，而不是我。在转发的这些人里面，有好几个是超级大V和影响力巨大的视频号，正是由于他们的转发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我的私信里面也是爆满，让我发出更多照片的、找我合作的机构、要买我照片版权的，各种各样的消息看得我都麻木了。我就这么在手机上划来划去，直到食堂里面的人全都散去，我面前洋铁皮方格饭盒里面的饭菜也凉得透透的。

下午继续开会，只要我走进公司的大门，至少有六七成的时间我得待在会议室。小小的会议室就像一个密闭的监牢，将我困在里面。有的时候我觉得这跟写作中的我很像，写作的时候我也是将自己关进房间，至少得将自己跟人群隔离开来。写作是享受一个人的孤独，开会是有一群人跟我一起孤独。总监又开始夸夸其谈，事先制订的讨论计划早就变了形，没人记得我们开会是有什么目的和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是为了陪总监开心而开会，或者纯粹是为了满足他毫无边际夸夸其谈的癖好。

“无聊。”我的耳边突然传来这两个字。我抬起头往会议室的其他方向看，却看到所有人都朝着我的方向看，好几个同事露出诧异的表情。

“无聊。”我感觉到自己嘴唇的运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能向他们解释什么吗？真的不是我说的。看着他们更加惊诧的表情，我的胃里泛起一阵恶心，我赶紧捂住自己的嘴巴，往洗手间的方向冲出去。

第二天我睡到中午才自然醒，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看了一眼，在办公的App里面，有好几位同事私信问我昨天的事情。我回想昨天开会的场景，像是在做梦，从洗手间呕吐完之后我就径直走出办公室坐地铁回家了。当时我完全是懵的，不知道该怎么样或者以什么方式去找谁解释，我只想回家睡觉，我感觉太累了。我仔细在App里面翻找，想看看有没有总监或者人力资源部那个整天笑呵呵的中年女人给我的消息，但是并没有。我可能得辞职了，我心想。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我的手指还没来得及反应，那条短信已经被点开了。可能真的是有什么东西在作祟，在看完那条邀约短信后，我竟然鬼使神差地回复了一个“好”字。难道仅仅是短信里邀约我见面的咖啡馆在东三环，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又或者是因为那条短信的语气像是一个女人发出的？发出短信的一瞬间我就后悔了，我想收回这个“好”。我在床上继续发了半个小时的呆，才起床洗漱，出门去坐地铁。

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女人，跟我在众多公司里看到的女人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她已不再年轻，可能已经超过四十岁。她问那几张照片是我拍的吗。我看着她的眼睛，有些心虚，从这个问题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很明显，她喜欢那些照片，但是她并没有很莽撞地先入为主认为那些照片是我创造的。我甚至怀疑，她仅仅是通过跟我见一面就已经判断出照片不属于我。我说不是我拍的，属于我的一个朋友。我们越聊越多，我甚至将最初偷偷跟踪张展的事情都告诉了她。说完一大通话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整个对话过程都是我一个人在说，我对眼前这个叫李静媛的女人几乎还一无所知，她在短信里也只是说想见面聊一聊，不知道她是有什么目的。

“你是怎么拿到我手机号的？”我问。

“我是记者，这是基本功。”她笑着说。李静媛从她的手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原来她是国内最好的那份社会新闻报纸的记者。“刚刚你讲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张展这个人很有意思，也许我们可以试着合作。对了，我们集团最近抽调人手，准备让我牵头做一个新媒体项目，主要是国内的非虚构写作还完全停留在稍微比报告文学好一点儿的水平上，而国外早就在文学写作和非虚构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我们想要出品类似卡波特的《冷血》这样的优质作品。”她说。

“你们的项目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问。

“你不觉得张展是一个横亘在我们面前的谜题吗？”李静媛说，“也许你可以試着去了解张展，把整个过程都如实记录下来，这就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文本。别忘了你是一个写作者。”

我没跟她说过任何关于我写作的事情，但是似乎她对我了解得比较多，我都懒得去追问，大概他们记者有自己的门路。

“我从来没写过非虚构作品，我连散文也都没写过。”我说。

“这个没什么，你的小说我看过，我觉得很不错。”

我低下头，有点儿心虚。

“你不用现在答复我，回去想一想，下周一告诉我就行。”李静媛说。

分别前，她加了我的微信，发过来一枝红玫瑰的图片。

在回程的地铁上，我点开发表那九张照片的App，发现照片的热度竟然没有丝毫减退，甚至还登上了App热搜榜的前三名，评论、点赞和转发的数字还在持续不断地增加。有人甚至在App里新开了一个话题，专门分析讨论这些照片。我点开照片，重新一张张地仔细看过来，它们真的有那么好吗？值得这么多人讨论和关注？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这个周末，我的生活完全被照片搞乱了。因为我不回复私信，铺天盖地的邮件和电话搞得我有些不知所措。照片已经完全不受我控制地被复制到各个活跃的社交平台，并在各个平台被大量转发、讨论，关于照片的拍摄者，也就是他们以为的“我”，也被传得越来越神，概括起来大致可以这么说，“我”是一个被埋没在民间的摄影天才。我就这么完全陷进不同的人对这些照片的不同分析里面，看得越多，我对张展越感兴趣。虽然他的日记本我已经完全看完了，但那只是他最近几年生活的只鳞片爪，我对他的过去感兴趣，我有一种强烈的想要了解他的冲动。我坐在出租屋里，认真地思考静媛提出的“非虚构写作计划”。

我有点儿搞不清楚公司是什么态度，按理说我没去公司，总会有相关的人要联系我吧，但是并没有。一直到周一的下午，人力资源部的那个中年女人终于打来了电话，说总监在等我去向他道歉。我回复她，我不去了，我随即在办公App里提交了离职申请，并约李静媛在之前的那个咖啡馆见面。

李静媛说集团领导对这个项目相当重视，准备投入重金把影响力做起来，对于她提出来的做长篇非虚构的思路也很赞同，她跟我一样，周末也一直关注着“照片事件”的进展。如果真的按照她所说的，我们趁着照片现在的热度，将拍摄者张展失踪的事情以及我的非虚构写作计划一并公布，肯定会获得很好的效果。站在李静媛的角度，这么说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其实是真的对张展产生了兴趣，特别是看完了他留给我的全部照片和日记之后。

“张展一共留下了999张街拍照片。”我说。我没有跟她说日记本的事情。

“那太好了，张展的这些照片就授权给我们首发，做连载。”李静媛说。看着她有些皱纹的眼角，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最后，她给出了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条件，一大笔写作支持资金再加上业内顶尖的稿酬标准，远超我写小说能获得的钱。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你之前的小说里面总是会出现一个模模糊糊的侦探角色，你不觉得这个写作计划让你变成了一个侦探吗？侦探接到了一个案子，去寻找张展的过去。不只是过去，也许张展还没有自杀，你能通过他的过去找到他的现在。”李静媛说。

第五章 民宿

我在电话里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胖警察就认出了我的声音。我觉得没什么好隐瞒的，跟胖警察如实陈述了我的“非虚构写作计划”。让我意外的是，胖警察也关注到了张展的照片在网上形成的讨论，我不知道我提出的请求是否超越了警察的某种权限。但是胖警察好像没想这么多，直接就把张展老家的地址告诉了我，在中部一个叫青港的县级市下面的小镇，竹山镇。我对那个省份并不熟悉，但是“青港”这个名字我似乎听说过。挂上电话之后我在网页上搜索，原来是国内的那个什么“杜鹃圣地”，“人间四月天，青港看杜鹃”，前两年这句广告词多次在北京的地铁站广告牌上出现过。胖警察给我的地址精确到了张展老家所在的小镇门牌号。我在键盘上输入竹山镇，竟然也是一个旅游的地方，是当地“最美乡村”的示范点。我像往常休年假前做攻略一样，查好线路，买票、订民宿，这一套本领都是跟雨涵在一起的时候练出来的。每次出去玩儿，她都是毫无意见，既对目的地没意见，也对玩什么没意见，而我更喜欢“有备而去”，无论去哪里都会先查攻略。

因为有从北京直达青港的高铁，按照导航上显示，出高铁后打出租车到竹山镇也就四十多分钟。出租车从高铁站开出来之后，是一片平坦一直延伸到天边的平地，地里是一行行整整齐齐的暗绿色小苗，跟在高铁上看到的北方田地里的萧瑟和空荡荡相比，有生气得多。

“这地里是麦子吗？”我问驾驶位上的司机。

“是啊，你从北方来的吧？”司机说。

“嗯。”

“这个时候来青港，可看不到杜鹃花，最好是三四月份来才好看。”司机接着说。

“我是来找人的。”我说。

司机不再说话。没一会儿，车子直接开进了一个农家小院，小院儿的三边都建着两三层的斜顶小楼房，围在一起，有点儿北京四合院的意思。我还未下车，一个穿着黑色皮夹克的中年男人已经打开后备厢，在往下搬我的行李箱。司机把车开走后，黑色皮夾克带着我往里面走。

“大家都叫我林哥。”皮夹克转身对我笑了笑，把行李箱放在前台旁边。“请把身份证给我登记一下。”他说。

我掏出身份证递给他。

“现在来这里的客人是不是不多？”我问。大堂里空空荡荡的，也没有开暖气或者空调，感觉比刚才站在室外还冷一些。

“是啊，现在是淡季，我们小店目前加上你也就三个人。我想停一段时间，但是没办法，上面不让关。”林哥说。

“为什么不让关？”我问。

“不知道，村里说是上面的精神，上面是谁，我哪里知道。”林哥笑笑，“反正村里有补贴，房间都空着也足够我吃饭的。”

登记完，林哥把房卡给我，提着我的行李箱，带我上二楼的房间。他说店里每天提供三顿简餐，当然，也可以去村里的小街上吃。

下午我在房间里休息，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不自觉地摸出张展的日记本，着重把他所记录的关于竹山的人和事又看了一遍，按照进行项目管理的时候学到的“关键少数原则”，想要找到张展的过去，第一个要去见的应该就是这个叫“陈秀娴”的女生。说是女生，也许已经是一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谁知道呢。张展比我大4岁，既然陈秀娴跟他是同班同学，怎么着也已经超过三十岁了。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竹山镇是张展和陈秀娴的老家，既然张展后来去了北京，陈秀娴也不一定在本地啊。我有点儿懊恼，如果她不在这里，我来竹山镇是为了干什么？我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七想八想，不知不觉地就睡过去了，直到房间里古董级的电话铃声把我叫醒，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让我下楼吃饭。我犹豫了几秒钟，看着窗外黑魆魆的天色，乖乖从床上爬了起来。

下到二楼，前台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笑嘻嘻地看着我，像是跟我很熟的样子。“快克后院儿七饭（快点去后院吃饭），等你呢。”女人的普通话不标准，我听着想笑，但又觉得不礼貌。我点点头，朝后院儿走去。掀开一张日式的土布门帘，瞬间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不远处有四五个人围坐在低矮的木餐桌旁边，院子很宽敞，甚至还长有乔木。

“小伙子快来，就等你了。”老板林哥站起来，把我轻轻送到一张凳子前坐下。“对了，你叫么事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我看了一圈桌子對面坐的几个人，愣了一下。

“不对，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林哥笑着说。

“陈乔伟。”我说。桌子的另一端坐着两女一男，年纪都不大。

林哥伸手给我倒了一杯橙汁。“乔伟，来，出门在外相遇不易，我来介绍一下，这三位也是过来玩儿的，何研，安娜和小龙。来，大家一起喝一口，几个简单的小菜，别嫌弃哈。”

我举起面前的塑料杯，轻轻跟其他的杯子碰了一下。安娜和小龙是一对情侣，而何研跟我一样是“独行侠”。“独行侠”是林哥说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喜欢看武侠小说，金庸古龙梁羽生，最喜欢的还是古龙，尤其是《欢乐英雄》。听到林哥说出《欢乐英雄》的时候我心里惊了一下。吃完饭，安娜提议我们四人一起去附近转转。听林哥说，何研已经在这个小镇住了有大半年了，她是一个画家。

跟我之前去过的一些旅游小镇相比，竹山的风格显得很粗犷，可能是因为在平原地区，一切都很整齐笔直。笔直的马路，笔直的路灯，人走在这样的笔直空间里躲无可躲，显得自己更加渺小。安娜和小龙走在前面，不时传来调笑的声音。何研走在他们身后一点点的位置。我落在最后，安静地想着张展的事情，他曾经生活在这个小镇，眼前的马路和田野，应该都是他熟悉的。

“乔伟，你喜欢画画吗？”何研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在了我身边。

“不，我不懂画。”我从自己的思绪里清醒过来。“听林哥说你是画家。”我说。

“画家算不上，我画一些小画挂在网上卖，大概就这样，混口饭吃。”何研一笑露出右边脸颊的酒窝。酒窝一出来，她显得更年轻一些。

“那挺好的，画画比写作强。”我随口说。

“你是写作的？”何研像小女孩一样跳了一步，站在我前面。

“没有没有，写一点小东西。”

“回去发给我看看行吗，我还不认识一个写作的人。”她说。

“写作的人？写作的人跟不写作的人有什么区别吗？”我问。

“那还是有区别的。”她说。

我不想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好，我回去发给你看。”

何研点点头，让开了路。

回程的路上，安娜张罗着说想打麻将，问我来不来。在我来之前，他们三个每天都把老板林哥拉上陪他们玩，但是林哥喜欢打纸牌，一打麻将就哈欠连天的，他们已经不忍心叫林哥了。

打了一夜麻将，我跟何研坐对家，安娜和小龙坐对家。吃饭和散步的时候何研似乎还有些腼腆，一坐到麻将桌上，她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打到大家都尽兴，已经凌晨两点多钟。回到房间之后，我的脑海里都是何研的笑脸，从晚上吃饭的时候认识她，到此时都还不到半天，我有一种认识她已经多年的错觉。

第二天上午，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听到林哥在后院说话的声音。我转到后院，林哥和何研正在餐桌上泡茶喝。昨晚吃饭的时候天太黑我没看清，院子的顶上盖着透明的玻璃，怪不得昨晚吃饭的时候感觉挺暖和。林哥叫我过去喝茶，说喝一会儿茶就可以吃午饭了。我看到何研身后收起来的画架和画板，看来她早上是出门写生去了。何研对我点点头。

“听说昨晚你们打麻将了？”林哥把一盏茶放在我面前。

何研站起身来，拿起画架和画板，还有靠在她身边的一幅画，是一幅水彩画。“我先上去。”她说。

何研走后，我跟林哥又继续喝了几盏茶。之前看林哥很活跃，这时候才发现他也是一个沉默的人，两个人坐着都不说话实在尴尬。我就随便找点话说。

“林哥，你认识张展吗？”

林哥把手里的茶盏轻轻放在桌上。“张展？这名字有点儿熟悉。”林哥说。

“他就是这里的人，新兴街36号，年纪跟我差不多。”我说。

“哦，想起来了。嗯？你不是北方人吗，怎么认识他？”林哥转身看着我，眼里多了一分警觉。

“他大学毕业不是去北京了嘛，我们是在北京认识的朋友。”

