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综述
——基于文献计量与社会网络分析

方应波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925)

1 研究背景

针对以要素投入与经济规模扩张为特征的传统粗放型增长模式，以及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双重约束，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绿色发展纳入“五大发展理念”并系统化，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1］，至此，绿色发展成为新时期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方向。为搭建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立足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构建绿色发展评价体系以评判和诊断产业、行业、区域绿色发展状态，是在实践层面找准短板并强化靶向施策的重要依据。本研究以“五大发展理念”提出后，国内学者在绿色发展评价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为样本，系统梳理绿色发展评价指标的研究现状，以期对绿色发展的内涵和外延有全面的认识，为后续指标建构提供科学参考和导向目标。

梳理既有关于绿色发展相关综述类文献发现，已有成果多通过典型期刊的代表文献为资料源，聚焦绿色发展研究热点与主题演进，注重从宏观上辨识绿色发展的研究进展，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标梳理仅是综述的一方面；也有部分文献，如斯丽娟［2］的研究，以关键词为观测窗口，采用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识别绿色发展的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本研究较既有成果的区别在于聚焦局部关键问题，从微观层面展开绿色发展现状研究，弥补宏观层面对绿色发展评价框架与评价思路研究的不足；通过文本挖掘的方式逐篇提取样本文献评价指标信息，获得更全面、具体的评价指标，弥补关键词对主题反映的不足。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来源

通过初步检索中国知网，归总绿色发展定量评价类文章标题常用词；根据常用词语统计结果，检索范围限定期刊。检索表达式定义为“T1=绿色发展×评价＋绿色发展×测度＋绿色发展×测评＋绿色发展×效率＋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绿色发展×时空＋绿色发展×空间＋绿色发展×区域差异＋绿色发展×指数＋绿色发展×绩效＋绿色发展×实证＋绿色发展水平”，数据来源选择CSSCI，检索时间始于2015 年1 月1 日，截止于2020 年7 月10 日。共检索出绿色发展评价类文献161 篇，结合研究需求，剔除非指标构建和非定量评价类文献，最终遴选出116 篇作为研究样本，提取并统计论文基本信息、评价指标体系建构与应用情况、具体指标等资料。

2.2 研究方法

借鉴时保国等［3］和刘佳等［4］的研究思路，本研究选取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计量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在绿色发展评价指标文献特征研究部分，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法，即辅助使用NoteExpress 文献管理系统和Excel 表格，统计样本文献基本特征和指标构建等信息，并以图表呈现；在绿色发展评价指标研究现状部分，主要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系统梳理国内绿色发展评价指标建构现状。其中，以COOC6.7 软件将高频特征词转化为共现矩阵，利用UCINET 下的可视化工具Net Draw 进行社会网络分析，运用Factions 功能进行凝集子群分析。为加深对绿色发展评价指标的理解和把握，弥补样本文献信息统计在细节内容挖掘方面的不足，另从检索结果中选取典型文献深入阅读。

3 基于文献计量的样本文献特征分析

3.1 文献基本特征

3.1.1 发表时间与空间分布

文献发表时间反映了研究领域的演进脉络、发展现状与趋势走向。从顶层设计看，系统、全面、客观准确地测算绿色发展水平，科学地评估经济发展质量，是当前学术界服务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的要务，因此，随着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从理论层面探讨向实践层面落实转化，解决如何实现绿色发展成为政府面临的刚需，也催生学界关注的热点，绿色发展评价研究发文量随着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与推进逐年攀升（见图1）。

图1 绿色发展评价样本文献数量趋势

统计样本的地区分布结果表明，绿色发展评价研究的地区差异明显。按照我国七大行政地理分区，受教育与经济共生规律影响，华东地区发文量最多，其次是华中地区，拥有独特自然地理环境的西北地区对绿色发展评价领域的研究也十分关注。其中，发文8 篇以上的地区仅5 个，以湖北、北京、江苏为代表；发文量1 篇及以下的地区共16 个，其中0 篇发文量的地区10 个。科学合理的绿色发展评价是明确地方绿色发展阶段的标尺，是识别和诊断相关政策是否落实到位、发展过程是否优化的依据。因此，各地要积极开展学术研讨，组织专家学者和行业精英开展交流，结合绿色发展顶层设计和地域特色，不断提高研究水准，为地区经济健康发展“把脉”。

