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制度优势

摘 要： 百年来，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实践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设计，工业化的制度设计经历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前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萌芽、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业化制度的初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制度的形成、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化制度的完善四个阶段，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以政府和市场为“干”、以多种企业类型为“茎”、以城乡发展等体制为“叶”的工业化制度构成，展现了中国工业化制度设计的革命性、创新性、包容性和执行力。这一制度体系在新时代工业强国的实践中将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凸显社会主义优越性，为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 工业化; 社会主义制度; 制度优势; 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1.04.008

工业化对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纵观世界强国，其强大国力均由走工业化发展道路而确立，中国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制度的合理设计，中国的工业化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结合中国工业建设实际，经过长期的工业实践与探索逐渐形成的。

一、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百年历史沿革

（一） 新民主主义之前中国工业的萌芽

中国最早的工业化进程起步于清末洋务运动，洋务派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从而创办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与企业，包括轮船、电报、海军、纺织等，但这些企业仍局限于封建制度设计的笼子，无论是官办、商办，还是官督商办的形式，都带有浓厚的封建性，无法为企业发展注入新鲜活力，因此无法获得长久发展。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因西方各国陷入战争而无暇顾及中国，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因此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机遇，导致中国工业化发展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但很快西方列强卷土重来，中国的工业企业在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及商品、资本输入的冲击下不堪一击，没有形成具有经济规模的基础工业产业。可以说，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模式下，中国工业化道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中国工业发展始终处于初级萌芽状态。

（二）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

如何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积贫积弱的中国站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临的核心问题。毛泽东认为土地革命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关键，因此将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农村的土地革命上，借助农村农民的力量以获得革命成功的最大动力，对于工业发展则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方针，“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1]1077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开始有条件发展自己的工业，基于中国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农业国的事实，中国共产党认为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循序渐进地建设工业国，“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1081允许社会主义性质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形态并存，使各种性质的工厂企业有了合法存在的基础，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逐步使中国人民的工业化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为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的起步积累了经验。

（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业化的真正起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发展水平很低，为改变中国重工业极端落后的状况，中国的工业发展仿照苏联的工业化模式，“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2]99毛泽东指出：“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还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2]99基于国际国内环境制约，1949年至1978年我国仿照苏联采用了计划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中国工业化道路真正开始起步。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是中国工业化制度设计的形成期，包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时期，这一时期计划发展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工业化道路的制度设计亦呈现计划性特征。“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3]在这种体制下，所有投资都由国家计划部门统一安排，便于国家集中建设资金优先保证重工业的发展。这种计划性的管理体制对于当时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来说是必要的，也是实用有效的，它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证，能够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用于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的建设。1957年下半年开始，极“左”思潮打断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持续发展，中国工业化道路演变为以“大跃进”为标志的赶超模式，“以钢为纲”等口号成为工业化发展的主流，但工业发展道路仍然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进行，其计划性特征尚未改变，直至改革开放时期工业发展的这一指导思想才彻底转变。总體来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工业化制度设计呈现高度的计划性，无论指导思想如何变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主旋律未曾改变，以国家计划为蓝本，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分配，直接掌控国有企业的发展，对其他企业则实行计划性的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以保障工业建设和生产的有计划按比例进行，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相当强的工业基础。这表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保障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基础资源的适用性和可靠性，中国工业化开始真正起步。

（四）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工业化的不断发展

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计划性的工业发展体制逐渐暴露出投入大、产出少、效率低等缺点，而要实现我国工业的稳定、快速、高效发展，就必须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索与新的历史时期相符的工业管理体制。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我国工业发展应该遵循何种模式便成为新的值得探讨的问题。同年4月，党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现状并提出了“新八字方针”，随后指出要“采取坚决的态度和积极稳妥的步骤，认真做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4]“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5]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指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6]，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目标。至此，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制度设计迈入了新的阶段，开始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发展模式，中国工业化道路呈现出新的气象。党的十六大以来，面临国内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新型工业化道路成为时代需求，其中包含着“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内涵，工业发展必须符合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要求，要能鼓励支持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因此工业发展从先注重数量再注重质量转向先注重质量再注重数量的转变，形成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既能保护环境又能在关键领域掌握核心技术的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中国工业化制度设计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形成期、完善期四个阶段，最终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工业化制度体系，使中国由一个农业国逐渐转变为工业国，由片面注重重工业发展转变为重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协调发展，在这一发展历程中，人们对工业化发展的制度设计在认识上不断提升，从单一的计划性到计划和市场的并行，再到不断完善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制度设计，每一步都为中国迈向更高的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二、 百年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制度构成