林哥点点头。“你问他干什么？”

“我找他有点儿事，但是他离开北京了，我就顺着他留下来的地址找到这儿来了。”

林哥打量着我，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怪异的光。“你们是不是……”

“嗯？”我疑惑地看着林哥。

“你们……你们是那种朋友？”

“不是不是，我们就只是普通朋友。”

林哥狡黠地一笑。“他家都离开竹山好久了，没听说最近有人回来过。”

“他爸妈呢？”

“也都离开了。”林哥说完继续泡茶。我感觉，他似乎不愿意多说。

太阳很好，秋天微凉的温度让人周身舒爽。吃完午饭后，小龙提议一起开车去附近的森林晒太阳。林哥给了我们两张午餐垫和一些零食，在找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似乎有些心不在焉，我有一种没来由的猜想，有可能是因为吃饭前我的问题让他不舒服了。

安娜自然和小龙共用一张毯子，我和何研坐在毯子上看书。她看的是关于油画的书，我看的是一本哲学书。我拿着书，脑海里还是想着林哥有些反常的举动。“何研，你觉得林哥怎么样？”我问。

“挺好的，为什么这么问？”何研看着我手里的书。“对了，昨天你说把你的作品发给我看。”

“我回去发。”

“别忘了。”

“嗯。我上午跟林哥提了我一个本地朋友，他好像有些不高兴。”

“不会吧？林哥性格很好。你还有本地朋友？”

“在北京认识的，我就是过来找他的。”

“明白……对了，我认识村长，问问他有可能知道。”

“那太好了。”我说。

从森林公园回程的路上，何研让小龙和安娜先回去，她带我去找村长。何研告诉我，之前村长好几次看到她在画画，于是请她给村里的宣传栏画过几幅，就这么熟悉了。“村长人很好。”何研说。

何研把我介绍给村长，只说我是张展在北京的好朋友。当她说出“张展”这个名字的时候，村长跟民宿老板的反應刚好是相反的，也许村长本来就是话痨，我还没来得及问，村长自己就都讲出来了。

张展的父亲叫张和平，几年前在竹山镇算是一个人物。张和平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以及一个姐姐，他还没长到十岁，爹妈就都去世了。姐弟几人基本都没怎么上学，张和平二年级读完就跟着同村的一个泥瓦匠去省城的工地打小工学提水泥桶，谁也没想到，这么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男孩，日后会成为竹山镇最大的建筑老板。村长说张和平在势力最鼎盛的时候，每年他回家过年，至少都会有县里的副县长上门来拜年。镇里就更不用说了，镇长跟他喝酒都要把杯子放低一点儿。当然，张和平也并不是不知道感恩的人，每年他捐给县里和镇里的钱都为数不少。要不是后来他坚持投资那个旅游庄园，也不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要说竹山现在发展成这个样子，我们镇最要感谢和记住的就是和平。要不是当年他给做的长远规划，哪有现在的竹山。他虽然是失败了，但是他确实是有远见，给竹山指了一条明路。”村长的嘴唇动了动，从荷包里抽出三根烟，看着我。

我摇摇头，何研伸手接了一根，村长给何研点上火，给他自己也点上。

“和平这事儿确实有些奇怪，一个大活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失踪这么多年。”村长吐出一口浓烟。

“什么？张展他爸失踪了？”我脑海里有一根弦儿被扯动了一下。

“当年旅游庄园搞失败了，和平有些低落，当然，这也完全能理解，但是他毕竟是这么大一个老板，还是有一定的势力，他准备重整旗鼓再接着搞。就这当口儿，他老婆又跟他离婚，这对他又是一个打击，没过一段时间，就传出和平失踪了的消息。我们刚开始还以为是谣言，后来警察也过来，才知道真的是失踪了。”村长说。

“那张展呢？”我问。

“张展这孩子，他爸之前在外面当老板的时候委托给张展的叔叔照顾，这个叔叔成天喝酒，也不是靠谱的人。后来他爸回镇上搞庄园，他妈就留在城里的建筑工地上管事，张展就一直跟着他爸。他爸失踪后，他妈就再也没回过镇上，听说连张展的面也不见，但是抚养费据说是给的。这个女人没什么良心。”村长狠狠吸了一口烟，好像陷进了关于“这个女人”的回忆里面。

“村长，有个叫陈秀娴的女孩儿你认识吗？”我打断了村长的“回忆”。

村长回过神儿来，“秀娴啊，是个好孩子，在县里的银行上班。哎？不对啊，你怎么认识我们镇上这么多人？”

第六章 写作

在民宿二楼的房间里，我一边看着电脑上张展照片里面的人脸，一边开始想雨涵。她从我们合租的房间搬走后，我们甚至连一次礼貌性的问候都不曾有过。几个月前的一天是她的生日。在她生日的前三天，我的苹果手机日程像往年一样提醒了我。有一年我忘了她的生日，她在第二天才告诉我。后来我便设定了这样的提醒方式。再后来我们分开，我又忘了关掉这个“提醒”，这就像一个隐喻。雨涵说过，写作者都是世间最可怜的人，一个写作者必须将自己和别人人性中最幽微的情感细节放大，直到开始思考自己存在的本身，貌似真诚地追逐那些看不到边界的答案。在那份工作里，我是“签约作家”，雨涵是我的“资深编辑”。整个公司没人知道我跟雨涵还是生活中的情侣关系，我们也从未深入去聊过，为什么不在公司的同事间表明这种关系，似乎是一种默契，没人提，也没人问。

那是我最得心应手的一份工作，那个项目主打的是一种叫作“半虚构”的文体，虚构就是虚构，还存在半虚构吗？我们都知道，我们生产的其实就是小说，但又不仅仅是小说。因为我们所写的所有作品都是以真实悬疑事件为底本的，在此基础上，对某些局部的、新闻报道里所未涉及到的“细节”展开所谓的“半虚构”。因为人物、事件、地点均是真实的，重要的是包装方式，从排版、插图到公开的真实新闻证据超链接等种种细节还原，目的是给读者造成一种深度报道的错觉，而故事的讲述方式又是通俗小说式的，在那个公众号里，我们发布的所有文章阅读量均可以超过十万。在国内悬疑圈，我们公司成了一个现象级的标杆。但这不是我所理解的写作，说到底，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快速消费的阅读“产品”，跟那些心灵鸡汤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生产的模式就跟小作坊生产帽子的方式差不多，雨涵提供帽子的原料，我编织，公司进行售卖。我们的“产品”越受欢迎，我就越焦虑，我担心我距离自己想象的“写作”会越来越远。阅读一本坏的书有什么害处吗？最大的坏处就是阅读坏书的过程无形地浪费了我们的生命，导致我们没有时间读好书。写作也一样。

真正的写作就是自杀，是“就是”，而不是“是”。写作者把自己监禁在房间之内，独自杀死自己的一部分生命，融进他写下的文字里面。从另外的意义上说，写作其实也意味着占有，像一个男人占有女人的身体，当读者把一个作者的作品捧在手上，输入眼睛里面，那就意味着写作者在无形之中占有了读者的双手、眼睛，顺便还占有他的一部分生命。

我跟雨涵生产的作品越来越多，公司对我们的期待也越来越大。在某一天，我突然很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可能存在了好久的事实，雨涵变了，跟之前我所认识的她不一样。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她都变得相当固执己见，她既要掌控我工作中的写作，又想掌控我的生活，而且她敏感易怒，为无关紧要的小事而发脾气，后悔。最初发现她的这种变化之后，我有些无所适从，但是很快，我就对此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雨涵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个“新鲜的人”，她既不是我的同事、我的编辑，也不是我的女朋友，她变成了一种客观存在的对象和现象。我开始将雨涵每一天所有情绪起伏的细节都记录下来，无论是一个浅浅的微笑，还是我们吵得物业的工作人员再次上门调解，某一方开始软下来道歉，然后和好。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毫无目的，只是单纯地记录。记到一定的体量之后，我似乎能从以往的日记里面寻找到关于雨涵的某些行为方式和思考问题的路径。无论如何，不用过多的分析就能得出那个浅显的结论，情况在往坏的方向发展，而且没有刹车的迹象。雨涵开始抽烟和喝酒，雨涵在吃饭的时候流眼泪，雨涵突然失控差一点就从阳台上跳下去。我建议她去看心理医生，但是她说她没病。每一次情绪释放之后，我感觉我更爱她，我感觉得出来，她好像跟我关系也更加亲密了，会主动紧紧地抱着我。这是我们靠得最近的时刻。我能意识到，我在把雨涵朝某个我无法感知的“实验性”的一个临界状态推搡着，我希望她靠近那一点足够近，近到她能自己意识到一些我所无法察觉的危险的东西。

事情进展到某一种状态之后似乎就陷入了停滞，雨涵的情绪像是进入了一个“平台期”，我的心理开始出现了一丝松动。我在日记里展开想象，下一刻，明天，下个月，明年，雨涵会成为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坦率地说，我觉得她会自杀，而我又能对她提供什么帮助呢？要不是雨涵无意中使用我的电脑，看到我的日记，也许日记还可以继续写下去。无论如何，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如果要谴责，也仅仅是有道德瑕疵罢了。但是我是一个写作者，写小说的，我犯了一个写小说的人都会犯的错误。

我应该向雨涵道歉吗？她会接受我的道歉吗？

李静媛发来一条链接，张展的照片已经开始在她们的栏目上连载了。因为有那九张照片之前造成的现象级讨论，链接里面的新照片底下依旧讨论热烈。按照我跟她的约定，这次的照片上都打上了水印——“张展 拍摄”。果然，评论里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水印上的字，大家对“张展”展开了很多的猜测和想象。有人说这些照片绝对不可能是出自毫不知名的摄影师之手，无论是构图还是光线、色彩，均显示出成熟的风格，这些照片肯定是某个知名摄影师的匿名作品，并针对此猜想发起了一个投票，投票的选项里都是国内顶级的摄影师。静媛说目前网友的互动良好，她们准备下次更新照片的时候，就把“张展”定义为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摄影师，发动网友一起来寻找这个匿名摄影师。

我说挺好的。我跟静媛说我已经住到了张展老家的镇上，准备找张展的一个发小先聊聊看。静媛发来一个“疑问”的表情。我突然想起来，上次跟静媛见面的时候，我把有关张展留下的这个日记本的事都给隐瞒了，她还不知道存在一个“陈秀娴”的女孩儿。我解释说是村长告诉我的，张展在村里有一个玩得很好的朋友，在县里的银行上班。静媛没有继续追问这个朋友是男是女。她发过来一个Word文档，文档里面是我本次“非虚构写作计划”的一个宣传文案，说是下次更新照片的时候一起发布，让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照片的授权费和第一笔签约费已经打到我的银行卡上。我有点儿心虚，这些照片是张展的，授权费应该是他的。

我再次点开雨涵的微信对话窗口，点进她的朋友圈，是一条拒绝进入的长长的灰线，要么她设置成了“对我不可见”，要么她把我删掉了。只要我对她发过去一个字，我就能明确知道是哪一种情况，但是我放弃了。

第七章 度假村

村长留我和何研吃晚饭，我推辞几次，都被村长热情地挡住了，看得出来村长讲话的欲望是被我们给挑起来了，有点儿像是被悬在空中的感觉，明显是还没讲过瘾。在饭桌上我本来不想喝酒的，但是实在是招架不住村长的热情，嘴也笨，就这么跟村长喝下了大半瓶的高度白酒。何研说她身体不舒服，喝的是橙汁。

酒過三巡，村长才开始讲张展父亲的事情。

张和平的事业起步是在省城，但是真正发达起来，是在河南的省会城市郑州，据传是一个以前跟他一起做事的小包工头有了硬关系，在郑州接到好几个大的工程，刚好碰到张和平到郑州来找他喝酒，那个包工头就把手下的工程交给张和平管理，因为认识多年，包工头知道张和平这人靠谱。另外一种传言说包工头当时说的其实是酒话，但是当着众人的面说出去了也不想再反悔，就认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张和平一下子成了管理几百人的“监理”，从民工招聘、工地管理到发工资，所有工地上的事情都是张和平说了算。这是张和平打响的第一炮。工程完工之后，张和平被更大的老板看上，又被委托管理更大的工程。直到后来，从帮老板管理工程变成了自己直接承包工程当上老板，成为郑州市排得上号的人物。

赚到钱后，张和平对竹山镇和县里的资助也越来越多，从通村公路全镇亮化到孤寡扶助、成立助学奖学金，凡是镇里的项目找上他，张和平从来不会让人空手回去。直到几年后，张和平发现他对镇上扶持的这些东西，并没有从根儿上改变家乡的面貌。虽然水泥路有了，路灯也有了，但是留守儿童和空心村的问题还是很严重，每年只有过年的那短短半个月，外面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镇上才显得有活气儿。等这些人一走，镇上又是死气沉沉。没有年轻人，即使有再好的硬件又有什么用？张和平决定在镇上投资干点儿什么。

那几年是青港市农村创业的好时候，最多的就是养猪和养鸡。首先是政策上的扶持，青港市政府为了让产业形成规模，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而且农村土地多，建厂房容易，人工也便宜。那几年投资的人，都获得了很好的回报。但是回报主要是老板个人的，这种遍地开花的小规模养殖，因为有政策扶持基本不用纳税，带动的本地就业人口也很有限，一个养殖场就那么几个人便能运转起来。渐渐地，各地村民也开始有了怨言，因为小养殖场不注重环保，废水、废气，再加上排泄物，凡是有养殖场的村子，没几年都会搞得恶臭难闻。张和平决定在镇上投资，首先考虑的并不是赚钱，他想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带动家乡的就业，让死气沉沉的家乡重新活起来。

“各个方面考察了好久，和平才选定搞度假山庄的。”村长说。“和平搞山庄本来就是为了镇上。那个时候竹山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要不是他和平说搞山庄，换成另外的任何一个人，村里人都会说是痴人说梦，但他是和平，大家就跟着干了。最开始就成立了合作社的，他是跟村里签的合同，村里占股份，只要出人力就可以占干股。和平是真厚道，他拿出来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啊。哦，对了，还有林勇，他就是之前搞养鸡场赚的钱，也投资了一部分在山庄里面，平时管理施工主要是林勇，他年轻一些，脑子灵醒。合作社真正成立起来后，林勇用电脑把效果图打在看电影的幕布上，好家伙，真的搞得像旅游景点一样，垂钓休闲，酒店住宿，还有我们的杜鹃花海，反正搞了一个‘竹山十景，规划得是真好。”

因为喝了酒，村长说话的语气明显放开了一些，何研坐在桌子另外一边静静地听着，在暖黄色的灯光下，显得很乖巧。

“和平最先肯定也没想到这个山庄就是无底洞，一下子搞了两年多，光是他丢进去的钱就不晓得有多少，也不怪他老婆后来跟他离婚。”村长的酒杯已经空了，两只手在桌上胡乱地抓着，好像是抓住了一只隐形的酒瓶子。

