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任文杰

(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天津 300134)

虽然学界关于乡村治理的讨论一直存在，但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学界关于乡村治理体系的讨论逐步增多起来，认为既然有国家治理体系，则也应该有乡村治理体系。然而，2013—2016年的中央文件并未系统地提及“乡村治理体系”。直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随后一系列关于乡村治理的政策文件不断出台，直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全文再次重申“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至此，“乡村治理体系”已经成为一个目标方向。在实践上应向着“建立健全”努力，在理论上要梳理以往研究的经验和不足，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添砖加瓦。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来源

本文将CSSCI数据库作为检索来源获取本文样本文献数据。检索得到文献1233篇，对每条文献记录进行人工筛查，并将与主题无关的文献剔除，之后进行除重处理，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203篇。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计量法

本文主要运用该方法对样本文献的数量、作者、关键词等外部特征的分布规律进行研究，以描述、评价和预测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1.2.2 信息可视化法

CiteSpace是基于JAVA程序语言编写的可视化软件，可以通过一定算法处理数据，绘制知识图谱，以节点、连线、聚类等方式展现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趋势、核心力量等关键信息[1]。

2 研究现状分析

2.1 文献发表情况

统计1998—2019年CSSCI数据库收录的乡村治理研究的文献量并绘制折线图，见图1。通过分析年度发文分布变化情况可以大致了解乡村治理研究所经历的阶段、热度和关注度的变化。

图1 1998—2019年CSSCI乡村治理年度发文分布

根据图1可知，1998—2019年关于乡村治理研究的发文量呈现出波动发展、总体上升的趋势，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是1998—2003年的初始探索期，发文量少，年际增幅小，对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较少；第2阶段是2004—2012年的螺旋发展期，发文量开始明显增多，虽然文献量在2009—2010年以及2011—2012年有较小程度的下降，但是不太影响该阶段总体上的发文量水平；第3阶段是2013—2019年的快速上升期，在2018年发文量达到136篇，为历年来的最高值，而且2013—2019年际增幅也是非常大的。总的来看，其文献量的变化趋势与实践发展路径较为吻合。

2.2 作者合作情况

如图2所示，节点和字体最大的是贺雪峰，位列第1；其次是吴春梅以及卢福营等人。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存在极少数知识产出合作群体，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贺雪峰、吴理财和董磊明的合作关系。总体上看，作者之间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合作还是较少的。

图2 作者合作图谱

2.3 机构合作情况

如图3所示，华中科技大学在图谱中节点较大，是国内研究乡村治理的坚实力量；其次是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说明这2个机构在乡村治理领域有较强的实力与影响力。但是可以看到图谱中的连线为0，说明研究机构沟通较少，多为“单兵作战”。

图3 机构合作图谱

3 研究热点分析

3.1 关键词共现情况

借助关键词共现图谱对关键词共现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大致了解乡村治理研究的主题，具体见图4。如图4所示，节点或字体越大，代表关键词的频次越多。除了“乡村治理”及其意思相近的词外，“村民自治”、“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词的字体较明显，说明这3个关键词在整个乡村治理研究历程中是较为重要的。

图4 关键词共现图谱

3.2 研究脉络及热点分析

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产生相应的变化，具体见图5。根据关键词的时间分布，对每个阶段的热点主题进行梳理和探讨，分析乡村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可以更好地辨析乡村治理研究前沿。

图5 乡村治理时间空间视图

1998—2006年在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下，关注村民自治、乡村社会治理、治理模式等问题。在“富人治村”议题中，贺雪峰认为其作用局限，对基层民主的侵蚀更甚[2]；而仇叶却强调对于“富人治村”应该分类探讨，在公共规则基础之上的“富人治村”是较为可行的[3]。中农阶层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4]，与广泛的小农阶层可以在协调融洽阶层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共同推动基层民主的发展，助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5]。而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应更加注重其自治功能的实现，唯有在培育优质村民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更有质量的村民自治[6]。如何培育优质村民，这是一个任重道远、需要几代人不懈努力的教育过程。

2007—2012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与乡村治理主体以及乡村建设密切相关的基层民主、社会资本等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新农村建设是国家为支持农村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科学发展的重大举措。扩大基层民主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其核心内容就是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农村的事情要让农民群众说了算，切实保障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基层民主方面的研究从最初的探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到强调培育新村民、发展合作组织、促进村民自治等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7]，相关研究经历了内容由单一到多元、视角由宏观到微观的变化。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村民之间经过长期生活所建立起来的普遍信任、传统观念与现代规则有机融合而成的互惠规范以及依靠乡村组织的参与网络共同形成了牢固且深厚的乡村社会资本[8]，这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3年随着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在政策导向下学界的关注点逐渐转向了乡村治理中的城镇化研究。同年，国家提出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因此如何推动农村产权尤其是农村土地规范有序、公正公开流转成为这一时期乡村治理研究的关注点，与此同时，土地流转后解放的劳动力如何促进城乡一体化亦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农民等劳动力因素和土地资源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尤为重要的。

2015年后的研究热点多是在政策导向下产生的，中央在2013—2015年对“精准扶贫”的一系列表述、2015年之后对于乡村治理以及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系列政策等，都对乡村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出了时代要求，不论是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还是新乡贤、村规民约和协商民主，都是这一时期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在精准扶贫方面的诸多问题如自治不足、政策执行困境、治理空心化以及精英俘获等都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要切实地动员且整合资源、调动一切因素，为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推进，必然要对国家权力和乡村非正式规则进行深度重构使得其二者达到真正的有机融合，调整结构体系以不断优化效能[9]。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将资源要素如技术、资本、人才等吸纳到乡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乡村全方位发展，这与新农村建设时期主要依靠农民的思路不同，也必然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当前乡村治理存在如效能低下、碎片化程度高等问题，如何解决乡村治理中的现实问题以真正实现赋能乡村振兴、达到乡村治理与振兴的相互促进、有机统一，还需要不断探索[10]。基于乡村振兴的价值共识，在促进乡村市场繁荣发展、农民物质条件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亦要注重发展基层民主，培育新乡贤，促进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协调统一，形成自治、法治和德治有机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1]。

乡村振兴时期，如何应对城市人才政策而吸引更多人才到农村去是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当这一问题解决后，面对日益增多的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由城返乡，乡村如何有效承接，以何种机制来整合使用这么多资源，如何使得汇聚至乡村的资源可以发挥最优效用，这些都是当前乡村振兴时期不得不考虑和面对的现实议题，既需要国家上层建筑给予相当的支持，亦需要基层工作者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推进基层治理以推动乡村振兴建设向着更广、更深处前进。

4 总结

本文基于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以CSSCI数据库收录的乡村治理研究的文献为样本数据，分析了乡村治理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等内容，得出如下结论。

当前乡村治理研究总体处于快速上升期；成果产出较多的学者主要有贺雪峰、吴春梅、卢福营等，学者之间的合作较少；研究机构主要以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为中坚力量，机构之间的合作还需加强，通过对研究热点及趋势的分析，可以为乡村治理未来研究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