3.1.2 核心作者与研究单位

样本文献署名作者共253 人，其中发表1 篇论文的作者占91.3%。根据文献信息作者分布规律，在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发表1 篇文献的作者约占该领域所有作者的60%，且发表n篇文献的作者约为发表1 篇文献作者数量的1/n2［4］。可见，我国在绿色发展评价领域的研究尚不成熟。根据普赖斯定律对核心作者的界定，即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为最高产作者发文量平方根的0.749 倍，据此计算，绿色发展评价领域发文数大于或等于2 篇的作者为核心作者。样本文献中代表性核心作者发文量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绿色发展评价研究已形成了一定的合作群体，以吴传清和黄磊、刘耀彬和袁华锡为代表，但现有研究队伍和研究选题较为离散，尚未形成真正的核心作者群，未来亟需建立一支有活力且稳定的研究队伍。其次，高校是绿色发展研究的主战场，政府职能机构与专业协会等社会部门从事该领域的研究极少，说明当前我国绿色发展评价的学术研究与实际管理工作对接错位、彼此脱节。

表1 样本文献代表性核心作者发文量

3.1.3 来源期刊分布

学术期刊是科学研究阵地的集中反映，对其进行分析能为文献收集提供依据。经统计发现，样本文献分散于65 种期刊，其中47 种期刊仅刊载过1篇文献，刊文3 篇及以上的期刊占15.4%，仅4 种期刊载文量达6 篇及以上；载文最多的期刊是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统计与决策》，其次是广东省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会主办的《科技管理研究》、中国地理学会和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经济地理》等。从发文量和刊载期刊分布情况看，关于绿色发展定量评价文献具有期刊来源分布广、发表期刊相对集中、学科类别多样等特点，这印证了布拉德福定律，但尚未形成绿色发展评价领域的载文期刊核心区，阻碍了学者对该领域研究现状的把握和后续研究的深入开展。

依据来源期刊的学科分类号统计其学科属性，有助于判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所属学科背景。如图2 所示，样本文献的来源期刊主要分为经济管理类、综合人文社科类和资源与环境科学类，分别占49.14%、31.03%、10.34%。经济管理类和综合人文社科类期刊以深入研究和有效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管理问题为特色；资源与环境科学类期刊的专业性较强，文献辨识度较高，反映出绿色发展和该领域研究者的又一学术背景。综上，绿色发展评价研究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资源环境学等学科密切相关，地理科学类期刊的相关载文量较少，该类期刊已有载文的研究主要聚焦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与空间差异。社会问题的呈现离不开空间载体，因此，空间异质性应成为拓展绿色发展研究的另一视角与方向。

图2 样本文献来源期刊学科类别构成

3.2 指标构建

3.2.1 指标构建原则

在样本文献中，仅有71 篇报告了指标构建原则，通过ROST CM6.0 软件对构建原则的词频进行统计，频次位居前10 位的特征词依次是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可获得性、代表性、层次性、综合性、典型性、针对性。特征词共计38 个，总使用频次111 次；前10 位特征词约占特征词总数的26.3%，使用频次约占总频次的81.9%。评价指标的设计和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评价指标构建原则是指标体系科学化、规范化的总导向，决定着评价对象的价值取向和评价结果的有效性。从指标构建原则看，整体上样本文献对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重视程度不够；从原则特征词分布情况看，构建原则呈发散性，但主要构建原则趋于集中。