“张展他爸妈离婚了？”我问。

“是啊，离婚了。眼看着山庄搞不下去了，所有人都劝他收手算了，没想到他下了大决心，把城里的房子卖了，到最后，他甚至还准备去借贷款。要不是他突然失踪了，这个贷款可能也就借了，当时就能搞完也说不定。”村长终于艰难地把脚边的酒瓶子抓在了手里。

我伸手接过村长手里的空瓶子，何研给我和村长递上热茶。

“我感觉现在村里搞得挺好的啊。”我说。

“现在这个样子是国家搞的，但还是要感谢和平打下的基础。和平失踪后，山庄停了大半年，来了一个国家项目，要打造乡村旅游示范村，我们村有山庄的底子，县里就把我们村报上去了，选上了。”村长喝了一口茶，不断地往外努着舌头，不知道是烫着了还是在反胃要呕吐，我有点儿担心地看着他。

“张展呢？他爸失踪了他还在上学吧？”

“这孩子，对了，那段时间他要高考了，遇到他爸这事儿，一刺激，精神还出了一点儿问题，回村里休养了大半年才好。要不说张展这孩子灵醒呢，在家里待了这么久，再去上学还跟得上，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虽然是二本，也不容易。”村长站起来往小院儿的后门走，估计是去厕所了。

村长走后，何研说：“这个张展还挺有意思的，他究竟干了什么？”

“张展失踪了。”我说。

“失踪了？那你报警了吗？”她问。

“就是警察找到我的，张展留了我之前公司的地址，警察顺着公司的信息找到我的。”

“你为什么要大老远跑到竹山寻找张展？”何研问。看得出来，何研的好奇心在膨胀，我感觉得出来，她也有了村长之前的那种疑惑，感觉我和张展的关系没这么简单。我掏出手机，给何研微信发过去一条链接，是我之前發布的张展的九张照片。

何研看了一会儿手机，抬头问：“这些照片是……”

“就是张展拍的。”

“他是一个摄影天才。”何研认真地说。

“网上确实有一些人这么说。”

“警察认为他的失踪仅仅是作为一件简单的失踪案吗？”何研说。

我看着何研的脸，内心有一点儿兴奋。“我到竹山就是为这个来的，我其实是过来写作的。”

“写张展？”

“是的。”

“明白，你是想了解张展的过去。”何研从桌子的对面移过来，坐到我旁边的位置上，说：“刚才村长说张展高考前精神出过问题，我觉得可以从这里开始。”

何研的话刚说完，村长摇摇晃晃地从后院儿的小门往这里走。村长刚坐下，何研迫不及待地问：“村长，你刚才说张展高考前精神出过问题，在村里休养过几个月，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村长的嘴角还沾着一些秽物，看得出来，村长刚才出去是呕吐过的。从他的表情看，似乎是轻松了一些。

“有点儿怪，像是中了邪。”村长端起桌上的茶杯，猛喝了一口，“一天天都鬼鬼怪怪的，看到什么都喜欢跟着，无论是路过讨米的人，还是一只流浪狗，他会一直跟在后面，像一条尾巴，送出村子为止。”

“就跟着？什么也不做？”何研问。

“是的。哦，对了，还不说话，待在村里几个月，一句话也不说，跟谁都不说话。”村长说。

我小声地自言自语：“难道是失语症……”

村长已经开始往桌上趴着了，也不管他面前的桌上摆满了杯盘狼藉的汤汤水水。我站起身，把村长扶起来。村长醉眼蒙眬地看着我，“你……你们住哪里？我送……送你们。”

“不用了村长，我们走回去不远，就住林家铺子。”何研说着，搀住村长的另外一只手臂。

“你们住……住林勇那儿？”村长的双脚在挪动着。

“林勇？这名字有点儿耳熟。”何研自言自语。

“好像是张展他爸的合伙人，之前养过鸡。”我一下子反应过来。

第八章 处女作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住在北边朝阳和昌平交界的那个小区。我每天去坐公交车的车站，刚好有一个站牌处在两个行政区域的交界线上，所以我才知道这一点的。这似乎是一个隐喻，我的工作在发达的“朝阳区”，但是我的身体处于“昌平”。昌平，是属于海子的地方。第一次在公交站牌旁想到《在昌平的孤独》时，我自己感觉已经好多年不读诗了，更别说背诵一首并不那么知名的诗。但是在那个地方，我就能轻易地背出这首诗的全文。

孤独是一只鱼筐

是鱼筐中的泉水

放在泉水中

孤独是泉水中睡着的鹿王

梦见的猎鹿人

就是那用鱼筐提水的人

以及其他的孤独

是柏木之舟中的两个儿子

和所有女儿，围着诗经桑麻沅湘木叶

在爱情中失败

他们是鱼筐中的火苗

沉到水底

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

孤独不可言说

“在爱情中失败，他们是鱼筐中的火苗，沉到水底。”我匆匆逃离广州，将身体住进昌平，是因为“爱情中的失败”吗？大概只有海子那个年代的诗人才能如此从容地使用“爱情”这样的词语。从逻辑上讲，爱情的存在，是“失败的爱情”的前提，无论跟张婷婷在一起还是之后分开，我似乎都没有真正体会到所谓“爱情的感觉”，大概就是因为它有可能并不存在吧。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透露过，我到那个学校读计算机专业其实是完全草率的选择。如果让我再选一次，也许我还是选计算机专业，即使我从未真正去学过它，更别谈用它去工作，赚钱。现在想来，这是一种无声的反抗，是我内心的起义。从同伴，从老师，甚至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我从小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学习，生活，成长，一帆风顺，直到高考后填报志愿，选择大学专业。我每天拿着学校发的志愿指导书坐在书房里发呆，我第一次隐隐地意识到“生命”大概是一种什么东西。在网上填报志愿截止的当天，我把志愿填报指南随机翻到一页，然后就填下了那一页列出的第一个学校的第一个专业——计算机专业。如果现在父母知道了我整个填报志愿的真相，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志愿填完之后，我告诉了父母。他们觉得填得不错，计算机是面向未来的，更为关键的是“工作好找”。

上大学后，几乎从第一堂课起，我就对学校完全失去了兴致。进入新的学校，新的宿舍，有了新的同学，我却提不起精神。我就这么一天天地在学校里闲逛，围着学校的围墙、教学楼、池塘、操场打转儿。直到大二，我才跟着人群第一次走进自习室。我喜欢自习室那种安静而又各有所忙的气氛，即使我连一本书、一支笔都没带。我拿出手机，假装在玩儿。自习室在图书馆的二楼，跟自习室一墙之隔就是期刊阅览室。熟悉之后，我开始去期刊室随便拿起一本杂志读。最开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科的期刊，我都能津津有味地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这样的一种阅读方式，与其说我在阅读，不如说我喜欢上这种处于阅读状态的感觉。在这之前，我从来就没有阅读的习惯，除了课本之外，从小到大我几乎都没看过任何课外书。

第一次看到张婷婷的时候，就是在阅览室。在一个晚上，跟以前一样，阅览室的人不多，她穿着一件深紫色的运动夹克外套，长直头发，在期刊阅览架前停留了好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这么产生了一种没来由的好奇心，想看看如此安静在阅览架前可以站这么久的一个女生是什么样子。她的脸面向阅览架，我就这么等她回过头来。直到工作人员宣告马上要闭馆了，她才放下手里的书。我看到了她的脸，另一种奇怪的十分熟悉的感觉。我一直尾随着她，从图书馆走出来，穿过教学楼前面的草坪和学校的礼堂，到达女生宿舍楼。

在那个时候我爱上了她，或者喜欢上了她吗？我不知道。我就这么一天天地去阅览室，直奔她站过的那排书架前。她看的是文学期刊。偶尔她会来，趁着她不去上晚自习的空当。她叫张婷婷，是中文系的，除了周二和周五之外，她晚上都要去自习室。她是大一新生。差不多整整半年后，我们才第一次说话，加微信。我无所事事，几乎只拿出两三成的功夫，在每门考试之前的一个星期内开始看书，应付即将到来的考试，其他时间，我要么在阅览室，要么在自习室看书。

写完第一篇完整小说的时候，已经是大三的上学期了。写完的当天，我按照那本我经常看的文学期刊上刊登的投稿邮箱发过去后就忘了这事儿，接着写我的第二篇小说。那段时间我连张婷婷都见得少了。我没想到事情会是如此顺利，还没到两个月，刊登着我第一篇小说的样刊就寄到了我宿舍。那本杂志刚好在做一个新的“90后”的小说栏目，被我碰上了。接着就是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到大四上学期，我已经在国内的多本知名杂志上刊登过小说，算是一个青年作者了。

同宿舍的三个室友，一个在准备考研复习，两个在互联网公司实习，只有我一个人，每天不是泡图书馆就是窝在床上看书，一直看到再也看不进去了，就下床在下面的书桌上写小说。刚发表第一篇小说的时候确实是很激动的，特别是收到样刊，看到自己的名字和自己写下的那些有点儿不知所云的小说印在纸上，现在想来，这纯粹是一种虚荣心。我在期刊阅览室，反复翻看发表有我小说的那几本文学杂志，有时候还会偷偷观察进来阅览室的同学，有没有人去翻动那几本杂志。发表的小说后面有作者简介，我写的是“XX大学大四在读”。期刊阅览室只有一个女工作人员，多数时候她坐在进门的柜台后面玩Windows电脑系统自带的“蜘蛛纸牌”。新到的期刊被塑料带子系住，堆在她的身边，她连取下阅览架上的旧杂志换上新的这项规定流程都懒得做。一直到两三个月后，她才会把堆积得占住走道的新杂志换上去。那些被淘汰的旧杂志会被回收到她身后高高的“过刊书架”上，束之高阁。以我观察，期刊放进她身后的书架后基本就宣告死亡，只有我，偶尔踩上凳子再去看一眼。

张婷婷说大三是拿学分的关键，她有自己的作息时间表，跟室友一起上课、自习，她不想太分心。学校教学楼的后面有一片小小的土坡，叫情人坡，穿过情人坡有一片湖水，就叫情人湖。她偶尔会约我一起在情人湖边走一走，然后去旁边的学四食堂吃顿饭，之后各自回宿舍。我牵着她的手，总感觉她的手心冰凉。

大四上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在朋友圈看到一家出版社在招实习生，在遙远的南国广州。我突然才意识到，那段时间我不断地在网上浏览，原来是在为自己找一个去处。我把自己的文学履历罗列在一个Word文档里面发过去。第二天我就接到出版社电话，让我到广州，出版社不提供住宿。我把张婷婷叫出来，想跟她商量商量。张婷婷觉得我应该去，我就去了。

最初想来出版社实习，完全是因为自己对文学的兴趣。没想到我到出版社之后，负责人让我做的其实是互联网的工作。社里新来了一位副社长，想要将传统老旧的出版社硬件和一些电脑系统升级一下，因为出版社员工都是中文系相关的专业出身，跟合作的互联网公司沟通困难，所以才紧急招聘实习生的。我一边在网上查资料，一边咨询同学，才勉强把属于我的工作应付过去。如果以后一直待在出版社做这种工作，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在广州城中村的握手楼里租了一张床位，每天30块，环境比学校宿舍要恶劣得多，同住一间的有接近十个人，卖保险的，做安利的，批发盗版光碟的，贴手机膜的。有一个每天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每天下班后都会将自己的所有东西装进他随身携带的一只大行李箱里，装好后跟他每一个看到的人说再见，因为他明早就会提着行李箱回老家。但是第二天晚上，他总会再次出现在他的床位上，继续说再见。我看着这个中年人，老是觉得生活里好像有一些自己没体会过的意味，或者是疑问。我变得喜欢去探究生活的细枝末节，城中村斑驳潮湿的墙壁上新写了几句别有意味的脏话，一张皱巴巴的面巾纸上沾着奇怪的颜色，路边花坛里一只半旧的玩偶，我感觉每天都有新鲜的体验。

有一天，领导兴奋地告诉我，上级部门拨给出版社一笔资金，想要我们策划一个项目，让我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想法，弄一个书面策划给他看看。然后我就弄了一个。领导看着我的策划，跟我讲了一个多小时，是他自己的想法，跟我的基本上是南辕北辙，然后让我去做。这基本上就是我在这份工作中的缩影。

为了参加答辩和毕业典礼，我回学校待了一周。我约张婷婷吃饭，她带过来另外一个男生，介绍说是男朋友。刚坐下的时候我有点儿尴尬，但是那位男生完全没有，他的性格开朗，很健谈，我竟然第一次感受到了某种魅力的存在。我无意中听到，他说他跟张婷婷在一起有两年多了。

我在广州继续待了一年，把自己完全沉浸在书本里面，除了文学之外，哲学和非虚构纪实是我的最爱，我像一个溺水的人，想要借助书本漂在水上。这一年我第一次尝试写完了一个失败的长篇，失败当然是十几位编辑告诉我的，故事是失败的，形式探索也是失败的，他们告诉我，这样的小说（姑且称之为小说）既无法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也无法在出版社出版。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似乎知道什么是小说，我看的书越多，越不明白什么是小说该有的样子，我厌倦了所有的小说和虚构，我觉得它们都是千篇一律的虚假。虚假和虚构，不应该是一回事。到后来，我每天想得最多的一件事是离开广州，离开我当时的生活。

刚好那段时间朋友圈里有人在发招聘信息，北京有一个新媒体小公司在招文字编辑，我就这么来了北京。因为工作的需要，我经常被派往各种电影放映的现场，看完电影后当天晚上就要写完短评，我爱上了电影。

我记得是戈达尔的《筋疲力尽》，雨涵坐在我旁边，这是我们一起看的第一场电影，在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接下来我们又多次在小型的放映场合遇到，雨涵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第一个影迷。

一个爱电影的人，跟一个不爱电影的人，本质上不可能是一种人。杨德昌所说的有了电影之后人生会延长三倍，那本身并不存在而多出来的两倍人生显然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别人的。爱看电影，就是对生活不满，而且这种不满不是那种说得出来的不满，而是一种形而上的不满足。这些都是我在汪雨涵身上得来的体会和感觉。后来我才知道，汪雨涵自己也在寫作，一个写作的女人，加上一个爱电影的女人，就是汪雨涵。她告诉我，在十九世纪之前，写作长期被视为男性的专利，而作为书写工具的笔，则被当作男性阴茎的象征，女性执笔写作既是一种对男性权力的僭越，又意味着女性性的觉醒。夏洛蒂·勃朗特有一个怪癖，写作的时候会闭着眼睛，这有她笔迹歪歪斜斜的草稿为证。跟我那些有可能发表的作品不一样，汪雨涵的写作完全是面向她的内心，没有情节，都是散句，有点儿像呓语。我承认我就是看了她的这些奇怪的作品才爱上她的，我从来没跟她说过，哪怕是在她离开之后。

第九章 初恋

我没想过这么快就跟陈秀娴见上面，张展日记本里面这个四处穿插，贯穿整个日记本的中心人物，关于她的各种插叙，甚至直接盖过了日记本应该有的功能效果。如果把这个日记本连同里面的文字整体放到一部小说里面，作为某种技术手段，作者用以追溯小说主人公生活轨迹的线索，陈秀娴就是整个故事的故事核，和那条不断隐隐显现的主线故事。

