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琼州烟瘴缺探析
——以崖州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付永杰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清代烟瘴州县正印官员的任命方式经历了由月选到题补的过程。月选由吏部主持，每月统计出全国各地官缺，再遴选出符合规定的候选官员，候选官员在规定地点掣签，抽到何官缺即任何官。月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保证公平，但盲目的一刀切，使诸多官员与官缺不相适应。为弥补月选弊端，清廷探索题补制，即将部分官缺改为题补缺，地方州县凡属题补缺，皆由地方督抚挑选才能兼备、人地相宜之人，以题本请旨补授的方式任命，任命的主动权操之于地方而非吏部。其他州县正印官员仍由吏部月选产生，烟瘴缺即为题补缺的一种。

烟瘴缺是清廷于烟瘴地区设立的特殊官缺，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设立起，始终存于清代官缺体系中。烟瘴缺主要分布于两广、云贵、闽台等亚热带省份，且初设于康熙年间，修订于雍正年间，定型于乾隆年间。当前学界关于烟瘴缺的研究成果主要着眼于宏观角度，将其作为题补缺的一种。就设立原因而言，学界主要认为是烟瘴地区缺官、流官鲜难活命[注]张轲风、戴龙辉：《清前期 “边缺”与边疆治理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吏部月选存有“一刀切”的行为，无法选拔人地相宜之人[注]张振国：《清代前期文官选任制度之演变》，《史学集刊》，2009年第2期。。在选官权力变更角度，则认为以烟瘴缺为代表的题补缺分割了吏部对官员的任命权[注]刘凤云：《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王志明：《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153-160页；张振国：《清代前期文官选任制度之演变》，《史学集刊》，2009年第2期。。其次，基于将烟瘴作为一种疾病的视角，有学者认为因烟瘴存在，朝廷不得不倚重土官、土兵，流官府治、卫所皆需迁徙，治理效率低下[注]赵桅：《明代烟瘴对广西土司区经略的影响》，《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苍铭：《清前期烟瘴对广西土司区汉官选派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3期。。亦有学者认为因烟瘴存在，导致了朝廷对西南国防采取消极态度[注]苍铭：《烟瘴对乾隆时期西南边防政策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再者，就地域而言，学界将精力集中于广西、云贵[注]同②。。有学者曾系统探讨琼州历代行政建置，但尚未见对琼州具体官缺进行分析[注]李勃：《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诸位学者在各自特定的研究角度对烟瘴以及烟瘴缺进行分析论证，为后期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还有需探讨、商榷之处。如学界尚未对广东烟瘴缺进行专门研究；其次，学界研究多将烟瘴缺作为题补缺的一种，从而进行宏观分析，对具体烟瘴缺进行研究的成果稀少；再者，云贵等地的烟瘴缺皆为内陆烟瘴缺，以临海烟瘴缺为对象进行研究的成果罕见。崖州作为广东首批烟瘴缺确立州县，亦为清廷最南端的烟瘴缺，又有不同于云贵等地烟瘴缺的特性，即崖州烟瘴缺为临海烟瘴缺，故崖州烟瘴缺极具代表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以清代方志为主要史料，对崖州烟瘴缺进行具体分析及探讨。

一、崖州烟瘴缺之确立

康熙时期，面对月选造成的人地不宜、德不配位等弊端，或面对突发紧急情况，清廷只能被动采取留选制度，如康熙二十八年(1689)，允许楚、粤、黔、蜀四省中与苗地连界州县之官员，可由督抚于本省属员中拣选题补[注]王庆云：《石渠余纪》卷2《纪守令》，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7页。。次年，因河务繁紧，允许管河官员，由河道总督拣选题补[注]《清圣祖实录》卷144，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十七日，《清实录》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9页。。康熙三十六年(1697)，因云南省元江等府地处烟瘴，允许督抚于本省属员中，选人地相宜者题补[注]《清圣祖实录》卷188，康熙三十七年(1698)六月初二日，《清实录》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02-1003页。。雍正元年(1723)，清廷允许督抚题补海疆缺[注]《大清会典》卷14《吏部改调》，台北：文海出版社，1995年，第643-644页。。以上内容说明康熙时期已于局部边疆实施题补。

但是，崖州虽远在烟瘴边陲，却在题补缺之外。此等不切实际的做法激起崖州在任官员的不满，最典型的则体现在康熙年间崖州知州张擢士所上《复详文》。在此文中，张擢士秉书直谏，慷慨激昂，陈述将崖州确立为题补缺的合理性与紧迫性。就崖州战略地位而言，张擢士谓：“窃照琼郡孤悬海外，《禹贡》不列九州。蕞尔崖城尤居岛末。过此并无寸土，对洋皆为异国。更兼外防海艘，内绕黎岐，绝域危疆，天下第一偏僻。”[注]张擢士、李如柏：康熙《崖州志》卷2《艺文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63页。陈明崖州乃琼州之南门，崖州不保，则琼州危矣，琼州动荡，则大陆之屏障荡然无存。其次，清廷对同是烟瘴地区的广西南宁、太平、庆远、思恩实施题补，而相较广西更远之琼州却无此政策，此令其不解，忧愤至极。与闽粤其他清廷认同的重地相比，张擢士认为崖州同样为海防重镇，亦有自己的防御重点，且意义不亚于闽粤其他沿海诸地，不可小觑。他接着说：“况粤西间有猺獞，崖则遍属黎彝；闽省固防郑逆，崖则时虞飘突；宁、台、温固近海洋，崖则再涉鲸波。凡各边疆危苦，无不毕备。”[注]同⑨：第65页。张擢士历陈崖州烟瘴之害最甚，它处无法比拟：“虽溺职诖误者有之，而因病殒身不可胜数。”[注]同⑨。仅就其任职崖州两年间，藤桥巡检王心喜、通远巡检邹起元、藤桥巡检鲍振、崖营中军守备冯宁世、琼城中军千总王国舜、中军守备孙虎、通远巡检程之远先后因瘴而亡[注]张擢士、李如柏：康熙《崖州志》卷2《艺文志》，第64-65页。。鉴于此种状况，张擢士不无愤激地质问清廷，此等烟瘴恶劣之地，为何不能与它地共享题补：“此同时文武，尽皆年力精壮，而朝不保暮，骨欀难归，岂不倍惨于南宁诸郡？而竟不得与浙省之宁、台、温三府同邀边俸，亦何不幸之甚也！”[注]同①。