3.2.2 指标选取及赋权方法

对样本文献的指标构建主要借鉴的理论模型、指标选取方法、赋权方法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主要采用的理论模型有投入产出模型(54 篇、占46.6%)，代表文献如黄磊等［5］在采用全局超效率EBM 模型测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基础上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王喜平等［6］基于网络SBM 模型测算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进行结构分解；绿色发展的概念内涵（21 篇、占18.1%），代表文献如林卫斌等［7］从绿色发展的内涵界定出发构建绿色发展指数，任平等［8］基于高质量绿色发展形态演化与理论内涵的论述建立高质量绿色发展评价体系；DPSIR 分析框架及其变型（8 篇、占6.9%），代表文献如张旭等［9］基于DPSIR 模型建立高质量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黄寰等［10］选择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选取方面，一是参考已有研究构建(104篇、占89.7%)，代表文献如郝淑双等［11］根据数据可得性对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并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张国俊等［12］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地区实际和数据可获性构建产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基于对绿色发展内涵的界定自主构建(12 篇、占10.3%)，代表成果如巩前文等［13］基于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界定，从低碳生产、经济增收和安全供给3 个维度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指数，而刘耀彬等［14］基于典型绿色发展观的比较，重新厘定绿色发展内涵特征并构建评价框架。赋权方法方面，主要有客观赋权(23 篇)、主观赋权(11篇)、主客观组合赋权(3 篇)，其中客观赋权以熵值法为主、主观赋权以AHP 法为主，定量评价中不需指标权重的文献不在统计之列，代表文献如卞勇等［15］采用熵权TOPSIS 法计算指标权重并进行绿色发展综合评价，黄素珍等［16］基于群决策的层次分析法(AHP)计算绿色发展指标权重并进行综合评价，酒二科［17］采用AHP-熵值组合赋权法，即将主观权重和客观权重的结果分别乘以0.5 并相加等得到综合权重。

绿色发展系统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与社会、经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现有绿色发展理论模型对绿色发展框架体系的整体认知仍明显不足，使其理论构建不可避免地出现机械拼接和碎片化问题，严重制约绿色发展的理论集成、实践评估和方法创新；另外，评价指标体系缺乏有效的科学依据和综合集成方法，在实现绿色发展多目标管理、不同指标权重选取上缺乏科学合理的方法［18］。

3.3 指标体系应用

样本文献中，有2 篇为指标体系研究型文献，114 篇文献在构建指标体系后进行了应用评价。根据评价范围分类统计，以全国、重点区域、省（区、市）、地级市（县）为评价目标的发文量分别占47.37%、28.07%、20.18%、0.88%，以世界上多个国家为评价目标的发文量占3.51%。其中，长江经济带是学者关注的热点地区，相关研究占以重点区域为目标的研究的56.25%。将样本文献的应用领域按社会经济综合、工业、农业、行业、城市、产业、乡村7 个方面进行统计，其中绿色发展综合评价占70.7%，工业和农业绿色发展评价分别占13.79%、8.62%，其他应用领域的评价均少有涉及。研究内容除定量评价绿色发展时空差异、影响因素、空间效应，还涉及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产业集聚、金融集聚、技术进步、地方政府竞争、城镇化、财政支出、税收竞争、工业转型、科技创新、市场化转型、人力资本、电价补贴、文化产业、绿色减贫、社会资本等外部环境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绿色发展的评价范围已深入到宏观、中观、微观多区域与领域，评价区域涉及到国家、省级行政区、重点区域（综合经济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限制开发区、东部沿海、国家级城市群、皖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地级市（县），评价领域涉及产业、行业、城市、乡村和社会经济综合研究，但应用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已有研究区域和领域多集中于宏观和中观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如市县、乡镇、社区和行业、城市、乡村的文献较少，评价薄弱；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多关注经济发展热点和生态环境独特地区，如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大气污染重点防治和限制开发区，关注的重心割裂“绿色”和“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折射出对绿色发展内涵的界定相对局限与碎片化。

4 基于社会网络的评价维度与评价指标梳理

4.1 评价维度的社会网络分析

4.1.1 词频分析

评价维度的厘定是对绿色发展内涵及其内部结构的诠释，因此，评价维度的科学性是准确评价的关键。依次统计样本文献的评价维度后，为保障维度词语的有效性与分析的科学性，需对核心词进行归并，如“经济总量”“经济增收”“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等统一为“经济水平”，“资源禀赋”“资源利用效率”“资源节约”等统一为“资源利用”，“环境绿化度指数”“环境友好”“绿色环境”等统一为“环境质量”。预处理后，提取维度词语208 个，利用COOC6.7 软件，设定词频≥2，共得到22 个高频词(见表2)，将其转化为共现矩阵，作为社会网络分析的数据源。