张展的日记本里没有写这段感情的起点，陈秀娴在日记里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是女主角了。在当时他们的班级里，班上同学的座位是每周都变动的，周六下午放学之前，教室最后三排的同学就会换到最前面三排，这样能保证相对公平。张展喜欢从左后方看陈秀娴，特别是陈秀娴将半长的头发挽起来扎到脑袋后面，露出她修长的后脖子的时候，透过三百度的近视眼镜片，张展觉得他能看清楚陈秀娴脖子上细密的小绒毛，这让他感觉到一种勃勃的生机。仿佛是一种默契，张展和陈秀娴从来不在任何熟悉的人面前走在一起，无论是最好的玩伴，还是同学老师，他们最亲密的时间就是利用晚自习中间休息的那十分钟，一起在几乎看不清脸的学校操场上散步。在其他的时候，他们都是陌生人，甚至连普通的同班同学都比不上，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的这种隐秘关系。在那个时候，张展是无法定义清楚这是一种什么关系，难道这就是青春言情小说里面的早恋吗？班主任多次在班上强调，男女同学要保持纯洁的同学关系，不许过分亲近。什么又叫过分亲近呢？一起在操场上散散步算吗？张展和陈秀娴的座位忽远忽近，“就像两个围着恒星做椭圆形环绕的行星”，这是张展自己的比喻句。

上初中前，张展一直是个鸡飞狗跳的孩子，那个时候小孩子能做的一些小坏事，他都做过。一进初中，之前的玩伴都四散开，进入了不同的学校和班级。跟小学不一样，老师对学生的成绩有了要求，而且初中的班级里人多，一走进教室，一种无形之中强大的压力就压得张展无法自由呼吸，他感觉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在他后来看来，所谓个人的性格由原生家庭和成长环境共同构成的说法，属于他个人的，塑造他后来性格的“成长环境”就是初中这三年时间。上初中前是一个人，读初中是一个人，初中毕业后又成了另外一个人。

初二上学期，张展班里新来了一个中年女英语老师，据说是从市里调过来的。这位英语老师最大的杀手锏是“单词听写”，每次两节英语课，她会拿出整整一节课来听写英语单词。听写之前，她总会随机点四名同学到黑板上去写，跟坐在座位上的同学一起。对于那些擅长背单词，英语成绩本来就好的同学倒没什么，像张展这样记性差，每次都写不下来几个单词的同学，那就无异于当众审判了。好在班上有几十名同学，一个学期下来，每个人也点不到几次。陈秀娴和英语老师的那次冲突，就是因为听写单词。英语老师第一次点到陈秀娴，陈秀娴坐在座位上就是不出来，也不站起来，就这么坐着。叫了几次之后，英语老师才爆发，走到陈秀娴的座位旁边，企图将她从椅子上提起来。全班同学惊讶地看着陈秀娴，在这之前，陈秀娴从来就是一个“乖乖学生”的形象，不怎么说话，也从不捣乱，他们有点儿闹不明白这场闹剧是怎么发生的，又该怎么样收场。没想到陈秀娴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伸开双手猛地一下将课桌上摞起来的试卷、课本、习题和复习资料全部推到了地上。这一下把所有人都震住，连站在她身边的英语老师都停止了动作。趁着这个间隙，陈秀娴站起身来，飞快地冲出教室。那堂课就这么戛然而止，英语老师随后也离开班级，留下全班同学在座位上愕然着。

隔一天是周六，按照惯例，下午三点多上完第二节课就放假。张展收到陈秀娴的纸条，让放学后在班里等她，有事。张展一直等到天快黑了，校园里几乎完全空了，陈秀娴才到教室。她让张展帮她搬东西。她冲出教室后，被她推倒的那些书本已经被其他同学收好叠在课桌上了。陈秀娴收拾得很仔细，直到课桌里被掏空，连一小片儿碎纸屑都不剩。张展小心翼翼地站在一旁，连昨天她离开教室后去了哪里都没问。他怀抱着厚厚一摞书，默默地跟在陈秀娴后面。走到学校食堂旁边的时候，一个女人等在那里，企图从陈秀娴那里接过怀里的书，但是陈秀娴不愿意，两个人像拔河似的在拉扯。没一会儿，砰的一声，她怀里的那一大摞书跌在地上。女人走过来接过张展的书，让他先走。张展看了一眼陈秀娴，在不明朗的光线下，不远处的陈秀娴只剩下一个剪影。周一陈秀娴准时出现在课堂上，无论是班主任语文老师还是英语老师，好像都已经忘了上周五发生的事情，没有人提起，就像是全班同学一起做了一场梦，睡醒了就过去了。

我跟着林哥走进一个小咖啡馆。咖啡馆里就坐着一个人，在进门这边靠窗的位置。一个齐耳短发的女生，有点儿像《天使爱美丽》里奥黛丽·塔图的发型。林哥把我介绍给眼前的女生，说我是张展在北京的好朋友，找她有点儿事想了解一下。

“秀娴。”我说。在林哥说出她的名字之前，我伸出了手。

她愣了一下，轻轻地伸手，用两三个指头握住我的指头。

林哥离开咖啡馆，我坐在秀娴对面的椅子上看着她的眼睛，这双我似乎已经过于熟悉的眼睛，张展在日记本里反复地用文学性的语言描述过的眼睛。那一瞬间，我就想起了日记本里关于这两只眼睛的各种比喻，它们在我的眼前不断地变化，跟那些喻体的影子相重叠。她的脸上有一种少有的干净的质地，而且看得出来，并不是那种精心装点和举重若轻的熟稔的化妆技巧所叠加的效果。

“听林哥说张展不见了？”秀娴说，她喝了一口杯子里的咖啡，放下杯子，很自然地轻轻抿了一下嘴唇。咖啡的表面有一层淡棕色的奶泡儿。

“是的，失踪了。”我说。我点的美式咖啡端上来了，过度烘焙的焦香味儿冲进我的鼻腔里。“他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联系我？那都好久了。”秀娴微微思索，“得有十年了吧。”

我顿了一下，把手里的咖啡送进嘴里，我喜欢喝有点儿烫口的咖啡。“十年，那差不多你们分开后就没见过了？”

“分开？你说的是初中毕业？”秀娴两只大大的眼睛看着我。

“嗯，差不多。”我说。我看着秀娴“无辜”的眼睛，第一反应是她可能是不好意思对我说出她和张展之前在一起的经历。

“其实我们本来也不算熟，即使是之前初中同学了三年，你知道，张展的性格比较内向。”

“是的。”我说。张展日记本里面，对于他和秀娴这一段早恋的起始阶段是缺失的，但是从坐在我对面这张容易害羞的脸上，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在这段感情里，肯定是张展主动的。我问秀娴是在哪里上的大学，在做什么工作。其实之前林哥就告诉过我，她在县里的一个银行上班，好像还是国企，干得挺不错的。秀娴说她就是在青港市本地上的一个二本师范学校，毕业后便回到县城，在银行上班。因为离家近，每年回来竹山的次数很多。听她讲这几年她的生活状态，我一直在想，要不要继续问她张展的事情，她会不会不愿意谈张展。根据张展的记录，她和张展的早恋失败后，张展其实一直都没能从这段早夭的感情里走出来，似乎之后的这几年，他再也没有交过女朋友。

“张展和你分开后，就再也没交过女朋友。”我还是问了出来。

“嗯？张展和我分开？”秀娴疑惑地看着我。

“是啊，对了，张展失踪前留了一个日记本给我，我看了他的日记。”

“你是不是看错了？”秀娴说，“我跟张展并不是很熟悉的朋友，初中的时候都没说过几句话。”

“你的意思是你们没在一起过？”我问。

“没有。”秀娴摇摇头。

我看着秀娴，陷入了沉思。我想到张展日记本里的一个细节——在春天，有一个下小雨的晚上，他们趁着晚自习中间休息的那十分钟一起去操场上看新开的白玉兰，就在他们走到靠近操场的那条水泥小路时，在花坛旁边的路灯下面，迎面碰到了他们班的英语老师，当时张展和秀娴都呆住了，英语老师笑着对他们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想到这件事。

“你还记得有一个下雨的晚上，你和张展碰到英语老师的事吗？”我问。

“这也是张展日记本里写的？”秀娴说。

“是的。”

“你确定日记本里张展寫的是他跟我的事情？”秀娴的神情变得严肃，她的两只手掌握着咖啡杯，看得出来，她似乎突然变得有些紧张了。

“确定。”

“我好多年没见他，我怀疑他精神有问题。”秀娴说，“你刚才说的他在日记本里写的跟我在一起，碰到英语老师这些事情，绝对没有，初中三年我跟张展并不熟悉，也没说过几句话。”

“那初二那次，你和英语老师的冲突……”我说。

秀娴瞪大眼睛看着我，“他把这件事也写在日记里？”

“嗯，他写了很多你的事情。”

“这件事倒是真的，我那时候讨厌英语老师。”秀娴把手里的杯子放在桌面上，挪了挪身子，“我一直不明白，那样死记硬背有什么用，即使那些单词我都写得出来，我就是不想站在黑板前面，像动物一样被他们观看。”

我看着秀娴的眼睛，她说话的感觉给人以真诚，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如果按照她说的，至少在她和张展曾经“在一起”这件事上，张展在日记本里写的是他虚构出来的？但是关于他和秀娴一起经历过的这些事情，细节是如此充盈。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我知道，哪怕真的是虚构的，也必然有生活中的来源和原型。也许眼前的这个“秀娴”就是张展日记本虚构的“秀娴”的原型？至少秀娴和英语老师起冲突这件事是真实存在过的。

“第二天你回教室搬书，张展有帮过你吗？”我问。

“没有，”秀娴摇摇头，“我一个人，等教室里面的人都走了之后回去搬的东西，我们班的钥匙就放在后门头顶的木头门框上。”

我默默地想了一会儿，说：“你确定张展不在班级里？”

“肯定不在。”秀娴说。

“那他怎么知道你去教室搬东西的？”

“对啊。”秀娴想了一会儿，说：“难道他一直在跟踪我？”

第十章 跟踪

“无疑，我们的时代偏爱图像而不信实物，偏爱复制本而忽略原稿，偏爱表现而不顾现实，喜欢表象甚于存在。对这个时代而言，神圣之物仅仅是个幻觉，而世俗之物才是真理。更有甚之，在它眼中，神圣之物随着真相的减少而变大，随着幻觉的增大而变大，于是幻觉的顶峰对它来说也是神圣的顶峰。”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

张展是另外一匹“荒原狼”吗？还是仅仅是某种无心的巧合，他也看过这本书？无论如何，张展第一次对我说的话是“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站在我的角度，而不是我惯常的写作者的上帝视角，把荒原狼的形象跟张展相联系都是自然而然的。

离开那份给电影写稿的工作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完全失去了重心。过往的电影都被我看过，我爱的书都被我读过，我也毫无感觉和动力去再度重启我的写作，我陷入了一种心理上的无所事事阶段。我懊悔，我想证明自己正在活着，或者还保有一种自认为很重要的写作能力，我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变得客观而冷静（在他者看来可能是冷漠）吗？在和雨涵的关系里面，我是否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雨涵搬走之后，屋子显得空荡荡的，她不仅将自己所有的物品都搬走，她把那只我们一起养大的小猫茉莉也带走了。她不在的时候，我不仅想她，也想茉莉。

我记得在带回茉莉之前，雨涵试探过我好几次，能不能养一只小猫，但都被我拒绝了。不是我不喜欢小猫，我害怕一养小猫我又会想到小时候那只叫“咪咪”的小狸花猫。

那时我上小学四五年级，一天深夜，我妈突然叫醒我，说咪咪不见了，要我一起出去找。有些事就是无法解释的，我至今想不通，我妈怎么会梦到出事地点的。我妈牵着我，在刺眼的矿灯指引下，直接赶到了事发地点。那是我家附近唯一的一家铁匠铺门口，靠着通往县里的公路，他家孙子叫何超，弹玻璃珠总输给我。我妈径直走到已经完全熄火的风箱旁边，咪咪就躺在风箱旁边的一块沾满污垢的破布上，奄奄一息，似乎是在撑着，见我妈最后一面。我看到母猫肚皮间淌出来的内脏，脑袋里完全是空白的，似乎是被即将溜走的生命给镇住了。

是一辆东风车。我妈说。

它是自己撞上去的。我妈说。

它应该想开点儿的，总会有这么一回。我妈说。

我妈摸着母猫的后脖子，那是它最喜欢的抚摸方式，只要摸着那里，母猫就会发出呼呼噜噜的声音。我妈说那是开心的声音。但是那一次，母猫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在老家，传说猫有九条命。死去的家猫是不能埋进泥土里的，那样会阻断它重生的道路。死去的猫身必须尽快挂在一棵高高的树枝上，挂满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猫才会重新顺利投胎。

我妈带着我，连夜把母猫带到我家屋后的一个山洼里，选了一棵笔直高挺的杨树，将母猫挂在了树上。从那以后，我家再也没有养过任何一只猫，即使隔壁左右的邻居多次将花色和性格更好的一些小猫送到家里给我妈挑选，我妈也只会摇摇头，猫自此成为一个无言的禁忌，没有人再提出养一只猫。

雨涵把茉莉带回来的时候我正在洗澡，我洗完澡从卫生间走出来，看到一个橘色的小团子缩在墙角，我以为是一个什么球。雨涵在阳台上晾衣服。我去找吹风机，突然听到一声“喵”。雨涵冲过来抱起那只橘色小球，就像新生的孕妇抱着自己金贵的婴儿。茉莉躺在雨涵的怀里，我被这个场景所打动，她和它是如此匹配，好像它的存在天生就是为了这一刻躺在她的怀里。雨涵確定要离开的时候，我就考虑过茉莉的问题，最初我还抱着一丝幻想，她会不会把茉莉留给我，她知道我爱茉莉。甚至有时候，只有我和茉莉待在出租屋的时候，我觉得我爱茉莉要超过雨涵。最后她还是把茉莉带走了，虽然我知道，她对茉莉的爱是远不及我的，也许她是在报复我，最后一次用茉莉来表达对我的不满。

最后促使我搬离那间出租屋的，说到底就是茉莉。茉莉最喜欢躲藏的那个衣柜右边的小角落，茉莉最喜欢躺着睡觉的暖气下面的小垫子。我待在房间里，老是想起茉莉，即使它不存在了，还是会扰得我心神不宁，就像它之前在这间屋子里，老是在我看书的时候跳到我身上来，趴下睡觉，直到我的两条腿都麻痹，我才将它赶下去。

我下定决心重新开始写作，找出之前在本子上记下的一些“写作灵感片段”，就像过往的那些大作家建议的那样，我早就养成了记录自己任何一个微小的灵感的习惯。这是一个悖论，我记得越多，越觉得我没有什么可写的，因为一切都是碎片，而写小说是需要将碎片拼贴起来的。我制订了自己的作息时间，就像过往的写作大师给出的建议，每天固定时间坐在电脑前面，哪怕我一个字不写，对着空白的Word文档发呆也要坐够时间。我在那间出租屋里又待了一些时间，直到找到了一个我想写的故事，我才搬到南四环外靠近一个小公园的新房子里。