康熙执行题补制度时还不是十分果断，多次停题补人员[注]王志明：《雍正朝文官保举和题补制度》，《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康熙对题补的优柔寡断，取决于其对皇权的绝对捍卫，害怕别有用心之人乘机掌控地方政权，正如其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所说，“在京大小职官皆朕所选用，贤否易知。若外省保题之官，非朕所素知，岂能一一定其优劣乎”[注]《清圣祖实录》卷297，康熙六十一年(1722)三月二十七日，《清实录》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78页。，故其对外省题补持保守态度。因此，“督抚题缺在康熙末年仍属草创阶段”[注]刘凤云：《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题补之策和偏远的崖州无关。“雍正继位后，一改康熙对题补的优柔态度”[注]同③。，外加以张擢士为首的地方官吏为之疾呼，崖州烟瘴题补成为现实。

崖州被确立为烟瘴缺后，随即减少其官员在崖州的任职年限。削减烟瘴区官员任职年限的政令，早在明洪武时已经存在。洪武十二年(1379)儋州仓副使李德言：“天下有司，例满九年，而两广瘴疠，乞减一。”[注]谈迁：《国榷》卷6，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68页。此议获准，于是两广非瘴疠区仍然维持九年任期，瘴疠区任期则改为八年。雍正时，崖州等诸多琼州府属州县被确立为烟瘴缺，清廷进一步大幅削减崖州官员的任职年限。雍正五年(1727)广东总督孔毓珣疏言：“崖州、儋州、万州逼近黎岐，烟瘴未消，三营游击守备官员请照边俸五年俸满之例升转。”[注]《清世宗实录》卷61，雍正五年(1727)九月二十一日，《清实录》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38页。此奏获准，任期改为五年。四年后，雍正“题准广东崖州、感恩、昌化、陵水四州县，水土最为恶毒，州县佐杂教职等官，于内地调补，三年俸满即升”[注]《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12页。，进一步缩短为三年。乾隆继位伊始，在广东督抚的建议下，进一步削减崖州官员的任职年限，如乾隆元年(1736)议准：“议准崖州、感恩、昌化、陵水四州县，水土最为恶毒，非寻常边海可比州县，准其二年报满，该督抚即遴员调往协办，俟协办半年后，令旧任之人交代清楚回至内地。该督抚出具考语，具题留于本省以该员应升之官题补。”[注]同⑨。崖州官员的任职年限由明初的九年缩短至乾隆元年的两年半，削减程度甚大，这表明朝廷已经充分意识到崖州等烟瘴区的特殊性。

明清连续削减崖州官员任职年限的目的之一为降低流官染瘴风险，防止出现谈烟瘴色变之窘境。为实现这一目的，清廷还在选人方面着重考虑拟任官员的籍贯，以降低染瘴身亡之概率。《清高宗实录》有如下记载：

向例瘴地各缺，原系拣选熟习水土之员调补，则调补人员，必其籍与两粤道路相近，水土始为相宜，未可漫无区别，概行调往也。将来作何定例拯恤，并变通之处，着大学士会同该部，详悉定拟具奏。烟瘴区之流官其籍贯地之气候尽可能与烟瘴地相仿。不日大臣寻议：粤西烟瘴各缺，水土最为恶毒，别省人员，不甚服习，易染瘴疠。惟广东、福建、湖南、云、贵等省。其饮食起居，大概相类。请于广东等省人员内，拣发委署，以备将来调补之用。[注]《清高宗实录》卷67，乾隆三年(1738)四月二十七日，《清实录》第10册，第86页。

此决定为广西烟瘴区官员籍贯为广东、福建、湖南、云贵等省。同理，广东烟瘴缺则“于本省现任属员内拣选湖南、福建、云贵并广西等省人员题请调补”[注]鄂尔泰：《题为遵议两粤地方人员调补并染瘴身故官员拯恤例章事》，乾隆三年六月初三日，《内阁吏科题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号：02-01-03-03499-006。。以清廷之意，自乾隆三年(1738)后，拟任崖州官员之籍贯需与以上诸省相符。在以上史料中，可以总结出乾隆时崖州烟瘴缺有三个核心要素：官员籍贯为南部烟瘴五省[注]乾隆二十七年清廷规定废除烟瘴缺五省制度(《(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二》卷51《吏部三十八·汉员遴选·广东烟瘴边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本，第3页b)，但在实际操作中，督抚依然重申五省制度(《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6辑，“国立”故宫博物院，1986年，第468、607页)。；俸满回内地升迁；任期为两年半。