表2 样本文献中绿色发展评价维度高频词统计 单位：次

4.1.2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通过对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展开研究，借助节点与节点间的连线、距离、节点大小对不同事物的关系与状态加以反映并可视化呈现。基于高频词生成的共现矩阵，利用UCINET 下的可视化工具Net Draw 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并进行中心性测量，最后生成可视化的网络关系共现图谱（见图3）。图3 中，节点为高频词节点，节点越大表示其在网络中的作用越大；节点间的关系用实线连接，实线越粗则代表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越强；节点位置反映了高频词在网络中的作用与地位，即距中心越近则其重要性水平越高。结果显示，高频词社会网络共现图谱呈明显的多中心结构。“经济水平”“环境质量”这两个节点最大，是整个网络的重点，这与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相契合，即经济增长与环境负荷脱钩；节点较大的“资源利用”“环境治理”连线数量多，说明这些维度是绿色发展评价的关键，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论”，即使资源环境成为可持续的生产力；“增长质量”“绿色生活”与其他高频词之间线条粗、关系强，体现了绿色发展注重增长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科技创新”“政府政策支持”接近网络中心且连线偏多，说明绿色发展实践强调外在引导；其他高频词为边缘评价维度，是对绿色发展内涵的延伸和未来研究趋势的揭示，值得关注。已有研究对绿色发展评价维度的界定关注的重心是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同时对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极为关注，对绿色发展保障机制关注的重点在政府行为和创新，但对社会公平、人类福祉、绿色消费关注极为薄弱。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当前绿色发展评价依然禁锢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评价思维，因此，绿色发展理论有待突破，应进一步明确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深化绿色发展的内涵与外延，为明确绿色发展评价思路夯实基础。

图3 样本文献中绿色发展评价维度高频词网络

4.2 评价指标的社会网络分析

4.2.1 词频分析

评价指标是评价对象特征的代理变量，是对评价维度的细化和具体化表达，应客观真实地反映评价对象的特点和状况。依次汇总样本文献共1 371 个原始评价指标，提取核心词语并对同义词进行归并，精简后的评价指标共447 个。基于COOC6.7 软件，界定词频≥4 次的为高频词，共获取高频词74 个并转化为共现矩阵，重点对其展开研究。频次为14 次及以上高频词的统计如表3 所示。

表3 样本文献中绿色发展评价指标高频词统计 单位：次

4.2.2 核心指标测算

基于评价指标高频词共现矩阵并转换成二值关系数据，在UCINET 中分别计算其网络密度和中心性，定量分析绿色发展评价指标的建构热点。网络密度取值范围为［0,1］，即一个网络中密度越接近1，说明网络节点间的联系越紧密［19］。经测算，评价指标共现矩阵整体网络密度为0.726 7，网络密度水平偏高，说明已有成果评价体系高频指标趋于集中。究其原因，一方面考虑数据可获取性，指标构建多局限于各类统计年鉴，缺少微观社会调查数据指标和定性指标；另一方面在于既有研究成果指标构建多参考和引用既有文献，原创性指标不足。从表4中心性测算结果（前十相关数据）看，“能耗”“SO2排放量”“城市绿地面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森林覆盖率”等指标的点度中心度靠前，反映这些词与其他词共现率高，说明“环境质量”和“节能减排”是当前绿色发展评价指标构建的主要热点并形成共识；“森林覆盖率”“环境治理投资”“能耗”“SO2排放量”“废水排放量”等的接近中心度较大，反映与其他高频词间距离较短，是整个网络的中心点，在评价维度构建中具有重要地位；“环境治理投资”“废水排放量”“森林覆盖率”“可支配收入”等的中介中心度较大，说明这些高频词在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中同时起到了媒介作用。

表4 样本文献中绿色发展评价指标高频词的中心性

4.2.3 凝聚子群分析

凝聚子群（co⁃hesive subgroup）分析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网络子结构分析方法，其优点是能简化复杂的整体社会网络结构，当网络中某些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时，便结合成一个凝聚子群［19］。如果评价指标高频词网络中存在凝聚子群且凝聚子群的密度较大，说明处于该凝聚子群内部的指标之间联系紧密，在已有研究成果中互现频繁。运用Factions功能进行分派分析，共得到6 个凝集子群，各子群分类和评价指标高频词的词群组合如表5 所示，根据网络核心节点并结合词群组合属性分别将凝集子群主题命名为“绿色产出与绿色环境”“绿色驱动”“绿色治理与均衡发展”“绿色生态”“绿色农业”“绿色生活”。

