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不能算了

程志坚 哲生

近年来，全国人代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会上，代表们毫不客气的批评，对有关工作频频表示“不满”，给大会增添了不少“紧张气氛”，也吸引了众多境内外媒体的关注。

来自广东的黄细花代表第二次“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叫停四大国有银行收取跨行查询费，并对银监会超过法定答复期限表示不满，建议全国人大财经委对其是否涉嫌价格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进行调查。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园林局总工程师李蕾，再次表达了对林业部门限产一次性木筷回复的不满。

在医药、卫生、“三农”、教育、环保、社会保障等问题上，代表们更是以“揪住不放”的发问姿态，“炮轰”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不力。

“火爆”的言辞，“揪住不放”的韧性，证明人大代表的履职意识和履职水平已今非昔比。但是，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發现，令代表们“大动肝火”的诸多问题，已经成了年年提，年年得不到解决的“长跑建议”。

如今，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各种矛盾多发，政府工作也开始遭遇体制和机制上的各类“疑难杂症”。人大代表尽责尽力为政府“把脉”“开药方”，但是病人“不吃药”，“病情不好转”，又该怎么办？

平心而论，一些部门的建议办理工作之所以得不到代表满意，有各种复杂的原因，比如有些建议因客观条件所限无法办理，有些建议本身就有争议，但是，根源还是问责制度和问责意识的双重欠缺。

就问责制度而言，代表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一府两院”不办理代表建议，或者办理得不好的情形，究竟该如何处理，并未做出明确规定，以至于代表建议“年年提”，有关部门“年年拖”。

就问责意识而言，尽管人大代表已经从“听会代表”进步到“炮轰代表”，但是，有的人大代表还是把人代会当作是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建议会，“不说白不说，不提白不提”，但是，缺乏跟进监督的意识。

已经有一些地方人大对解决“长跑建议”的制度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有的地方推行代表建议办理公开化，代表建议的承办单位、承办人以及办理结果，都向媒体和公众公开，避免了“答复完，就完了”的现象;有的地方对“推诿塞责、敷衍了事”的办理单位、个人如何处分，也细化了规定。

相对于制度建设，代表个人的问责意识显得尤为可贵。因为这需要强烈的责任心和不惧怕得罪人的勇气。代表法赋予人大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可以行使询问、质询甚至罢免等“重磅”监督权力，但是，行使这些权力并非易事，需要代表责任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和强化。

“监督没有结果就等于没监督”。应该说，无畏的言说，还只是监督的第一个层面，后续的监督跟进显得尤为关键。一个健全的代议制度，监督的声音不能仅仅体现在两周的热议之中，还必须有问责的行动。只有严厉的问责，医疗、教育、住房等老百姓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才会尽快出现“路线图”和“时间表”;只有严厉的问责，相关的承办部门才不敢懈怠，不敢“忽悠”代表的建议;只有严厉的问责，“长跑建议”才会变成历史的名词。

在人大代表的“炮轰”下，春运不涨价了，农村中小学收取热饭费等服务性收费被禁止了，广州、深圳等地抑制房价的政策出台了……这些，无疑传递出一个积极的信号：人大代表的建议得到了快速回应。不过，还只是刚刚开始，监督还必须而且应该持续发力。

（原文刊发于《浙江人大》杂志2007年第4期，曾获第18届中国人大新闻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