之所以决定跟踪这位按规律早出晚归的新室友，他所具有的“荒原狼气质”和他讲出的属于荒原狼的那句台词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是我的写作并不像我计划的那样，只要我每天坐在自己房间的书桌前，我想写的故事就能往前发展。跟之前我所写的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那些短篇小说不同，这次我设想的是一个长篇小说。小说有一条主线，但是很多时候，我写着写着就会偏向另外一条隐藏的线，只要一开始敲动键盘，我的大脑就像是绕进了迷宫，我甚至感觉它逃出了我的控制。我的手指敲在键盘上，是手在写作，而不是我的心或者大脑，我总是有这种感觉，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写长篇小说的感觉吗？我的写作变成了一种纯粹机械的行为，我不知道我的手指会把这个故事带往何方。我要逃脱它，或者逃脱我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新室友的蹊跷之处。

张展出门的时候天还是蒙蒙亮。他出门后，我站在大门后面等了一会儿，直到他大概下到二楼的时候（我们合租的出租屋在四楼）我才出来。他走在我前面，在黑色和黄色混杂的光线里伸开两只手臂，像是在做着上场之前的热身运动。他顺着人行道往前走，跟他擦肩而过的多是早起遛狗或者遛弯儿的老头儿老太太。出门的时候，我毫无理由地以为他是赶早班地铁去城里的什么地方，结果刚好相反，他走向了附近唯一的地铁站的相反方向。他走着，没一会儿就会停下来，然后又往回走几步，改变身体的形状，蹲下来，或者歪向某一边，在我看来就像突发了某种疾病。某些时候随着他身体的摆动，我看到他脖子前面挂着的一个黑乎乎的笨重东西，我想到那是他的相机，之前我从门缝里看过几次。终于有一次，他举起相机，对着路边的一棵什么树的顶端按了几下，一只大的黑鸟从树枝上飞起来逃走。我跟着他走了好久好久，直到我的两只脚板都有了反应。我有扁平足的毛病，不良于行。

我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跟着张展，一次又一次，他在人行道、街边小公园或者胡同里走来走去，有时候又呆坐在咖啡馆、独立书店或者奶茶店里，他的行走是没有方向和目的的。我想起了我坐在电脑前敲字的那些手指尖，它们也是行走在键盘上，看起来毫无目的，但是最后总会组成一些由逗号、句号、感叹号和省略号间隔开的看似有什么意义的句子。而张展行走的产品就在他的相机里。他拍下的照片数量，远不止他发在他自己那个几乎等于不存在的社交账号上的。他在街头寻找一张合适的照片，这是我最后得出的结论。

在那时的张展眼里，也许我是一个完美的室友，从不好奇从不打扰他，我们就跟所有存在这个城市里两千多万个原子化的当代人一样，静止，然后流动，又静止。他对我一直跟踪着他的这一事实毫无察觉，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出租屋外面的鞋架上拿起一个快递，看得出来是一本书。负责这个小区的快递员已经熟悉我的习惯，凡是有快递寄来，不需要电话或者短信问我，放在鞋架上就行。我拆开快递，是本雅明的《单向街》。我愣了一下，这个版本的《单向街》我一直想找，但是并没有找到。我仔细看了一下被我撕掉的快递包装，收件人是“一人”，原来是张展的。《单向街》是联系我跟张展的一条线索。我们顺着《单向街》聊了一会儿本雅明，除了《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之外，他还特别提到了“拱廊街研究计划”。这一下子击中了我，我想起他每天带着相机走来走去的形象，张展不是一只荒原狼，而是一个从巴黎拱廊街穿越到北京的游荡者。

第十一章 初中

陈秀娴对张展在日记里记载的关于她的事情很好奇，让我接着再讲几件事。我多次翻过那本日记，便凭着印象又讲了一点儿。秀娴说这些事情的细节她大多早就忘了，经我这么一提醒，又都想起来了，张展记下的大部分事情都是真的，但是并不都是发生在秀娴身上，从好几个细节她都能听得出来，部分事情是发生在他们同班的另外几个女同学身上。比如在晚自习中间休息的十分钟去操场上散步的，是同班的王宇和杨柳，后来他俩因为早恋的问题被全校通报记了大过。而在英语老师听写的时候跟她发生冲突的，确实是陈秀娴，但是第二天帮她把书本搬到学校饭堂那里的，是同班的另外一名男同学杨涛。当时陈秀娴就感觉得出来，杨涛有一点儿喜欢自己，但是从来没有表白过。诸如此类的细节，伴随着我的叙述和陈秀娴封存在脑海中的记忆慢慢复苏，一点点都浮出水面。

随着细节的一点点挖掘，陈秀娴认为张展不可能是通过跟踪她的方式获得的信息。因为在我的讲述里面，如果把张展的日记本当作一本真假夹杂的类似小说的文学作品来看待的话，日记里面的所有细节似乎都是完全真实的（虽然部分陈秀娴不可能得知的细节无法判断，但是以她个人的看法，这些细节有很大可能是属实的），张展不仅仅是以一个跟踪者参与他的记叙，很多时候，他可以换两三个视角来观察同一件事情，甚至可以用一种全知的上帝视角来看待他的记叙。陈秀娴想到了他们的语文老师，也就是班主任，在他们班上推行过的一项“活动”。

陈秀娴说，初一下学期的时候，青港市教育局组织市里部分老师去江苏啟东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从江苏回来后，语文老师就开始让全班同学写日记，周一到周五每天一篇，周六由学习委员收起来后随机分发，让他们通过批阅别人的日记这种方式来反思自己的作文能力和技巧。据语文老师说，这一招在启东市早就全市推广，从初中到高中都是这样，这是启东市多年摸索出来的优秀教学经验。刚开始写日记的时候，全班同学都很兴奋，因为同学们都来自不同的小学，无论是同学之间的关系还是初中学习的方式都跟小学很不一样，很多想说的话都不知道该跟谁说，日记是一个很好的抒发方式。经过半个多学期的兴奋期，到初二的时候，多数人都已经很倦怠了，每天都是早自习、早餐、上课、早操、上课、午餐、上课、晚餐、晚自习，从早上六点钟一直到晚上九点半，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枯燥校园生活和处于身心高速发展的成长期之间逐渐有了矛盾。有的同学在学习中掉队了，开始看漫画、言情小说和网络小说，玩电子游戏，甚至开始有早恋倾向的同学也不在少数，记日记成了跟数学作业一样的规定动作，已经让多数人提不起兴趣了。到了这一阶段，批阅日记已经发展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由之前学习委员统一收随机发变成了写完后想给谁批阅就给谁批阅，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班上好几对早恋情侣的形成。他们在各自的日记里记录，然后在班上光明正大地换阅，而名义上是在完成语文老师的作业。这种情况持续了大半年，一直到初二快要结尾的时候，语文老师才停止了交换批阅日记的实验。

“我怀疑张展是看过我们班上很多同学的日记。”陈秀娴说，“不然他留给你的日记里面，那些真实的小细节不会怎么详细。”

“但是按照你所说的，你们班上的日记是两人相互批阅，他也不可能看到这么多人的啊。”我说。

“也许是他偷看的。”陈秀娴笑着说。

“趁你们不在教室的时候？”我也笑笑。

“有可能。”陈秀娴说，“张展的日记本里跟他的失踪有关吗？难道你是警察？”

我摇摇头。

“那你是为什么？我猜你是通过他的笔记本找到我的。”陈秀娴说。

“确实是的。我是一个写作者，我想写一个故事。”我说。

“就跟张展的日记本一样？他的日记本就是个故事啊，可以当小说看。”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跟桌子另一边的陈秀娴解释，我通过张展的日记本来寻找他的过往究竟有什么私心，或者就是作为一个非虚构项目所必须做的田野调查到竹山来搜集写作素材的。我和陈秀娴就这么静静地坐着，咖啡喝完后又叫了一壶水果茶。水果茶也喝完了，陈秀娴接到她爸的电话，要回家吃午饭了。她离开后，我一个人继续待在咖啡馆。

老板过来给我桌上的水壶加完水，不经意地对我说：“你注意到张展他爸了吗？”

我看着老板的脸，这张脸面庞俊秀棱角分明，胡子也修理得整整齐齐，配上天蓝色的衬衫，看起来很有范儿，像是咖啡馆老板该有的样子。“也是失踪的，据我了解。”

他坐在陈秀娴之前的位子上，说：“你刚来可能还不知道，和平的失踪没那么简单，好多人都说他死了，可能就在竹山。”

“你的意思是他已经死了，而不是失踪？”我看着老板的眼睛说。

“传闻，都是传闻。和平之前赚这么多钱，说靠的都是他老婆。”老板说。

“这怎么说？”老板的话勾起了我的兴趣。

“我也是听来的，说和平他老婆靠身体讨好上面的老板，和平才有的那些工地。”

“不对啊，不是说是因为张展他爸出轨了，才导致离婚的吗？”我说。

“具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我都是听说的。”老板笑一笑，站起身收拾桌上的杯子，“竹山也有很多人对和平的事感兴趣。”说完老板捧着水壶和玻璃杯离开了。

第十二章 分类

张展带着我走上北京的街道，以本雅明笔下在巴黎拱廊街无所事事的那些游荡者的眼光。我们步行，绝大多数时间，我们就是纯粹的游荡者，站在人群之中观察人群。我不太习惯这种视角，我更习惯于坐在电脑前面，用自己的十根手指来思考“人”的大脑，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为什么想要。而在街道上是不一样的，我既能看到真实的作为单个的人的表情，又能看到作为整体的人所处的不断变化的环境（因为我在行走）。张展说，拍照就是眼光的智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写作就是指尖的智慧，或者是键盘的智慧？）张展和我就这么在街上游荡，走来走去，像是我在写作之前的那些小习惯。前一天写完之后必须将键盘收进抽屉，第二天又必须故作慎重地将键盘摆出来，按开左手边的台灯，调整到暖黄色的适合写作的光线，右手边放上水壶和水杯，然后去上厕所。做完这一套自己规定的似乎是写作前的准备活动后，就要将自己的十根手指放在键盘上面了。不要认真去通读之前已经写出来的那些初稿，只需要草草读一下上面的那一小段，就可以接着写下去，凭借着一种奇怪的感觉，这就是指尖的智慧？与此对应，张展说每一张照片的形成，其实都有一个“决定性的瞬间”，从表面上看，这个“决定性的瞬间”就是在食指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但实际上决定一张照片的，并不是手指（写作当然也不是键盘的智慧了），而是那个和拍摄者内心发生强烈碰撞的场景。至少在张展看来，每一次出现那个瞬间的时候，那一秒钟，他的内心会生发出一种兴奋和喜悦。人群、光线、场景，再加上拍摄者，相互的作用。

拍摄一张照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其难度大概等同于我产生了想创作一个故事的灵感），“你需要融合在人群里，但又不能随波逐流;你不能跟着它的节奏走，但又不能把自己和人群隔开。你既在人群的里面，因为你就是人群的一部分，你又要在人群的外面，至少你要保证那个黑色的相机镜头在外面，因为相机本质上是工厂生产的一件商品，它应该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张展说。在长久地走来走去之后，他会突然在某个地点停住，小心翼翼地挪动，变换双脚的位置，让眼睛处在不同的“视角”。“结构也是在一瞬间成形的，要么有，要么就是没有。”在我看来，张展所追求的那种“瞬间性”就是偶然性，他想将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思考融进某一时刻看起来像是很巧合的画面里，现在看来，与其说张展所拍摄的照片打动了这么多的观看者，不如说是“符号”，最初那九张大范围传播的照片都有着看似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初看让人忍俊不禁，再细看，每张照片都充斥着一些倒错的符号关系。有一位评论者的评语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出了我心里想象的关于张展照片的感觉，他说：“我们误以为其通俗，实际上，他的作品都在一个相当之窄的频率上，他让我们所有人产生了共鸣，‘那些一刹那就会溜走的人情，都会给他准确无误地捡走。”

我尝试过很多次给张展U盘里面的照片归类，但是都放弃了，要不是这个非虚构写作计划的编辑李静媛要连载张展的照片，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做这件事，这就像去整理一间杂乱无章的书房，将书籍整齐摆进书柜里的方式是有很多的，按学科门类，按作者国别，按书名的首字母顺序，按图书开本的大小，按日常翻阅的频次……这样的分类法似乎是可以一直往下继续的。最初李静媛让我把这些照片归类，将它们按类别在栏目上连载，我直接拒绝了。但是她说如果没人来做这项工作，那编辑就只能按照照片的原始序号，即这些照片的拍摄顺序来发布。于是我接受了这项任务。我将他照片里面多次出现的事物进行了区分和说明。

1.？镜子。

“镜子和男女交媾都是可憎的，因为它们使人的数目倍增。”（博尔赫斯《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镜子”是张展照片里我最感兴趣的一个符号。不仅仅是镜子，如果把张展所有照片里出现的物品都转化成商品名，输进一个大数据系统里进行分析，我想象得出来，肯定有很多“高频词汇”。张展喜欢利用镜子来拍摄他自己，在街上，作为一种元素或者符号融入他“瞬间性”的作品里面。希区柯克在他导演的电影里客串，喜欢使用“元”技巧的创作者，在小说里面写小说的作家，他们出现在自己作品里并不是偶然，而是一种思考的路径，一种记录。张展利用镜子来记录他自己的历史。镜子作为承载他身体的容器，有时候被塞进两栋“握手楼”的缝隙里，有时候成为小鞋摊试鞋镜的人物背景，有些时候镜子又成为摩天高楼遮光板。镜子里面是张展的人像，但那是反光，是影像，相机在镜子里所捕捉形成的相片相当于影像的影像。

2.？肉。

肉的表现形式。车水马龙的空隙里穿梭的一只嘴尖嫩黄的小鸡、血水横流的菜市场里黑洞洞的露天下水道、一只只还未煺毛排列整齊的粗壮猪蹄儿、带血的白色羊排、两眼紧闭的大牛头、穿着肉色丝袜的超短裙、高档写字楼挂出来的一小排土腊肉。在张展拍下的这些“肉”中，主要颜色是黄色、红色、黑色和白色，坚硬的城市和柔软的肉，形成一种猛烈的冲撞，似乎是在向观看照片的人表达着什么。在张展的日记里记录着这样一段话：“一种开放的心态，将镜头开放给世界，世界变得近在眼前，开放给陌生者，从而得以偷来一张张亲密的瞬间，最终的照片也开放给读者，表面没有任何玄机，却会让人翻来覆去地看，愈来愈多的细节逐渐显现。”在张展失踪之后，他借由我，“将照片开放给读者”。我成为一种功能的存在，是联结张展和世界的媒介。