二、崖州烟瘴缺人选考量

乾隆一朝，共有22任崖州知州(见表1)。由表1可见，崖州知州并非完全如乾隆所制规定，如宋锦为河南武涉人，杨廷柱为顺天人，皆非南部诸省之人。然此22任知州亦有共性可寻。就其籍贯而言，非南部诸省之人，皆有在烟瘴区或近似于烟瘴气候之地任职之经历。赵宏文，雍正十年(1732)任万州知州[注]明谊、张岳崧：道光《琼州府志》卷24《职官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1126页。，雍正十三年(1735)任陵水县令[注]瞿云魁：乾隆《陵水县志》卷5《职官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万州、陵水乃琼州府烟瘴区。宋锦，乾隆十一年(1746)之前任犍为县知县[注]宋鸣琦、陈一沺：同治《嘉定府志》卷23《职官志》，清嘉庆八年刻本，第30页b。，乾隆十八年(1753)十二月由德庆州调任崖州[注]李如柏、黄德厚：乾隆《崖州志》卷6《秩官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243页。。犍为县属四川嘉定府，德庆州属广东肇庆府，皆与烟瘴之地相邻。缪廷机，乾隆二十四年(1759)任琼山县知县[注]萧应植、陈景埙：乾隆《琼州府志》卷5《职官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511页。，琼山县乃琼州府治所在，为烟瘴区。余发林，乾隆三十一年(1766)八月任鹤山县知县[注]徐香祖、吴应逵：道光《鹤山县志》卷5《职官》，清道光六年刻本，第2页a。，乾隆三十五年(1770)任文昌知县[注]明谊、张岳崧：道光《琼州府志》卷24《职官职》，第1096页。。鹤山县属广东肇庆府、文昌县属广东琼州府，皆近似烟瘴区。杨廷柱，乾隆四十三年(1778)任会同知县[注]同⑩：第1102页。，后升南澳同知[注]陈述芹：嘉庆《会同县志》卷7《秩官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363页。。会同县属广东琼州府，南澳为广东南澳县，亦皆属烟瘴区。刘钦和，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一月到任会同知县，后升万州[注]同。，会同、万州皆属广东琼州府，乃烟瘴之地。李元位，乾隆四十六年(1781)任遂昌知县[注]胡寿海：光绪《遂昌县志》卷6《职官》，《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8册，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第432页。，遂昌属浙江处州府(今浙江丽水)，为次烟瘴之地。以上所列烟瘴区，其烟瘴程度远低于崖州、感恩、陵水等地。北部诸省人员虽非在烟瘴区成长，但于赴崖州任前，皆有在次烟瘴区任职之经历，以此为缓冲区，提高其适应烟瘴区的能力，避免其染瘴身亡。

表1 乾隆朝崖州知州情况表

同为文职的琼州府同知亦有诸多北方籍官员(见表2)，同样其在任职崖州前皆有在南部省份任职的经历，如靳光辉任广东高州府通判[注]王槩：乾隆《高州府志》卷9《职官志》，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第49页b。、宋镐任广东花县知县[注]孔昭度、利璋：民国《花县志》卷7《官师志》，民国铅印本，第1页a。、姚延珖任儋州知州[注]王者辅、张志奇：乾隆《宣化府志》卷26《选举制下》，清乾隆八年修、二十二年订补重刊本，第19页b。、殷长立任广东廉州府同知[注]周硕勋、王家宪：乾隆《廉州府志》卷11下《职官》，清内府本，第4页b。、王中圻任四川顺庆府同知[注]秦国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8页。、史藻任浙江淳化县教谕[注]《缙绅录·清乾隆四十二年秋》序，京都琉璃厂世锦堂本，第74页b。。

表2 乾隆朝琼州府同知情况表

乾隆间崖州不止文职官员有北方人(见表3)，崖州营参将孙宗夏、陈标、张瓒亦为北方人士，且其皆有在南部省份任职的经历。孙宗夏曾任广东增城参将[注]赵俊、李宝中：嘉庆《增城县志》卷10《职官》，清嘉庆二十五年刊本，第31页a。、龙阳协副将[注]张在田、游凤藻：嘉庆《龙阳县志》卷4《职官》，清嘉庆十九年刻本，第18页b。，陈标虽为北方人，但其终生皆在广东任职，任职崖州前曾任广州中军都司、吴川营参将[注]秦国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册，第290页。，张瓒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任广东大鹏营参将[注]舒懋官、王崇熙：嘉庆《新安县志》卷7《武官表》，清嘉庆二十五年刊本，第221页a。。

