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李济深在港活动的秘密监视

2021-10-20 09:25金志宇
文史春秋 2021年2期
关键词:李济深民革特务

金志宇

1947年,被史家称为中国的“转折年代”。这一年,国民党在军事上气势汹汹的攻势受挫后被迫转为守势,内部分崩离析,无形中加速了其走向失败的进程。蒋介石在当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蒋介石秘录》)

李济深,这位在北伐等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国民党重量级人士,此时已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一举一动都受到蒋介石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

赴港公开反蒋

1947年2月26日,李济深乘坐上海三北轮船公司的永生轮从上海抵达香港。在上海时,他已与宋庆龄、董必武等秘密接触,明确表达自己到香港的目的就是组织反蒋活动。此前,1946年4月,在李济深支持下,蔡廷锴等人在广州秘密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推选他为中央理事会理事长。所以,他一到香港,即开始以民促负责人身份公开举起反蒋旗帜。

3月9日,李济深以民促负责人身份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对时局意见》,严厉批评蒋介石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反动行径,指出内战愈演愈烈的根源在于违背孙中山总理遗教的中国反动派,蒋介石就是“反动派的领袖”,同时他提出自己恢复和平的七项政治主张,并与各方密切接触,积极从事反蒋活动。

3月24日,蒋介石接到关于李济深在港活动的报告,称“李济深在港召集所谓三民主义同志会及前十九路军干部会,决定以左派分子为该会会员,推定蔡廷锴兼秘书长”,蒋介石尤其注意到“陈铭枢负责华南募兵,李杜赴东北活动”。对李济深的这些活动,蒋介石恼怒之极,狠狠地说了一句“李济深叛党已实,应申讨其罪戾矣。”(《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随即,国民党方面各种力量开始着力监视李济深。

特务机关特别关注李济深与中共的联系。中共与李济深的关系建立较早,在抗战期间的1940年12月4日,周恩来、叶剑英关于加强李济深等人的统战工作致李克农并毛泽东电文中,认为他是“中间派之进步者和较有担当者。”(《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内战爆发后,李济深与中共的和平主张不谋而合,双方有很多默契。国民党特务机关在香港的监视中也发现李济深与中共方面的接触,6月18日,国民党保密局派驻香港的特务梁建成报告称,中共华南局委员方方最近奉中共中央命,连日分谒李济深、蔡廷锴,催促发动华南军事,并谓有子弹接济,李济深为此曾征询蔡廷锴意见,但蔡廷锴不愿出名号召,方方遂转而力促李济深。

李济深、何香凝等与民盟、民进等进步政治组织密切联系,倡议联合所有反对蒋介石的民主党派共同组建反蒋的政治團体。同时,李济深、蔡廷锴多年行伍,在军界有深厚的关系,除了在政治上组织活动,他们也想在蒋介石统治区内发展军事力量,于是委派老部下蔡春元等人在广东秘密组建武装力量。8月13日,保密局呈报情报,称李济深正集中粤省潜伏武力,准备于9月配合中共行动。李济深为部署内地通讯联络网,拟购电机12部,交蔡春元分发领用。

据监视李济深的特务分析认为,李济深到港后屡屡抨击国民党,“半由不满政治现状,半受中共包围所致”。不过这个分析很快就被事实所否定,9月初,保密局即发现李济深与远在美国的冯玉祥已就成立反蒋组织一事达成共识,在沪港两地的反蒋民主人士起草完成了组织大纲草案,李济深还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租用一处房子作为团体的筹备处。根据宋庆龄的建议,何香凝倡议这个革命组织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获得一致认可。(《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卷》)

当时,蒋介石在国统区内极力打压反内战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0月下旬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污蔑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企图颠覆政府”。李济深为此在《华商报》上发表谈话指出,“这是独裁者最后挣扎的步骤,结果只会促使过去对他存幻想或中立派人士,也起来反对,以致蒋政府的崩溃更早到来。”(姜平、罗克祥:《李济深传》)面对李济深尖锐的抨击和影响越来越大的活动,蒋介石要求下属拿出解决办法。

陈诚、王世杰等人会商后,于11月29日向蒋介石报送他们的处理意见:查李济深等之非法活动,国防部曾有记录在案。但关于其从事叛乱,及与共匪勾结之确切证据,尚付之阙如,为此,建议由特务机关加强对李济深的监视,拟由国防部第二厅与保密局从速搜集佐证后,再会商办法。蒋介石随即命令特务机关随时汇报李济深的活动现况。

对蒋介石特务的严密监视,李济深并不是一无所知,事实上他是有所警觉和警惕的,但他还是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斗争。当年9月22日,在会见来访问的长沙《晚晚报》、湖南《新潮报》驻港特派员刘乐扬时,李济深很淡然地说:“南京和两广特务时刻在注意我,广东行辕每隔十天便有一份关于我的什么什么的报告送往南京。”(1947年10月4日长沙《晚晚报》有关报道)