3.？玩偶。

张展最初在那个用户不多的社交网站引起我的兴趣，正是几张玩偶。我记得第一张是在一个上行的电梯上，电梯旁边的二楼廉价服装店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三只没穿衣服的塑料人形玩偶东倒西歪，像是灾难来袭无暇他顾连衣服都来不及穿，而淡定的店员在一旁熟视无睹，按部就班地干着手里的活儿。三个隐形的受难者。“看”和“观察”是有本质的区别。张展的照片让我意识到在真实的街道上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和戏剧性。缝纫店气质高贵的人台、散落的（像是被切割）手指，作为道具的人形玩偶出现在照片里的时候，它们和行走在画面里真实的人一样具有了同等的生命。

4.？错位。

材料和位置关系都能造成错位。五星级的玻璃旋转门，将门外的乞丐“送到”门内妙龄女郎的怀里，网状透明的自行车塑料框成了一位中年人抱头痛哭的发泄场所，水果摊儿老板的脑袋变成了挂在空中用绳子吊着的榴莲，肥胖男子的大肚子变成实心的球形拦路石，各种各样“倒错的符号关系”充斥在张展的照片里。布列松说“天空属于所有人”。物与物之间或许可以产生各种错综复杂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只有部分创作者才能嗅到气息。

5.？重复。

“城市中单个建筑物的寿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短。”在张展的照片里面，有一些是在不厌其烦地重复，同一角度在不同时间不断地拍下去。先是坚固、高大、川流不息的人行天桥，然后是废墟、工地，又建成了人行天桥，依旧川流不息，这就是城市。更多的时候不是这样彻底地摧毀，而是不断在局部进行修整。人行道上一块一块被置换的砖块儿，小区健康活泼的大树一夜之间失去了踪迹，诸如此类。忒修斯之船，人行道还是之前的人行道吗？小区还是小区吗？观察者还是观察者吗？

第十三章 失控

周日，快到黄昏的时候，我坐上去往县城的公交车。听卖票的大姐说，这是竹山去县城的最后一班公交车。一个陌生的县城。我只带着自己的手机。

陈秀娴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躺在民宿的秋千上，半睡半醒打发着这天剩余的最后一点儿时间。我没想到她会找我，约我晚上一起在县城吃饭。上次跟她短暂见面之后，她当天下午就回了县城，说公司有点儿急活儿要赶着回去处理。我当时甚至怀疑陈秀娴是故意躲着我，不想再跟我聊任何关于张展的事情，毕竟在张展的日记本里，她是当事人和主人公，虽然她已经证实有很多事情是张展在张冠李戴，但毕竟都是安在她名下的。况且，我所了解的陈秀娴仅仅就是通过张展日记本里“虚构”出来的她。

陈秀娴发给我的地址是一个湘菜馆，我赶到餐馆门口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因为是周末，餐馆儿里面人声鼎沸。陈秀娴从窗边的一张小桌子旁边走过来，将我带到那里坐下。她的面前摆着两瓶啤酒、两个乳白色的塑料酒杯，有一瓶啤酒已经喝去了一小半儿。陈秀娴看着我坐下，说菜已经点好了，还没上。她给我面前的杯子满上酒。我端起来喝了一大口，权当解渴。她坐在我的对面，脸颊已经有些微微泛红了，看来她也不胜酒力，这么一点儿啤酒就红脸，很可能是酒精过敏。服务员端来一小盘儿锅巴和瓜子，我们吃了一会儿，两瓶酒就快喝完了菜才上来。陈秀娴又叫了四瓶酒，我没有制止她。

“上次跟你聊完之后，我一直在想张展的事。”她终于开口了，四瓶啤酒又已经喝下去了一半。“即使张展真的是偷看过我们班上所有同学的日记，他为什么要把其他人身上发生的事情都记在我的身上？我不相信他是记错了，他还记过我一些什么事？”

我自顾自喝着啤酒，之前喝得有些急，我的脑袋已经有些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陈秀娴说日记本里关于她的事，如果按照她所说的，初中毕业后他们就没怎么见过，那日记本里后来的那些记录，根本跟她毫无关系，是纯粹虚构的。在日记本里面，他们高中都是在县城上的，也就是我此刻正在坐着的这个县城，不仅如此，他们的学校还正好挨着，一墙之隔，两人经常互相去对方的学校看彼此。她喜欢喝草莓味儿的酸奶和养乐多，不喜欢吃苹果，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们经常一起去县城步行街的那家华莱士吃脆皮烤全鸡套餐。

“你上的高中跟张展他们学校是隔壁吗？”我问。

“是的，他上的实验高中，我上的是二中。”陈秀娴说。

看来张展还是一如既往，日记里面记载的事情是半真半假，两人上的学校都是真实的，就隔着一道围墙，也就是事情的主人公是假的？那些事情并不是发生在张展和陈秀娴的身上？“你们在高中没见过面吧？”我问。

“从来没有。怎么？张展的日记里我跟他高中还见过？”陈秀娴说。

“嗯。”我点点头，“你们经常去彼此的学校找对方玩儿，还一起去吃烤全鸡。你喜欢草莓味儿的酸奶和养乐多。”我说。

陈秀娴瞪大眼睛看着我，“哈哈，这个是真的，张展怎么知道的？我真的喜欢吃草莓味儿的酸奶和冰的养乐多。”可能是啤酒的作用，陈秀娴的情绪明显比之前亢奋了一些，两只眼睛微笑的幅度也比之前大多了。“我没想到，这个张展还挺有意思的，要是他没失踪，我还挺想见见他的，好多年不见了。”

“对了，他拍过一些照片，我给你看。”我掏出手机，把我最初发出去的那几张照片翻出来，递给她。

陈秀娴看了一会儿，说：“我看不懂，但是感觉应该拍得不错。这些照片底下的评论好多啊。”

看完照片，陈秀娴提议我们出去走走。她带着我穿过餐馆，从后门出去。一出门，之前的那种拥挤和逼仄的感觉就消失了。餐馆的后门对着一条河，朝着河岸两边的灯光看过去，河里的水还在流动。一股清新的活水的气味儿吹进我的鼻腔，瞬间穿透了我的身体，像是兜头被淋了一桶冷水，之前的那种滞浊之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全身舒爽。沿着河流往前走，没一会儿，我们又转进了一条大路，陈秀娴指着马路另外一边说：“这就是实验高中，张展的母校。”

“啊？就这里？”我看着对面马路，张展的日记里对高中的记叙也有很多，它们瞬间翻涌在我的脑海里面。这个学校铺着煤渣的大操场，进门斜着向上的一个山坡，还有山坡旁边一到春天开得遍地都是的黄色的迎春花。“我们可以进去转转吗？”

“应该可以吧，我们就冒充说是校友。”陈秀娴说。

陈秀娴带着我，没几句话就解决了学校门口的保安，放我们俩进去了。校园里面很暗，连路灯都没有全开，影影绰绰地有两三个人在走动，应该是学校的教职工或者家属。我带着陈秀娴转进操场，径直往里走，那里应该有一些秋千。

我和秀娴坐进秋千里，夜晚的凉风吹在脸上，既轻柔又舒服。“你知道张展高中的时候精神出过一次问题吗？”我看着不远处只剩下轮廓的教学楼问陈秀娴。张展他们之前的班级在左边那一栋三楼的最右边。

“听说过，好像休息了两三个月，后来又好了。”陈秀娴说。

“是的，他的日记里写过，其实精神出问题的是他们班上的另外一个同学，他有点儿像是被传染了。”我说。

“传染？”陈秀娴从秋千上探起身子，“不过也不奇怪，听我们学校的老师说，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同学，高中本来就是这样的吧。”

我在黑暗里点点头，在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唯一称得上“有问题”的时期就是高中，特别是高二上学期那次跟数学老师，也就是当时的班主任发生的冲突。大学毕业后我回家过年，有好几次家族亲戚一起喝完酒后，我爸跟其他人说过，不知道我那年是怎么了，“像是中了邪”。

在我有限的记忆里，几乎是从学前班开始，我的成绩就很好，在班上就一直是班长。现在想来，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姐。因为她比我大三岁，学习成绩好，爸妈一直把我姐作为榜样激励我。这样的情况一直保持到高二，即使在当时的班级里我的学习成绩只勉强算得上中上等，但是一选班长，我几乎就成了唯一的人选，似乎我长得就像一个班长应该有的样子，跟学习成绩是无关的。班长似乎在学校这样一个具有围墙的“规训”场所里面，跟“统治者”（老师）的关系更加密切，或者说“班长”似乎是一种介于“被规训者”（学生）与“统治者”（老师）之间游离的身份，有一点儿类似监狱里的宿舍长。那位新的数学老师来我们班后，我们班的“风格”和氛围就明显不一样了。他提倡的是相互监督和举报，即使是我，也作为被监督者。而他最拿手的就是叫家长来学校，成绩退步叫家长，早恋叫家长，违反纪律叫家长。高中已经脱离了九年义务教育的范畴，无论是开除还是辍学，按道理说都是自由的，上到高二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想要参加高考上大学的。在现在看来，这一朴素的目标就是抓在这位数学老师手上的软肋，他作为管理者，具有无上的权威，不容侵犯。每次，班上其他同学被叫家长，都是我去学校的门口引路，接到他的办公室。然后跟他站在一起，听他向家长训斥他儿子或者女儿的种种劣迹。之后就是叫来当事同学，家长轻则开始咒骂，重的甚至动手开打，然后他们向数学老师鞠躬道歉，说好话。犹豫几次之后，数学老师原谅他们。走完这一趟流程，每次我看着家长和同学战战兢兢地退出办公室，心里都不是滋味儿。直到有一次我没有完成语文作业。按照之前的惯例，没完成作业还够不上找家长，但是当天竟然有十几位同学都没完成。语文老师找了班主任，班主任才大发雷霆，在班上宣布这十几个人都要叫家长，当然也包括我。在这之前，我似乎跟班主任才是一伙儿的，现在连我都被叫家长，我感觉得出来，全班同学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

下课后，我一个人走进班主任的办公室，询问他能不能这次不叫家长。很显然，我觉得既然同学们都觉得我和他是一伙儿的，即使是包庇，一次也不算多。班主任当场拒绝了我。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了，突然就爆发，我说我不想跟他玩找家长的游戏，叫家长，训斥，道歉，然后原谅，我不叫家长。说完这通话，班主任突然站起来，一脚踢向身边的一把办公椅子，椅子背撞在我的小腿上。巨大的疼痛加重了我的逆反心理，就在那一瞬间，我把椅子踢了回去，班主任措手不及摔进椅子里面，半天没爬起来。

我爸还是被叫来了学校，不过不是跟班主任谈，而是年级主任。在这之前，我主动去找过他，我想换个班级。年级主任高一时教过我，他同意了。听我爸说他是当着年级主任的面向班主任道歉的，代替我。事情发生之后，我并没有很惊慌，要么换班级，要么换学校，要么辍学，这就是我当时自己分析的三个解决方案。换班级后我偶尔在学校还会碰到之前的班主任，我们心照不宣就当作陌生人。读书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失去了班长的“身份”，我感觉到浑身自在。要不是那一次的冲突，也许高三我的学习成绩不会提升得这么快，高考的时候超水平发挥，考上了北京的“211”高校。

我和陈秀娴一直在操场待到很晚才离开，她走回银行的宿舍，我决定去学校旁边的网吧待一晚上。张展曾经多次在这间网吧前驻足，但从未走进去过一次。

第十四章 高中

我迷迷糊糊地从网吧醒来，不远处，在网管的柜台附近有六七个年轻人架起了一张桌子在打麻将，吵吵闹闹的，好几个人嘴里的烟雾在往头顶上飞。我摸出手机，一晚上没充电，剩余电量已经见红了，才过3点半一点儿。我换了一个姿势，让眼睛正好从椅背的空隙处穿过去，正对着年轻人的方向，让他们看不到我。仔细看他们的脸，主要是这些稚嫩的脸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法被收敛的激情，他们应该比我要小很多，至少有两三位，我猜测是对面实验高中的学生。他们抽着烟，打着牌，打打闹闹，在周末的凌晨，毫无疲倦之色。我能想象得出来，他们会一直打到早上天光大亮，一伙人一起去附近吃早餐，然后该上班的上班，该上课的回学校上课。看着看着，我开始羡慕他们，如果张展在这里，他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吧。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张展留存在我脑海中的记忆让我走进这间网吧通宵的，他没做到的事，由我帮他完成。我被这种没来由的想法吓了一跳。

再次醒来的时候，周围已经光线充足了，远处有拖动桌椅的声音。我从椅子上爬起来，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姐正拿着拖把，在一个个座位间移来移去，空气中一股消毒水儿的味道。我走出网吧，马路上已经有三三两两穿着蓝白校服的年轻人在走动，朝学校的方向。没隔多远，有一间露天面摊儿，简易的塑料椅子上坐了一些人，看穿着像是建筑工人。我点了一碗牛肉汤面，坐下的时候看到这些人的手边除了面之外，每人都拿着一瓶二两的小二锅头，一口一口津津有味地喝着。我走过很多地方，似乎还没听说过就着早餐的面条喝酒的。塑料桌子旁边有一个已经熄灭剥落了一半的招牌，上面写着“早堂面”。

吃完牛肉汤面，我不知不觉就顺着学生的人流往前走，站在了实验高中的门口，仿佛是我的两只脚想去那里。就像写作顺利时，我老是感觉我的指尖想打出那句话。门卫认出了我，但是他的眼睛还是带着疑问。我脱口而出，找姚晓明老师，想看看他。门卫笑着对我点点头，热情地给我指出了姚老师办公室的位置。如果命运给我机会的话，也许我可以当上一个好演员，至少我的临场反应是出乎我本人的意料。张展在实验高中读书的时候已经是十年之前的事情了，十年，世界上會发生多少事，而张展当年的班主任还在这个校园里，坐在一间办公室里。

昨天晚上陈秀娴第一次指出这个实验高中时，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张宁”这个名字，是“张宁”而不是“张展”。张展当年高二的时候突然精神出现问题，按照他在日记里面后知后觉的自我诊断，算是受到刺激后的一种应激反应，源头就在张宁身上。张宁是当时他们班上的物理课代表，每次理综考试都排在年级前三名。在一次普通的模拟考时，不知道为什么，张宁发挥失常只考了一百多分，算是大失水准。成绩出来之后，他不仅不沮丧，反而面带微笑看着每一个人。有同学向老师反映，张宁考试的时候睡了很久，而且还自言自语。事情在这之前其实就是有征兆的，张宁算是班上少有的几个性格活泼喜欢讲话的人，在紧张的高中生活间隙，他甚至经常放弃吃晚饭，跑到运动场跟人打篮球。那次模拟考之前的一段时间，他私下找了好多位同学，让他们小心校园里的流浪狗。刚开始的时候，同学们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后来听说他找的人越来越多，次数也越来越频繁，甚至不再出教室，连打饭都让其他同学帮忙，每次放学都会紧紧扒在男同学的背上。他的异常传到班主任姚老师的耳朵里，姚老师找他私下谈话，他才终于解释，说他有两个哥哥，都是在高二的时候得狂犬病去世的，他担心自己也得了狂犬病，活不过高二。姚老师跟张宁的家长联系，他确实有两个哥哥都在高二时去世，一个是意外溺亡，一个是因急性白血病，三兄弟唯一跟狗的联系是很小的时候，三个人一起被流浪狗咬过，当时没有打狂犬疫苗，但是三人都没有任何患病的迹象。