表5 凝集子群分类

整体上，网络核心节点“能耗”“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废水排放量”“烟（粉）尘排放量” “环境治理投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GDP 增长率”“第三产业增加值”是当前指标构建的热点，主要集中于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经济发展等方面；网络边缘关联程度较低的指标，如“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科学技术人员”“发明授权数” “R&D经费支出”等绿色发展创新驱动因素以及“恩格尔系数” “卫生厕所” “自来水普及率” “道路里程”“城乡收入差距”等反映地区公平和民生福祉的代理指标相对不足，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与研究诉求。绿色发展评价关注的重点应从绿色环境、绿色投资、绿色产出等逐渐向创新驱动、公平发展、社会福利延伸，在不断拓展绿色发展内涵和外延的同时，丰富对绿色发展的理论认识和满足绿色发展的实践要求。

从各凝集子群分类情况看，子群1 共33 个高频词，占评价指标高频词总数的45%，以“能耗”“城市绿地面积”等为核心，词群主题为绿色产出和绿色环境，体现出绿色发展的重点是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的脱钩，改善可持续性，以环境承载力约束倒逼产业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子群2 共11 个高频词，以“R&D 经费支出”为核心，词群主题为绿色驱动，突出绿色发展的技术支撑，绿色技术能够加速生产和消费的绿色化，引发生产和消费的绿色转型，从而形成绿色、高效、低碳的生产与生活体系，为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注入新动力；子群3 共7 个高频词，以“SO2去除率”和“城乡收入差距”为核心，词群主题为绿色治理与均衡发展，绿色治理通过统筹生活、生产、生态布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而绿色发展在致力于改善环境公平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和推动经济公平的改善，实现经济-环境双重维度中的公平与效率；子群4共10 个高频词，以“森林蓄积量”为核心，词群主题为绿色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20］，就是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坚持生态优先为导向，统筹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子群5 共6 个高频词，没有形成独立的核心词，词群主题为绿色农业，样本文献中有8.6%围绕绿色农业进行评价，农业关系到口粮的绝对安全，因此农业绿色发展应更加注重农业生态系统退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子群6 共7个高频词，亦没有形成独立的核心网络，节点与其他词群关联，为其他词群的外延部分，词群主题为绿色生活。

5 结论与展望

基于国内绿色发展评价权威文献的追踪分析，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与社会网络分析法，系统梳理绿色发展评价指标研究现状，发现绿色发展评价研究地区差异明显，教育与经济基础好的华东地区发文量最多，自然地理环境独特的西北地区对该领域也十分关注，但绿色发展评价领域的研究队伍尚不稳定，队伍的离散性较大，尤其是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且存在学术研究与实际管理工作对接错位；研究区域和领域多集中于宏观与中观层面、经济发展热点和生态环境独特地区，关注的重心割裂“绿色”和“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关绿色发展理论模型缺乏对绿色发展框架体系的整体认知，制约绿色发展的理论集成、实践评估和方法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缺乏有效的科学依据，在实现绿色发展多目标管理、不同指标权重选取上缺乏科学合理的方法；绿色发展评价关注的重点是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同时对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极为关注，但对社会公平、民生福祉、绿色消费关注极为薄弱。

结合以上分析和绿色发展的内在诉求，国内关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研究仍存在拓展空间和完善的可能，后续研究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首先，积极开展学术研讨，组织专家学者和行业精英开展交流，结合绿色发展顶层设计和地域特色，不断提高研究水准，为地区经济健康发展把好方向，同时加强高校与政府职能机构和专业协会等社会部门的合作，将绿色发展评价的学术研究与实际管理工作精准对接；其次，研究范围和领域应加强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注重绿色发展研究的普适性和“绿色”与“发展”的内在联系，注重社会问题的空间属性，以区域差异为视角拓展绿色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再次，理论上应明确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深化和丰富绿色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加强绿色发展理论内涵和评价模型的研究，深入对绿色发展框架体系的整体认知，为明确绿色发展评价思路夯实基础；指标构建应突出创新驱动、公平发展、社会福利等反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诉求，不断丰富对绿色发展的理论认识和满足绿色发展的实践诉求。

致谢：感谢广东金融学院广东区域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华民教授对文章修改和完善提出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