表3 乾隆朝崖州营参将情况表

针对琼州烟瘴区官员籍贯一事，广东督抚曾多次提道：“如无五省人员，其各省人员亦准一体拣调……惟择才优与能耐烟瘴之员升调。”[注]觉罗巴延三等：《奏请燕位璋调补昌化知县事》，《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6辑，第468页。自乾隆三年(1738)后，清廷共任命二十位崖州知州，七位为中北部诸省出身；十八位同知，七位为北方籍；二十三位参将，三位北方籍。此举可说明清廷在琼州府烟瘴区任命的官员人选，并非盲目局限于南部诸省之人，而是南北互补、灵活选用，但在确定选用北方人士任职崖州前，应会考虑其有无烟瘴区任职经历，以避免其染瘴身亡。任命崖州官员形成以南部诸省人选为主、北部诸省人员为辅的格局，而非南北平分，其原因为崖州烟瘴实属恶劣，“崖地衍阳所集，暑湿所居，蕴隆不宣，风雨燠寒罕应其候，蒸变而为瘴疠。瘴本草木之气，挟毒虫恶蛰，蒸郁而成。深山菁林之中，香花瘴尤酷。行者闻异香山林，味如桂菊，毒易中人”[注]钟元棣：光绪《崖州志》卷1《舆地志一》，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27页。。仅乾隆初期就有三位知州因瘴命丧崖州，即乾隆二年(1737)的王锡(山东籍)[注]李如柏、黄德厚：乾隆《崖州志》卷6《秩官志》，第243页。，乾隆九年(1744)的赵宏文(旗人)[注]李如柏、黄德厚：乾隆《崖州志》卷6《秩官志》，第243页。，乾隆十四年(1749)的徐国楫(福建籍)[注]同①。。福建籍徐国楫亦抵不过崖州烟瘴，命绝于此，这使得清廷意识到，不能贸然选用北方人士，以免作无谓牺牲。

出身北方诸省的知州，除李元位暂无史料考证其有在广东任职的经历外，其余人在任职崖州前，皆有广东任职经历，且四位(赵宏文、余发林、杨廷柱、刘钦和)有在琼州府的任职经历，此举可说明在知州赴崖州前，其任职履历多在广东，重点在琼州府，这也符合烟瘴缺由督抚于本省属员内遴选的规定。除崖州、感恩、陵水、昌化外的琼州府其他州县，与崖州气候相近、风俗相同，但开化程度较高，烟瘴风险远低于崖州、感恩、陵水、昌化，故乾隆朝将其作为充当烟瘴缓冲区、历练官员的重点区域。但在出生北方的同知和参将中，仅姚延珖有琼州府任职经历，此举可说明督抚在任命崖州官员时，考虑的侧重点不同。

三、崖州烟瘴缺之迁转

乾隆元年(1736)，清廷规定：“议准崖州、感恩、昌化、陵水四州县，水土最为恶毒，非寻常边海可比州县，准其二年报满，该督抚即遴员调往协办，俟协办半年后，令旧任之人交代清楚回至内地。该督抚出具考语，具题留于本省以该员应升之官题补。”[注]《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0册，第212页。按这个规定，崖州官吏，两年半俸满即可回内地候升。此为吸引德才兼备者勇赴崖州任职的重点所在。但依据史料所示，崖州知州之结局并不如人意。翁登、王玠、金绅、邓廷松、韩震、余发林、陈新槐、李元位等暂无史料可考，王锡、赵宏文、徐国楫染瘴身亡，命绝于崖州，张珵于乾隆五年(1740)休致[注]同①。，从而告别官场。杨枝华在乾隆十三年(1748)二月署任阳春县知县[注]蓝荣熙、吴英华：民国《阳春县志》卷3《职官》，民国三十八年铅印本，第11页a。；许良臣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署任连州知州[注]袁泳锡、单兴诗：同治《连州志》卷5《职官》，《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14册，第691页。，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月署任阳江县知县[注]张以诚：民国《阳江县志》卷23《职官志三》，《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40册，第403页。；宋锦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任兴宁县知县[注]仲振履：咸丰《兴宁县志》卷2《官师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23册，第433页。；王时第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任增城县知县[注]王思章：民国《增城县志》卷14《职官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5册，第512页。；张恂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任修武县知县[注]萧国桢、蕉封桐：民国《修武县志》卷6《民政》，民国二十年铅印本，第15页b。；刘钦和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署和平县知县[注]曾枢：民国《和平县志》卷14《职官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18册，第156页。；乾隆六十年(1795)七月兼任石城县知县[注]钟喜焯：民国《石城县志》卷5《职官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37册，第475页。；胡国纲于嘉庆二年(1797)八月署茂名县知县[注]郑业崇：光绪《茂名县志》卷4《职官》，《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37册，第164页。；杨廷柱于嘉庆三年(1798)任岳州通判[注]曾国荃等：《湖南通志》卷122《职官十三》，第5册，台北：华文书局，1967年，第2482页。。就清代官制而言，崖州等属州知州为从五品，各县知县为正七品，通判为正六品，以此来看，杨枝华、王时第、张恂、刘钦和、胡国纲、许良臣、宋锦、杨廷柱八人不升反降。“陈福永，五十年任(雷州府知府)”[注]雷学海：嘉庆《雷州府志》卷9《职官》，《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43册，第290页。，但陈福永早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就曾任高州知府[注]《缙绅录·清乾隆四十二年秋》序，第30页a。，故其任职崖州当为降职使用，崖州俸满任职雷州府知府，当为恢复原品衔，非正常升迁。故乾隆并未按照已有的规定对在崖州任职的官吏给予优厚的待遇，乾隆朝崖州知州离任后多为调任大陆做知县，而非直接升迁。当然，未直接高升，并不代表其以后不会升迁，如宋锦于乾隆三十年(1765)任琼州府同知[注]明谊、张岳崧：道光《琼州府志》卷24《职官志》，第1070页。；杨廷柱于嘉庆四年(1799)任永顺府知府[注]张天如、魏式曾：同治《永顺府志》卷7《秩官续编》，《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68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次年署岳州府知府[注]姚诗德：光绪《巴陵县志(二)》卷49《职官志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7册，第265页。，但此番升迁与其在崖州任职无直接关系，故乾隆朝崖州知州并未享有应有的升迁待遇。