模拟考试后不久，姚老师就在班上宣布张宁同学身体不适回家休养，接下来会在家里学习，到时直接回来参加高考。所有人都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张展算是跟张宁走得比较近的同学，他几乎是全程见证了张宁从开始有些胡言乱语到最后不得不休学的过程。张展自己分析，就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有一种病毒在班上传染，不仅仅是他自己感觉有问题，班上还有好几个同学都有问题，但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来。

姚老师身高不足165厘米，一头花白头发剪得整整齐齐。当我说出我是张展的朋友时，他短暂地愣了一下。寒暄过后，我问他还记不记得跟张展同班有一位叫张宁的同学。姚老师点点头，说这孩子可惜了，当年出了点儿问题没参加高考，第二年学校又帮他报名，但是他家的一个叔叔已经带他出去打工，不愿意他回来了。姚老师给了我一个手机号码，说是当时张宁的电话，他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联系上。

离开姚老师后，我在微信里输入手机号码，搜索到的是一个叫“星空的仰望者”的账号，男，地点显示就是青港市。我在添加好友的申请备注里写“我是你高中同学张展的朋友”，我刚点完“添加好友”的按钮，手机自动关机，没电了。

我回到竹山镇的民宿时，已经到了下午。一到房间，我赶紧把手机连上充电线，没一会儿手机开机了。微信里有十几条信息，其中有八条是“星空的仰望者”发来的。几条视频聊天请求之后是语音聊天请求，然后是一大堆问号。我回复他：“你是张宁吗？”

张宁发起视频聊天，我不好意思拒绝，因为是我首先找到他的。看着视频另外一边浑身脏兮兮的这个叫张宁的男人，跟张展日记里面的那个“张宁”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他在浙江的一个小县城修车，“顺便研修哲学”。他甚至没有过多地向我打听张展，似乎我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我并不是因为寻找张展而找到他，而是本来就是找他的。当他听说我是一个写作者的时候，执意要将他的“作品”发给我看看，让我“雅正”。我说我是写小说的，哲学我不懂。他说我谦虚，都是写作者嘛，“相互探讨”。他发过来一个链接，是从一个知识类的App分享过来的。标题是“时间的本质”。

第十五章 请客

我跟何研说，我要去陈秀娴家里吃饭。何研愣愣地看着我，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有好几次，在民宿的小院里吃完午饭后，何研找我出去散步，或者邀我在小院儿二楼的阳光房里喝茶，就我和她两个人，几次下来，我感觉这似乎是一个讯号，但也可能是我想多了。我不懂画画，但是通过何研微信朋友圈发出来的信息，她的好多水彩画和丙烯画都挂在一个叫Artand的艺术品交易App上，卖得似乎挺不错的，一幅从几千到几万块不等。跟何研经常外出画风景画不一样，挂在网站上面的画大多是蓝色、红色、黑色的，都是一些神秘克苏鲁、殉难、神秘主义、宗教这样的题材，还有一些明显受到日本艺术家的影响，像寺山修司之类。总之，我个人觉得她在这些画里面还是表现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我们天天见面，但还是陌生人，这种感觉有点儿奇怪，既跟我在北京时一起合租的那些上班的人不一样，又跟纯粹出去旅游时一面之缘的游客也不一样。刚来的时候，我有意跟这里所有的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哪怕是何研，完全跟张展无关的人。我从未问过她是哪里人，年纪轻轻怎么就可以用这样一种“云游”的方式生活着。“云游”是她自己在一次饭桌上提到的，不知道是谁先引起了关于她的话题，她似乎并不抗拒讲自己的事情。她从国内一所排得上号的艺术学院辍学后，便一直四处“云游”，画不同地方的风景。对于何研来说，相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年龄段，无论是读过的书和行过的路，何研都算是阅历丰富，但是在跟她接触的过程中，我又能明显感觉得到她那种无法掩饰的真实的天真。

跟陈秀娴在县城的那次晚餐后，我和何研在之前的咖啡馆又一起见过陈秀娴，不是提前约好，而是偶然碰上的。在这之前，因为何研对张展的事情好奇，我把张展里面记载的“陈秀娴”和不符合事实的“陈秀娴”都告诉给了她。我们在咖啡馆待了一整个下午，陈秀娴捧着她的kindle，我和何研读各自带来的纸质书，要不是再次遇到，大概我跟陈秀娴不会再联系了吧。

因为有何研在场，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去县城是陈秀娴带领的，我在网吧通宵，然后去实验高中拜访姚老师，似乎也只能是我和陈秀娴才能知道的，不足以告诉何研。从咖啡馆回去的当晚，我在微信里跟陈秀娴聊天，说了上次跟她分开后我去过实验高中的事。冥冥之中，我就是觉得陈秀娴具有知情权。我还把张展那个在浙江修车的高中同学张宁，也就是“星空的仰望者”的两篇哲学散文转给了陈秀娴。那一晚，我和陈秀娴在微信上一直聊到了凌晨两三点，直到我的眼皮完全撑不住自然闭合，除了小学的时候刚在网吧里申请了QQ号码，偷偷用爸爸的手机跟人聊天之外，后来我再也没有跟任何人一次说过这么多话。第二天快到中午我才醒来，我在床上翻着手机，像是一场梦。微信上的陈秀娴跟我真实接触的陈秀娴“性格”有一定的差异，现实中她并不是特别喜欢讲话的人，而在微信里她的滔滔不绝和展示出来的幽默风趣是我認识的人里面少有的。我们仿佛形成了默契，每天一到晚上的那个点儿就开始聊天，一直聊到某一方不再回复。

陈秀娴说她周末回来的时候，我随口说请她吃饭，她回复去她家吃吧，请我做客，正好她爸喜欢喝酒，家里没人陪。她爸我见过一次，有一次他来咖啡馆儿喊陈秀娴回家，一个普通的老头儿，嘴巴有点龅牙。

我究竟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去吃这顿饭，仅仅是无法拒绝陈秀娴的提议，还是我也想跟她有真实的进一步的发展？直到坐到陈秀娴她家堂屋的饭桌上，我都还没想清楚。

最初陈秀娴向她爸介绍我是张展在北京的朋友时，她爸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兴趣，随着酒越喝越多，以及对我来竹山的目的搞得越清楚，她爸的语言也越聚焦。看得出来，他对酒是真的热爱，就像陈秀娴说的那样。据他说，平时中午和晚餐他一个人至少都要喝三两。我看着他的龅牙，似乎他的脸色也变得更加柔和，也许是因为酒精的作用变得红润了一些。我提到张展的妈妈是他的心结，在日记本里他很少提到妈妈，而且提到他妈的时候用词也冷淡，在张展看来，他爸妈的婚姻完全就是一个错误的结合，而错误的产物就是他自己。在这场错误婚姻里，要负主要责任的是他妈。

陈秀娴她爸则对此表示事情似乎没有这么简单，按照他听来的消息，张展的爸妈离婚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张展他爸出轨，而且还跟小三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在这之前，传言张展他妈还跟张展他爸的金主，也就是承包商“玩儿过”，甚至还有的说是张展他爸送过去的，等等乱七八糟的传言。

吃完饭我准备回民宿，陈秀娴也跟着我出门，说一起走走。陈秀娴说，也许我应该跟张展他妈聊聊，对我的写作也许有帮助，她明天问问她爸，看看有没有熟人能联系上。我点点头，跟陈秀娴一起往前走，似有若无的，我感觉我垂下来的右手似乎擦到身边陈秀娴的手。她的手没有动，两只手就保持着这个若即若离的距离。

我俩一路往前走，小心翼翼地。

第十六章 电话

在张展的日记本里，经常会出现一个女性的第三者——她。她想来看我;她终于离开了;听说她去了南方;她有女儿了，不知道跟她想象中的女儿是不是一样;我感觉她是恨我的，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他，甚至是它，與“我”的区别，在写作中看似只是视角的不同，故事还是那个故事，情节的冲突和发展，并不因为人称的变化而变化，但是Ta（她、他、它）作为第三人称的指代，至少是在写作者本人这里有本质上的不同，使用“Ta”而非“我”除了全知视角本身的限制之外，也客观表现出写作者跟笔下故事的距离，“Ta”是一种想要表现理智客观冷静的标志。而“我”，在很多写虚构作品的人看来，是一种想要“偷懒”的标志，似乎使用“我”就是毫无节制，甚至往往有用力过猛的嫌疑。但是按照张展本来的想法，他写的是日记，并不是小说，虽然他的很多记叙已经被证实是虚构的，但是他日记本里频繁出现的这个“她”，明显是有所指的，“她”就是我手机里这十一个数字，陈秀娴她爸辗转了好几个人才帮忙拿到的号码。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经得知儿子失踪的消息，根据我看过的一些新闻，我觉得警察也许会通知她，这位年过五十叫杨桂莲的女士。根据陈秀娴她爸联系到的那位知情人士的说法，杨桂莲与她后来的丈夫目前在浙江的一个小城市生活，“经营一点儿小生意，有一个已经上小学的女儿”。这位知情人士在一两年前路过那个小城市的时候还跟杨桂莲和她丈夫见过一面。我握着手机，做了好半天的心理建设才终于点过去，我不知道在对方“喂”过之后该怎么说出第一句话。

我打第二通的时候她才接，她最开始可能以为我是搞推销的，但是我的手机号码是北京的，北京的推销员不可能打到浙江，所以她才接的。我说我是张展在北京的朋友。她回了一个疑问句：“张展？”似乎这个名字有点儿陌生，最多就是一位久未联系的故交。从她发出的这个疑问我就知道，还没有任何人通知她儿子已经失踪这件事。我说张展不见了。她问不见了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失踪了。她沉默了一会儿，问我究竟是谁。我说我是张展的朋友。她问打电话给她有什么事吗？我说没什么，就是想告诉她一声。她又沉默了。

“他是不是死了？”她突然说。

“没有没有，警察还在找。”我说。我听得出来，在这次漫长的沉默之后，她的情绪有了明显的波动，跟张展日记本里记载的那位冷血心肠的“她”不一样。

“你告诉我是什么意思？”她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有点儿后悔听了陈秀娴的建议，打这个电话。我告诉她张展留下一个日记本，里面记载了一些事情，有一些事情提到了她。

“他一向讨厌我，他记得的肯定都是我的坏事。”杨桂莲的声音在轻轻哽咽，“他其实什么也不知道。”

张展在日记本里，从未以“妈”来称呼“她”，写到“她”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得到张展那种冷冰冰的感情。有好多次，他反复提到那个有些不伦的场景。

每年暑假，张展都会被接到父母所在的城市“度假”。最开始的记忆里就是青港市的市区，后来是省会，再后来还去过内蒙古的一个部队里，再后来就去了郑州，他爸在这里遇上贵人，走上发迹之路。就是在爸妈刚到郑州的第二年，有一天午后，按照之前的安排，张展会在一个游泳馆里度过一整个下午，然后回家吃晚饭。但是那一天游泳馆设施维修、闭馆，张展出门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回家。他进门后在冰箱里拿了一瓶汽水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喝，喝着喝着就听到了一种含混不清的奇怪的声音，是主卧那边传来的。张展往前走，爸妈房间的门敞开着，一个赤裸的男人压在一个赤裸的女人身上。看到那个男人的第一眼，张展就认出来那不是他爸，他就这么一声不吭静静地站在门口。她闭着眼睛，两只手紧紧抓住男人的后背，把男人身上的肥肉都抓红了，有一条条红印。男人对身后的张展毫无察觉。最后还是她睁开眼睛看到了张展。那一瞬间，她把男人紧紧地拉过去压在身上，对着门外的张展大喊一声：“滚——”

如果不是那几声没来由的“笑”，杨桂莲可能也没那么生气。张展站在门外，看着男人被捏红的肥肉压在赤裸的杨桂莲身上，不知道为什么会大笑起来。连张展自己在日记里面对此都含糊其辞，他都搞不明白当时自己的大脑里的那些突触和神经是怎么连接起来发出声音的。这笑声成了张展心目中一道隐形的伤口，多年之后还经常折磨着他。

“他是不是还恨我？”杨桂莲说。

“也没有。”我说。我摇摇头，好像这样才能让电话那头的她信服。

“他长大后，我一直在想，要是有一次机会，我跟他能坐下来好好聊一次，有好多话我都没来得及跟他说。”她说。

打电话给杨桂莲之前，我并没有抱太大的期待，无论她是否知晓张展的失踪，她虽然作为一个“人物”偶尔出现在张展的日记本里关于“原生家庭”这个话题的回忆部分。对于我来说，她也仅仅是我想写的那篇非虚构作品主要人物的“来处”，她生下了张展，这是一个事实。我读过很多关于出生决定论的文章，在一个人出生的那一瞬间，他睁开眼睛第一次呼吸到的空气、看到的场景、嗅到的气味，都已经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走向、运气甚至死亡，塔罗牌、星象测算、占卜算命、周易易经，我都沉迷过。无论是哪一种预测，似乎都像鲁迅所说的“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杨桂莲说生张展的那一天，婆婆端给她一整碗煎鸡蛋，这是只有生儿子才有的待遇。但是她没吃，她更希望这是一个女儿，她以为她还有机会，却多年再也沒有怀孕，直到最后离开张展他爸，才有了现在这个意外的惊喜，一个健康的女儿。

如果我想要电话那头的人说更多的话，我可能得提到张展的那一次毫无来由的笑声，但是我觉得那是不道德的，在我看来。“你觉得张展如果找一个地方躲起来，有可能去哪里呢？”我问。

“我不知道，我连他现在长的样子都不敢肯定，在大街上遇到我都不一定认得出来。”杨桂莲说，“你提到他留下了一个笔记本，可以给我看看吗？”

我本可以直接拒绝她，因为本子是张展留给我，由我全权处理，但是对方是张展的母亲，是给予他生命的人。“可以，等我把本子里的资料整理完我寄给你。”我说。

“谢谢你。”她说。

第十七章 城市研究

到2017年11月中旬，我和张展已经在北京南边的街道游荡了近半年，都已经形成了很规律的作息时间，每天清早我和他一起出门，他拍照，我跟着他。

最开始吸引我的是大街上的人脸。因为工作的关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很难准确记住一个人的脸，即使我已经跟对方见过两三次甚至四五次，在我看来，他们的脸无非就是形状的区别，胖一点或者瘦一点，又有多大的不一样？在工作和职场中，我们需要的信息并不在对方的脸上，而是在我们手里拿着的资料或者演示出来的PPT里。和我对接的是一张漂亮的脸还是一张丑陋的脸，我根本就不在乎，甚至这张脸在思考，在犹豫，在生气，都是在可控的范围之类，我没必要去仔细记住这张脸的细节。在我们这次见面分开之后，可能在我人生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再也不会相见。北京，就是一片巨大的海洋，两千多万人在这片海洋里无序地游动着，两千多万张脸在我们的面前晃过来晃过去。