民革成立前后的斗争

1947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在李济深等人的筹备下,顶着蒋介石方面的种种压力,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这次会议会期很长,持续近2个月,期间召开了多次大会和小规模会议。

12月初,新就任国民党广东省主席的宋子文赴港,先后会见蔡廷锴、李济深。嗣后在报送蒋介石的报告中,宋子文指出,李济深态度顽强如旧,坚不承认过去错误,并否认“串通奸匪作乱”。保密局也监视李济深与宋子文的会面,并先于宋子文向蒋介石提交报告。

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正式宣告成立,宋庆龄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早在民革筹备之际,特务即已严密监控其动向。民革成立次日,保密局即详细上报民革最初的131名成员的名单;冯玉祥从美国寄给李济深的信件内容也被特务掌握;连李济深于1月8日会见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副书记尹林平的情况,都被特务记录下来。可见特务对民革及李济深监控的程度。

虽然搜集了很多情报,但国民党保密局的分析还是屡屡误判。比如1月30日在报送蒋介石的报告中,保密局认为刚刚成立的民革“渐趋消沉”,其理由是“该会缺乏实行方法与新理论,缺乏干部与群众,徒有虚名”“领导乏人,李济深政治认识不足为党魁”“该会高级干部多属政客,生活腐化,利欲熏心”。

当时,李济深和民革积极配合解放战争的进程,广泛地利用各种关系从内部瓦解国民党统治力量。保密局注意到李济深在2月21日民革常委会上的报告提及安徽方面即将有人来港。南京方面已派定王夷东、陈英、石学良等为分会筹备委员,希望王葆真能赴平津一带联络。保密局便立即部署调查安徽方面去港人员和南京方面筹备委员情况,并安排人员密切关注民革有意联络的相关人士。

李济深除在国民党内部策动反蒋,也积极联络其他党派。如当年5月,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当时简称中讯局,1947年由中统局改组而来)注意到,民社党派人前往香港与李济深接触,李济深在会面时表示希望民社党也能参加到民主党派的阵营,来人则以民社党有其独立主张、暂不参加任何党派为由予以回绝。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李济深积极回应中共中央号召,8月初在对美国合众社记者谈话时表示,在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正讨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和讨论的议题等,并指出该会议将为中国的联合政府奠定基础。(《徐永昌日记》)

在重重监视中安然脱险

8月17日,保密局向蒋介石报告3件事:一是李济深与章伯钧在8月7日民主党派聚餐会上关于与中共合作的言论;二是宋子文再次赴港会见李济深,李济深坚持认为只有蒋介石下野,才能与中共重启和谈;三是冯玉祥离开美国,拟从苏联返国并参加新政协。9月初,保密局又密报称李济深撰有一信函致毛泽东,要求中共方面派一全权代表来港与各党派联络,面对面商谈以解决问题。

此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决战阶段,为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邀请在香港等地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代表前往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会议。在中共周密安排下,自8月起,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代表陆续秘密离港北上。中共中央也多次向李济深发出邀请,10月30日,中共中央电示香港分局尽快邀请民革(李济深能来最好);11月5日,又电示香港分局,如李济深“有北上意,望即电告,以便再由毛主席去电相邀,以促其行。”(刘则永:《李济深:从创立民革到参加新中国筹建》)

12月7日,保密局报送蒋介石监视李济深的情况,报告李济深与中共方面潘汉年等密切接触,李济深在谈话中表示今后重要工作在于加速国民党内部分裂,以及阻止美国援助。港英当局也开始介入对李济深的监控,派遣特工人员在其对面租房日夜监视。

如何安排李济深安全离港北上,成为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重要工作。潘汉年与以华商报社工作人员身份为掩护的饶彰风、杨奇周密策划,制定帮助李济深摆脱监视奔赴解放区的行动方案,并由潘汉年亲自到李济深家中向其详细介绍行动计划和具体安排。

12月24日晚,李济深通知亲朋好友26日将在家大宴宾客。与此同时,饶彰风去李家拿行李,放到跑马地一个朋友家。杨奇则乘坐出租车到跑马地取行李后到位于湾仔的六国饭店租房间住下。李济深请客这天,他家客厅里灯火通明,李济深把外衣挂在衣架上,自己穿着个小夹袄在那里请人吃饭,谈笑风生。对面监视的特工从望远镜看到李济深不像会外出的样子,所以也吃饭去了。过了一会,李济深说要去洗手间。从洗手间出来后,他沿着另一侧的楼梯下了楼。出到门口,杨奇的车刚好抵达,分秒不差。李济深立刻上车,车子马上开走。对面监视的特工完全没有发现这一情况,因为李济深的衣服还挂在那里没动,他们就以为请客仍在进行。这样,李济深当晚就被秘密送上苏联籍货轮阿尔丹号,经过10天航程,顺利到达解放区。

从此,李济深彻底摆脱特务们的重重监视,开始他政治生涯的全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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