就崖州最高武职参将而言，其在崖州任满后的情况，高华嵩、黄尚泰、李高耀、徐仕桂、张瓒、陈大钺、陈大琳、许定国暂无史料可考，钱邦彦[注]《清高宗实录》卷1361，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二十五日，《清实录》第2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2页。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追击海盗时，命丧海盗之手。林嵩[注]慕煜、李卓揆：乾隆《香山县志》卷4《职官》，清乾隆十五年刻本，第30页b。、杨元超[注]周恒：光绪《潮阳县志》卷14《职官》，清光绪十年刊本，第41页a。分别调为香山县参将、南澳镇标海门营参将，属同级调整。唐锡元、洪秉彝、黄振玉、郑元好等人暂无史料考其崖州参将任满后继任于何职，但可考证其后有过升迁。唐锡元于乾隆二十年(1755)任春江协副将[注]李澐：道光《阳江县志》卷5《兵防志》，清道光二年刊本，第18页b。，洪秉彝任龙门副将[注]朱升元：乾隆《晋江县志》卷8《选举制》，清乾隆三十年刊本，第100页a。，黄振玉曾任预保水师副将、海坛总镇[注]左树夔、刘敬：民国《金门县志》卷18《列传二》，民国钞本，第17页a。，郑元好任澄海协副将、南澳镇总兵[注]《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11，乾隆五十三年敕，第17页b。。其余七位崖州参将任满后直接升任副将，如陈谢勇于乾隆八年(1743)任澄海协副将[注]金廷烈：乾隆《澄海县志》卷13《长官》，清乾隆二十九年刻本，第6页a。，林腾俊于乾隆十二年(1747)任澄海协副将[注]同。，谈秀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任澎湖水师副将[注]林豪：《澎湖厅志》卷6《职官》，台北：大通书局，1985年，第198页。，陈标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任春江协副将[注]蓝荣熙、吴英华：民国《阳春县志》卷3《职官》，第33页a。，雷鹏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二月任香山协副将[注]秦国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册，第160页。，陈国泰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任春江副将[注]同⑦：第19页a。，苏大鹏于嘉庆六年(1801)任春江副将[注]同⑦：第19页b。。孙宗夏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任粤东副将[注]《清高宗实录》卷772，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一月三日，《清实录》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75页。，亦为升迁，但其任职崖州参将前早已为副将，如乾隆十一年(1746)任洞庭湖水师协副将[注]陈宏谋、欧阳正焕：乾隆《湖南通志》卷79《职官二十三》，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第10页a。、乾隆十二年(1747)任龙阳协副将[注]张在田、游凤藻：嘉庆《龙阳县志》卷4《职官》，第18页b。，故其任崖州参将当为降职使用，崖州任满升任粤东总兵副将，实为恢复原品衔。换言之，十三位有史料可考的参将中有八位按定制任满升迁；五位无法确认其升迁是否为崖州任满后直升，或是崖州任满后又于他处任职后再升；二位于崖州任满后平调为参将。参将方面亦未按定制任满即升，据现有史料考证，至少有两位为平调。但相较于知州而言，参将的升迁率更高，且无如同知州降职使用的情况。

琼州府同知自乾隆四年(1739)迁至崖州，亦列为烟瘴缺，同样两年半俸满即升。乾隆间崖州共十八位同知，就其同知任满后的去向而言，靳光耀、宋镐、宋锦、方显、王中圻、漆浩美、毛维锜、吴光祖暂无史料可考，田宏祚于乾隆十六年(1751)十二月卒于官[注]李如柏、黄德厚：乾隆《崖州志》卷6《秩官志》，第241页。。殷长立在崖州离任后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定安知县[注]吴应廉、王映斗：光绪《定安县志》卷2《建置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163页。、史藻在崖州离任后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任东莞知县[注]史澄：光绪《广州府志》卷109《宦绩六》，清光绪五年刊本，第17页a。，此二人不升反降。陈景埙、沈之浦、张增于崖州任后升为知府，如陈景埙乾隆四十五年(1780)任雷州府知府[注]余保纯、黄其勤：道光《直隶南雄州志》卷4《职官志》，清道光四年刊本，第3页a。，沈之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升琼州知府[注]《缙绅录·清乾隆五十三年春》广东省，西荣庆堂刻本，第36页b。，张增于嘉庆十年(1805)任琼州知府[注]李文恒、郑文彩：咸丰《琼山县志》卷13《职官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546页。，但其为崖州任后直接升任，抑或是于他处任职后再升任知府，现无法考证。徐学侨离任崖州后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署同知[注]陈朝义：乾隆《长汀县志》卷15《职官》，清内府本，第64页a。，说明其平调。李瑝离任崖州后直升南韶连道[注]明谊、张岳崧：道光《琼州府志》卷24《职官志》，第1069页。，官居正四品，高于知府的从四品。姚延珖于崖州“俸满升四川宁远府”[注]同①。，陈文倬离任崖州后升雷州府知府[注]同⑧：第1070页。。故琼州府同知亦未尽如定制俸满即升，相反，存在不升反降的案例，但相较于崖州知州而言，琼州府同知不升反降的比例小，直接俸满即升的比例大。