在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中，会跟多少张人脸频繁打交道？也就是几千人。一个人生活的圈子里有多少张人脸？也就是几百人。一个人能记住多少张脸？也就是几十人。我研究关于脸的一切数据，到后来，通过一个人的脸，我几乎可以准确地捕捉到这张脸此时此刻的状态，脸是坚定的还是游移的，脸是健康的还是亚健康的，脸是轻松的还是压力重重的。“脸是一个人的门面”，我读脸就像在读一段描述性的文字，脸上的颜色、光泽、弹性、细小的褶皱，一个小小的被粉底遮住的痘粒，它们都是标记在脸上的形容词。当然，对于脸的美我当然也建立了一套自己的评判系统，虽然这件事早就有人做过。他们先取得大量脸的照片，再将每张照片的五官（耳朵除外）轮廓提取出来，然后将它平均，例如一个大眼睛加一个小眼睛就是一个中等大小的眼睛;然后将得到的平均轮廓，用对应位置的平均肤色将之填充。只要拥有足够数量的样本，就可以给该群体一张比较精确的“平均脸”了。我的判断标准就没这么复杂，一张漂亮的脸必然是一张让人舒服的脸，以某种程度来看，以貌取人是认识一个人比较准确的方式，在我看来。

除了脸之外，我对街道上的植物也进行了持续性的研究。我下载了一个拍照识花的App，把我在街上遇到的每一种叫不出名字的植物都拍下来，留档，识别，分类整理。

我像一个植物学家一样，利用这个App，不仅拍下每一株植物的照片，还详细记下拍摄的日期、时间以及地点。做“城市研究”的时候，是我到北京这几年感觉最充实也是最健康的一段时间。我毫无目的，但是格外充实。我心里明白，我观察街上的脸，整理这些植物资料都是对这个世界毫无用处的，但是做这些事情对我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我喜欢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面写的那句话：“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网，无处不在，而盛放自我意义的网，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编织，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哲学。

在我观察脸和植物的时候，张展就在我旁边转来转去，这样看来不是我跟着张展，反而变成了张展在跟着我。我俩各自干着自己的事情，互不干扰。偶尔，在往回走的路上，他一边翻看相片一边会伸给我看。在那个时候，我想的都是脸和植物，对他的街拍已经提不起兴趣。直到我打开他留给我的U盘，看到他竟然拍下了这么多的照片。

11月中旬，距离我们住处不远的西红门发生了严重的火灾，当天我就在网上看到了报道，有死有伤，网上的小道消息说很严重。城市里的一场火灾固然是惨烈的，但我只是这两千多万张脸里最普通的一个，我并没有觉得这场大火跟我有什么关系。

过了一周左右，附近的一些老旧小区明显不太平，我和张展每天出门都能在小区外面看到越来越多拖家带口，拿着锅碗瓢盆全部家当在寒风中等待的人。我问过其中三个人，他们告诉我，他们在等待前来支援的四川老乡、新的黑中介和私人小货车。张展拿着相机在这些家当中间晃荡着，像是一只饥饿的狗对着不明的食物在转悠。很快，我们住处的附近开始大范围地动起来，很多中介都开始赶人，说有文件和政策，所有地下室都不准住人，因为消防达不了标。我和张展还是每天出门，遵守着我们形成的默契，但是我们都知道，一种离别的气氛在蔓延，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张展住的就是一个隔断间，我们合租的房子本来是一个标准的一室一厅，那个“厅”就是张展当时住的房子。走在街上我们已经有些心不在焉，我们在等待消息，如果一直没消息，那就是好消息。

那天我正在厨房煮面，外面有人敲门。我几乎没认出门外的人，我跟房东老头儿也就见过两面，一次是我住进来，一次是张展住进来。他把张展叫出来，说居委会下通知，今晚就要拆隔断。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圆珠笔和算术本，在那张小小的饭桌上计算应该退给张展的押金和没有住完的房租，还郑重其事地让张展在一份居委会帮他草拟的解约合同上签字。

关上门后，张展对我别有意味地笑了一下，进屋开始收拾行李。因为他屋里的书实在太多，就全部清理出来暂时堆在我房间的那个内飘窗上，一直快堆到房顶，其他的一些带不走的生活杂物也就扔了。张展说他联系到了一个之前的同事，可以暂时在那位前同事那儿将就一会儿。他出门的时候就带着一个小的行李箱，脖子上挂着他的相机，显得很轻松，像是准备去赶从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飞往国外度假的航班。我看着张展走下楼梯，心里有一种无形的失落，他的离去也代表着我个人的一段美好时光的结束，在那一瞬间，我就是这么想的。

张展走后的那段时间，我们还在微信上联系，他继续去街上“捡照片”，说等他找了稳定的房子就过来搬书。我心想，在北京哪里有什么稳定的房子？我开始写之前烂尾的小说，我打算一鼓作气把手头的那部小长篇写完。为了激励自己，我决定向“职业作家”村上春树学习，并在网上下载了一张村上正在凝神思考的黑白头像，以及一段他自我激励的“鸡汤”：“我超越了昨天的自己，哪怕只有那么一丁点儿，才更为重要。在长跑中，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我在Word里面将照片和“鸡汤”排好版，去小区门口的打印店打了三张，一张贴在洗脸镜上，一张贴在书桌上，一张贴在床头对面的墙上。这一次，我找到了写作的节奏和感觉，真的靠着村上的这三张自制海报，第一次写完了一部勉强算得上长篇的小说。

小说写完后，我银行卡几乎已经空了，不得不先去找一份工作干。我计划一边工作一边修改这篇小说。朋友圈刚好有人转发了一条招聘文字编辑的信息，是一个还不错的出版品牌，一家大出版社设在北京的子公司。

张展的那一堆书就这么一直占据着我的飘窗，我几乎都忘了它们的存在。

第十八章 案件

我在民宿里整理收集到的关于张展的素材，按照时间以及在他生命中起重大影响的事件（已经刨去了和相关人物访谈之后证实是虚构的那一部分），以Excel横纵坐标排列（这有点儿像某种自创的推理小说的套路），某件事有可能发生在他上小学之前，但是这件隐秘的小事有可能会在他高中做出的某个决定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作用，即使是在当事人张展来看，都不一定联系得上，但我是一名写作者，我应该发掘到这种贯穿一个人生命中草蛇灰线的线索。以我目前所掌握的关于张展的资料当然是有欠缺的。我将所有能收集到的对张展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关系都列出来，按照影响的轻重次序，用软件生成了一张带有权重的思维导图，以思维导图中节点和线图距离的长短来区分。

如果把我“寻找张展”的过程作为一本悬疑小说的动因，而将我类比为一名侦探，按照范达因在1928年编写的“推理小说二十条法则”（简称“推理二十条”）所规定的，必须让读者拥有和侦探平等的机会解谜，所有线索都必须交代清楚，而且谜题真相必须清晰有条理，可让锐利洞察的读者看穿，如果读者跟侦探本人一样聪明的话，不必等到最后一页就可以自己破案了。在张展已知的大事件和人物关系都理清之后，一个显然的缺口自然就暴露出来。张展的失踪，和他爸张和平的失踪，经过我的这一番“追查”，似乎有某种共性。如果按照经典的悬疑小说的套路设计，我应该是一名真正的刑警（一般都会设置为刑警队长），张展作为我身边的一个朋友，朋友离奇失踪，我通过追查张展失蹤的真相，全面梳理张展的社会关系后，发现多年以前张展的父亲张和平也是以同样不知所踪的方式消失，于是案件就转向，我开始调查张和平失踪案，张展的失踪可能仅仅是触发张和平案件重启的一个开关。张和平失踪案才是这部悬疑小说的重点。

随着张展的照片陆续公布，关于张展个人的讨论所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有好多文化名人和微博大V也加入了这场讨论之中。照片的发布方，也就是李静媛所在的公司适应民意为张展建立了一个个人网站，将张展的照片以及网友的讨论全都汇集于此。对于很多张展的粉丝来说，张展已经成为“一代宗师”式的摄影师，他们喜欢张展这种高手出自民间扫地僧式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讨论还不仅仅局限于作品，甚至张展的生活和失踪，都已经成了另外一个重点。合同所签约的时间一半儿还没到，李静媛偶尔会问我一下素材整理的情况，我知道，是因为上次关于我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公布之后，不断有网友在等待着进度，他们急切地想要了解关于张展的一切。我把整体概括张展过往人生的Excel表和思维导图发给李静媛看，她征询我的意见是否可以发布在张展的个人网站上，也算是将我的非虚构写作的初步进度同步给这些关心张展的人。我觉得这么做挺有意思的，有点儿像金庸在报纸上连载他的武侠小说，先公布初步的大纲，让读者参与进来，让他们的讨论和意见进入到故事之中。

在张展的父亲张和平失踪案里，根据“推理二十条”的法则，我作为“侦探”，和读者必须是平等的，我们有平等的机会去解谜。我所在的这间民宿的老板——林哥，在我看来，显然跟这张和平的事是有关系的，他要么是参与者，要么是知情者。不然的话，明明我在饭桌上多次提到过到竹山的目的就是为了调查张展相关的事情，为什么他从来对他与张展他爸张和平曾经是合伙人，入股过旅游庄园这一层关系避之不谈？我决定在林哥面前先装作什么也不知道，避开他。

要是没有何研的帮忙，在林哥身上的进展没有这么快。因为在镇上待的时间长，加上何研拥有的画画技能，镇上很多本地的大爷大娘都知道她，有她在，我很快就能接触上应该接触的人。

林哥当年带着从深圳做生意赚回来的第一桶金，先是在竹山本地投资建养鸡场，以饲料喂养，卖出来的时候却变成了“土鸡蛋”。他养鸡的时候正赶上养鸡热的末尾，赚了一些钱，但是市场很快就饱和开始走下坡路。就在这个时候，张和平回竹山张罗着弄旅游山庄的事情。两人一拍即合，按照出资比例，张和平占大部分股份，林哥做小股东。山庄的前期规划和法律手续很快就弄好了，整个村庄都动了起来，开始了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改造。由于两人都缺乏经验，加上前期对工程量有重大的判断失误，两位股东投进去的钱几乎只能当作是这项庞大工程的启动款，张和平开始将家里的存款和工地上的钱往山庄建设里面塞。这引起了张展他妈的注意，她开始频繁回竹山，名义上监工。根据当年多位在庄园打零工的村民透露，张展他妈在外面的城市生活多年，衣服裙子都很时尚，跟本地女人的穿着打扮很不一样。“会勾引人”，其中一人说。究竟具体“勾引”了哪些人很难说清楚，但她跟镇上的很多男人都走得有些近，这是所有人都认同的。有时候她去镇上的棋牌室打牌，人还没从棋牌室的桌子上下来，棋牌室外就会有三四辆免费摩的停在外面，供她选择。

张展他妈来竹山后，张和平便需要经常回工地。由于是山庄的合伙人这层关系，林哥和张展他妈经常见面商量一些事情是肯定的。有传言说张和平在床上不行，让老婆跟其他人乱来。也有人说张展他妈天性在男女关系上开放，主动招惹了包括林哥在内的很多男人。那件事确实发生过的真实性已经毋庸置疑了，有好几位当时在场的工人。张和平和工人从外面回来，碰到还在床上的老婆和另外一个男人。工人们都义愤填膺，说要打断那男人的一条腿，张和平却沉默着站在原地抽了大半包烟，让那个男人从窗子逃走了。有人说，那个男人很像林哥。但是没看到正脸，又是别人的家事，没人敢肯定。

没过多久，山庄的建设出现资金断裂，张展他爸继续投入资金，和张展他妈离婚。离婚的原因是张和平有了小三。之后山庄彻底停摆，他自己也无缘无故失踪，村里很多人传言，张和平是被杀死埋在了山庄里的某一个地方，甚至连埋尸地点都有好几个备选。一个是杜鹃花林，一个是公共厕所，一个是当时工人的工棚旁边的空地里。这几乎成了竹山当地的一个有些都市传说式的惊悚故事。随着山庄的逐渐荒芜，这传说也被慢慢淡忘了。

我问了好几个人，如果真的像传言所说林哥有嫌疑，甚至埋尸地点都有，为什么警察不追查。据他们说，上面定的是“失踪”，所以没有这个必要。现在算来，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应该去追查到底，把这几个传言中有可能埋尸的地方都去挖一遍？如果我是侦探小说里面的刑警队长，我可能真的会这么做，但是我只是一个写作者，这些素材对我来说，最直接的作用也许就是让故事变得更加有悬念。就我每天和林哥接触的感觉，我并不认为林哥有任何犯罪的倾向，怀疑他是凶手，除非我真的将小说与现实弄混淆了，神经错乱。

在后来的这段时间，我几乎每周都去县城和陈秀娴吃晚餐，并在某天晚上喝多了一点儿之后，我俩的关系有了真正的决定性的进展。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进入她的身体后冲刺的那个关键时刻，我的耳边似乎听到她在呢喃着叫我的名字——“张展”。也许是我的幻听，我有好久没找女朋友了，出现幻觉是完全有可能的。

离开竹山前的一天下午，我跟林哥坐在后院儿里喝茶，一杯接一杯，距离过年越来越近，因为是在乡村，已经不时能听得到模模糊糊的鞭炮声。我觉得林哥应该是知道，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他的四周调查他。但是他没问，我也没说。

我告诉他我要走了，他说等明年开春，四月份杜鹃花开了再来，竹山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他坐在我面前，在他端起茶杯的某一个瞬间，我感觉到有一种刻意的云淡风轻，有点儿小说里面一个侦探面对一个嫌疑人的路数。嫌疑人知道侦探拿他没办法，侦探也知道嫌疑人知道侦探拿他没办法，所以两人只能安安静静地坐在警察局的拘留室里面，静静地听着拘留室正上方的挂钟一秒一秒嘀嗒嘀嗒，等满24小时。

第十九章 展览

我认真读了日记里的某些情节，有一些已经在我无意识的时候融进了我之前写的一两篇小说中，有些纯粹是无用的碎碎念。总体来说，我已经将这些日记完全遗忘，幸好硬盘的记忆比我更加牢固。

重新写日记的每一天，我都会想起张展。我把他的日记本放在我的手边，我一边读他的日记，一边试图还原他在写下这些日记的时候所处的出租屋的环境，心理状态，甚至鼻腔里吸进的空气的味道。离开竹山的车上，除了我来的时候所携带的行李箱，在我的脖子上还多了一个相机，是我在网上刚买的，跟张展那台长得差不多，我只记得张展相机的大致外观，并不知道具体的型号。秀娴跟我约好，过完年她辞职来北京找我。

张展留下的照片已经在网站上全部发布，在李静媛和张展粉丝的要求下，年前在北京宋庄的一个画廊里举办一个小型的张展摄影展，其实就是将喜欢张展的這些人联络在一起玩闹一番。李静媛已经向公司申请将张展展览这件事持续地办下去，甚至还有成立一个民间基金会的想法。在展览之后，李静媛安排了一个“答疑”环节，就算是我这个非虚构写作计划的阶段性成果的首次展示。

去县城的公交车开动了，我第一次举起相机，对准在向后退的竹山。按下拍摄按键的一瞬间，我的手上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责任编辑：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