崖州任职官员，无法依定制俸满即升，原因有二。一为“调烟瘴各员内每有自以身居瘴地，坐待数年，自然俸满推升，不免颓靡贻误”[注]欧阳永祁：《奏请酌更烟瘴俸满考核之例以饬吏治折》，“国立”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2辑)，1984年，第846-847页。，此为调瘴官员在崖州消磨时光、消极怠政，以期任满升迁。但清廷又有考核规定，依据考核结果决定瘴区任满官员升迁、平调、降职、强制休致、革职查办，以上崖州各降职、平调官员，不排除属此种情况。二为“烟瘴俸满候升人员未经升用之前，例准以内地对品之缺分别补用”[注]苏昌：《奏请调补知县折》，“国立”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1辑)，1984年，第214页。，此为内地无相应空缺，崖州任满考核合格者，回内地只能平级调动。后者为满清王朝政令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的重大偏差，崖州本就为边陲一隅，因其愈发重要的战略地位及令人胆怯畏惧的烟瘴，故清廷以优厚的待遇为前提吸引众多才能兼备者远赴崖州任职，但任满后其应有的待遇无法实现。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优秀人才无人愿往，与其加强崖州官吏队伍以应对时代变局的初衷背道而驰。

四、崖州烟瘴缺题补之积弊

就崖州官员任期而言，虽已明确规定两年半，但在其具体实施中，其任职年限依然飘忽不定，或长或短，无规章可循[注]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台北：“行政院”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1975年。该观点是依据大量地方志资料汇总而成，其中也收录了崖州的官员数据，详情可参见该著第1册，第14页。本文与该著在官员任期方面的统计方法同，即“以到卸任年月为准，其记载不明者，以继任官员之到任年月及前任官员卸任年月核算之”，详情可参见该著第1册，第19页。故本文所得乾隆年间崖州官员的实际任职年限与《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一书基本一致。。以知州为例，乾隆初年所任命的六位，三位卒于官，一位休于官，杨枝华、许良臣皆俸满，尚属正常。由宋锦至韩震共八位知州，其与后任赴任崖州的时间相差两到三年，亦属正常范围。但自乾隆四十年(1775)后，所任命知州的任期出现错乱状况，如余发林、张恂任职一年有余，旋即离任。更甚者如李元位，任职不足一年，即赴他任。陈新槐、杨廷柱、刘钦和与其下任赴崖州的时间间隔又远超两年半，故乾隆后期崖州知州任期已经不会严格执行定制，而是亦长亦短。同为文职的琼州府同知，则在乾隆二十年(1755)开始出现任期不稳的状况，如李瑝、毛维锜、陈景埙、漆浩美任期一年左右，旋即离任。而殷长立和王中圻与其下任赴崖州的时间间隔又远超两年半，故乾隆中后期琼州府同知任期已呈不稳之态。武职参将，在乾隆朝皆处在任期不定的状态。前五任参将，高华嵩任期长达八年，而其余四任任期最长的为两年，少者不足一年。乾隆中后期的杨元超、谈秀、陈国泰、张瓒等任期皆在一年左右，故乾隆朝崖州参将任期不稳，贯穿始终。相较而言，知州任期比较稳定，在乾隆后期才出现混乱状况，同知在乾隆中期既频现之，而武职参将任期在乾隆朝皆不稳。故清廷在乾隆初既放任崖州官员任期不定的混乱状态，形成一种官场乱态，不受限制。但此种混乱仅局限在武职参将，知州、同知尚可。然长时间置之不理，使此官场乱态逐步蔓延到同知、知州中，至乾隆后期崖州知州、参将、同知都不同程度出现任期或长或短的状况，表明清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在逐步减弱，否则，地方督抚碍于清廷威严，不可能对崖州官员任期混乱的状况放任自流。

依定制，崖州文武官职“准其二年报满，该督抚即遴员调往协办，俟协办半年后，令旧任之人交代清楚回至内地。该督抚出具考语，具题留于本省以该员应升之官题补”[注]《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0册，第212页。，即旧员任职崖州满两年时，督抚应当于他员中遴选一位人地相宜之人赴崖州作为新任崖州职员。新旧官员要在一起共事半年，这半年主要是由旧任向新任传道授业，使新任尽快熟悉崖州事务，此种做法，在题补中较为罕见。但此种规定在具体实施中却不如人意，以参将为例，林腾俊于乾隆十二年(1747)八月卸任，其继任者黄尚泰应于林腾俊离任前赴崖任职，但督抚题本上奏清廷后，黄尚泰至“乾隆十三年(1748)六月内用广东崖州营参将”[注]秦国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1册，第552页。，已迟十月，而乾隆《崖州志》载其“乾隆十三年(1748)八月内到任”[注]李如柏、黄德厚：乾隆《崖州志》卷6《秩官志》，第250页。，又迟二月，前后任之间竟有长达一年的空缺。又如唐锡元于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离任，朝廷于同年四月批准广东督抚的题本，后继者李高耀“乾隆十七年(1752)四月内用广东崖州营参将”[注]同②：第594页。，而乾隆《崖州志》载其“乾隆十七年(1752)九月内到任”[注]同③。，亦存半年的空缺期。又如同知殷长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任职崖州，其继任者宋锦于乾隆三十年(1765)接任，但光绪《定安县志》记载“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知县殷长立，山东人”[注]吴应廉、王映斗：光绪《定安县志》卷2《建置志》，第163页。，换言之，殷长立最晚于乾隆二十八年离任琼州府同知，此与其继任者宋锦到任，琼州府同知一职空缺一年以上。同知史藻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任，其继任者宗圣垣嘉庆二年(1797)任[注]明谊、张岳崧：道光《琼州府志》卷24《职官志》，第1070页。，但光绪《广州府志》载史藻“乾隆五十六年(1791)知东莞”[注]史澄：光绪《广州府志》卷109《宦绩六》，清光绪五年刊本，第17页。，意味着琼州府同知空缺达六年。由上述内容可知，在实际的运作中，清廷不但没有实施新旧重叠交替，反而连基本衔接都不尽人意，频频出现时间不等的空缺期，此对崖州重镇而言，危害甚重。

清廷虽意识到崖州作为边防重地的地位与日俱增，但对其仍存有流放地的惯性思维，如将犯罪之官员放崖州降职使用，后再恢复其原品衔。如参将孙宗夏早在乾隆十一年(1746)任洞庭湖水师协副将[注]陈宏谋、欧阳正焕：乾隆《湖南通志》卷79《职官二十三》，第10页。、十二年(1747)任龙阳协副将[注]张在田、游凤藻：嘉庆《龙阳县志》卷4《职官》，第18页。，但乾隆十四年(1749)“洞庭协副将孙宗夏，擅扣兵饷，酿成事端”[注]《清高宗实录》卷351，乾隆十四年(1749)十月三十日，《清实录》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55页。，此后再无其官场履历，直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其降职为崖州参将，此为其官场的拐点。离任崖州参将后又一路高升，《清高宗实录》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曾载“粤东总兵副将贤否一折，单内所开副将孙宗夏一员”[注]《清高宗实录》卷772，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一月三日，《清实录》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75页。，次年又载“以广东龙门水师副将孙宗夏为碣石镇总兵”[注]《清高宗实录》卷800，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二月六日，《清实录》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90页。，可说明其离任崖州参将后，又升任副将、总兵。参将陈大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任春江协副将[注]蓝荣熙、吴英华：民国《阳春县志》卷3《职官》，第33页。，但次年即降为崖州营参将。同知殷长立早在乾隆二十年(1755)任廉州府同知[注]周硕勋、王家宪：乾隆《廉州府志》卷11下《职官》，第4页。，但乾隆二十二年(1757)降为灵山知县[注]黄元基：乾隆《灵山县志》卷7《秩官志》，清乾隆二十九年刻本，第9页a。，乾隆二十五年(1760)赴崖州任琼州府同知，乾隆二十八年(1763)又降为琼州府定安县知县[注]吴应廉、王映斗：光绪《定安县志》卷2《建置志》，第163页。，后又升任连州同知[注]杨楚枝、吴光：乾隆《连州志》卷5，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第22页b。、高州府知府[注]明谊、张岳崧：道光《琼州府志》卷24《职官志》，第1070页。。知州“陈福永，五十年任(雷州府知府)”[注]雷学海：嘉庆《雷州府志》卷9《职官》，《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43册，第290页。，但陈福永早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就曾任高州知府[注]《缙绅录·清乾隆四十二年秋》序，第30页。，故其任职崖州当为降职使用。此外，崖州亦成为后补官员的倾销地，如同知史藻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签掣湖南沣州安福县知县缺”[注]秦国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2册，第70页。，理应赴湖南安福县任职，但同治《安福县志》载“刘启厚，江西南昌进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任”[注]姜大定、尹龑澍：同治《安福县志》卷18《职官》，清同治八年刻本，第4页a。知县，此举说明史藻被湖南督抚否决，无官可任，才出现同年任职琼州府同知的窘境。凡此种种，皆说明崖州乃至琼州成为其降职赎罪之地，此种做法与加强崖州乃至琼州府官员队伍建设的初衷大相径庭。此外，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唐宋为琼州贬官鼎盛之时，明代贬往琼州之官员锐减，清代则无官员被贬琼州。从上述史料分析看，该说有待商榷。清代确有被贬往琼州的官员，与唐宋官员相比，清代被贬琼州的官员品级、知名度不高，不及唐宋诸多重臣，但不宜否认清代确有官员被贬琼州的事实。

清廷实施严格的官员回避制，其中包括籍贯回避，“本省人不得官本省”[注]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17《吏政三》，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19页。，不准官员在其籍贯地或与其籍贯接近之地任职。而清制又规定“凡远省烟瘴地方文武官员缺，例将本省熟悉风土之人调补”[注]《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0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3册，第178-179页。“调补人员，必其籍与两粤道路相近”[注]《清高宗实录》卷67，乾隆三年(1738)四月二十七日，《清实录》第10册，第86页。，此似与籍贯回避制相冲突，但亦有规律可循。乾隆间同属文职的18位同知、22位知州皆无广东籍人士，武职较为特殊，有4位参将为广东籍，14位参将为福建籍。可见在崖州烟瘴区，文职严格依籍贯回避制而行，而武职可适当宽松。这种文武区分对待并非始自乾隆时期。有学者曾考证雍正年间武官的籍贯，认为“文官的籍贯登记基本上具体到县一级行政区，而武官则仅登录省一级行政区，这说明武官的避籍制度比文官宽松”[注]王志明：《雍正引见绿营武官的相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4期。，并指出雍正时期，广东引见绿营武官共53人，其中广东籍者为22人。可见乾隆时期武职官员回避宽松情况，不是对崖州的特例，而是整个武职的普遍现象[注]详情参见王志明：《雍正引见绿营武官的相关问题》。作者在该文中进一步指出雍正、乾隆两朝对水师武职官员的籍贯限制相对较轻。。

由上文可知，崖州本为烟瘴最甚之地，外人极易染瘴身亡，为改变此窘境，雍正帝定烟瘴题补之策，以安人心。然崖州官员任满后绝大部分没有按规定升迁，此举极易造成乾隆后期崖州官员懒于政事、消极怠日。此外，频繁更换一地主政之官员，亦易造成徒于形式，于政事无益。广西提督韩良辅对此曾发表过“或欲行而不果，或行而未效，又将匆匆离任矣”[注]王志明：《雍正朝文官保举和题补制度》，《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的感叹。后有廷臣上《知府久任疏》，以史为鉴道“臣观三代以后惟汉之吏治近古，而汉之吏治所以近古者，以其能重刺史守相久任而考其成功也”[注]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18《吏政四》，第449页。，强调官员久任一职的重要性。且提出升职与久任之折中方案，“自今以后知府俸深有荐应升副使者，即加副使职衔服色，仍管府事”[注]同④。，即俸满后职务不动，品衔升迁。此后汪志伊于《敬陈吏治三事疏》提到“似宜仿照浙江之玉环、平阳等一十五厅县，准其俸满保题以升衔留任注册，再满三年核实题报，准其以应升之缺”[注]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16《吏政二》，第393页。，可见浙江在局部已实施职务不动，但品衔升迁的折中方案。汪志伊提倡各地“宜仿”此方，亦说明此方有其推广的合理性与紧迫性，但琼州府却没有效仿此方。《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年(1739)四月十九日曾载：

粤西边瘴地方，文员俸满回内地候升。武职亦请将驻扎百色、泗城、各营将备，照广东崖州营之例，三年报满，调回内地候升。当经檄行司道详议，据称粤西内环土属，外接交趾，均需干员弹压，若将边瘴地方之将备，均照广东崖州之例，甫经熟悉，旋即离任，于边疆营伍未便，然不稍加区别，亦非仰体皇上悯恤瘴员之意。[注]《清高宗实录》卷91，乾隆四年(1739)四月十九日，《清实录》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0页。

说明清廷当时已对频繁更换一地文武大臣之弊端有足够的认识，只是迫于崖州烟瘴之甚，无奈只能将其任期控制在两年半。如乾隆中后期，边疆缺由原先的优升向久任转变，但云贵烟瘴缺照旧实施，无变动，理由为烟瘴恶劣、不宜人居[注]张振国：《从优升到久任:清代边疆缺之演变——以云贵二省文官历俸为中心的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但亦可借鉴浙江的折中法，即适应崖州烟瘴者，可俸满留任升衔；不适应者，俸满调他任。现无史料考证琼州府于烟瘴区曾有此尝试。

五、结 语

清初崖州文武诸臣接连染瘴而亡，却无法与闽浙滇等省共享题补，激起边疆重臣的不满。后雍正将崖州正式确立为烟瘴缺，并减少任期时长，至乾隆时确定崖州烟瘴缺的具体内容。拟任人选为南部诸烟瘴省份之人，出生于北部，且有在次烟瘴区任职经历者亦可，但比例较小。乾隆间崖州官员俸满后升迁未依规实现，不排除有考核不佳之因，但亦有无空缺可升之由，武职参将尚可，但文职知州、同知大部任满后出现平调，甚至降职的变动，且任职年限亦未依定制而行。官员交接出现时间不等的空档期，且崖州在清廷主政者心中仍存有流放之地的烙印。万历四十一年(1613)，两广总督张鸣冈奏议，因崖州在琼岛尽头，最为险要，故请将“琼崖参将移驻崖州，以压黎夷”[注]《明神宗实录》卷509，万历四十一年(1613)六月二十三日，《明实录》第6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9644页。。雍正三年(1725)琼州镇标把总赍捧奏：“崖州一营离郡千里，逼近安南，实为全琼之后户……请于崖营游击一缺改设水师……微深知崖营甚属紧要。”[注]《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5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51页。雍正八年(1730)奏请改崖州游击为参将，次年，清廷同意琼州府同知移驻崖州。就琼州府同知何时移驻崖州，光绪《崖州志》载：“按《通志》作乾隆元年(1736)移驻崖州，《府志》作雍正九年(1731)，宋《志》作乾隆四年(1739)，然前此并无官可考。有官自乾隆四年(1739)始，当以宋《志》为准。”[注]张嶲、邢定纶、赵以濂：光绪《崖州志》卷15《职官志》，第406页。故本文认同乾隆四年(1739)说。嘉庆二十四年(1819)琼州府同知由崖州移回郡城，道光十二年(1832)琼州水师协与崖州营对换，光绪年间崖州一跃成为直隶州，凡此种种皆说明清廷不断地加强崖州政治、军事地位，以应对新形势。将崖州建设成琼州之政治、军事次中心，清廷可谓意图明显，对崖州制定的战略定位符合时局变化，且政策配套，但唯独执行不力。崖州被确立为烟瘴缺，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亦发挥了其历史作用，大幅减少崖州官员染瘴身亡的概率，但也出现了频繁更换地方长官、不注重崖州官员队伍建设以及食言于边疆官员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