（一）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工业化道路之“根”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7]119一般来说，工业化的发展都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过程比较特殊，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一个保守的封建农业大国，工业化进程迟迟不能启动。直到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才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发起了洋务运动，初步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洋务派并不想消灭封建制度，只是将变革限于经济领域，因而没有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洋务运动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认识到学习西方“器物”不能使中国强大，要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必须要从制度上进行变革，因此“戊戌变法”把变革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从“器物”到“制度”，试图建立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因主观上资产阶级过于软弱，客观上封建势力强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工业的计划再次破产。可以说，这是一次探索国家发展制度模式的大胆尝试，但同时也用实践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不能使中国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当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问题时，便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成工业国。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论及“六五”计划时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8]37正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的工业化有了集中力量飞速发展的制度保障，才有了“一五”计划期间的156项工程，20世纪60年代“两弹一星”的试验成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京广高铁、西电东送、南水北调、探月工程等重点项目，这些都是运用国家力量整合全社会资源在重点领域实现的突破，这些成就也再次表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并取得巨大经济发展成就的重要保证。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工业化制度在经历了维护封建制度、尝试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努力后，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制度，这个过程再一次印证了社会主义制度才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命中注定”和“量身定做”，是中国工业化道路这颗參天大树得以茁壮成长的强大之“根”。

（二） 政府和市场是中国工业化道路之“干”

“关于制度变迁的唯一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掌握的，这就是制度变迁中绝大部分是渐进的。”[9]工业化是渐进发展的过程，伴随着由原来的适应农业社会的制度向适应工业化的社会制度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可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经济客观规律，保持宏观经济的大体稳定，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通过价格机制灵活反映供求关系，推动经济更有活力和效率。政府和市场紧密结合、相互配合，共同促进中国工业化的长足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渐转变为现代工业国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化从严格按照政府指令实行计划经济到重视市场反思资源配置手段的意义，重新建构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着更加艰巨的工业化发展问题，政府面临着培育和规范市场的任务，同时，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率手段，其注重流通领域变化的“橄榄球”配置方式大大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哑铃”式的配置方式，让流通成为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在全社会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更有活力和效益。总之，政府与市场在促进工业发展中都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二者优势互补，才使得我国工业化道路取得飞速发展，因此，政府和市场在中国工业化制度设计中成为关键的一环，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这颗参天大树茁壮成长的强劲之“干”。

（三） 多种企业类型是中国工业化道路之“茎”

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中，企业扮演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说，企业的发展历程映射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发展历程。当下，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于对这个国情的基本认识，工业化道路的发展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制定符合不同类型企业长效发展的经济模式。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是我国现有的几种企业类型，相应地具备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国有企业而言，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是主导作用，其优势主要体现在集中力量办大事，遇到突发事件能实现资源的有效供给。伴随着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的逐渐增加，力量增强，民营企业的优势也逐渐凸显。大量民营企业在分散经营后成为具备规模经营和特色管理模式的特色企业，如万达集团的“模块化管理模式”提供了民营企业管理经验的新思路，和国有企业一道，在促进社会稳定和国家竞争力持续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后历经多年的发展证明其同样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职能，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需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协调发展，二者的并行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趋势，是中国特色企业制度的建构方向，是增强国家实力和工业化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中国工业化道路中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总之，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内的各具特色的企业类型同向发力，能够实现国有资源和民间资本的相互配合，从而增强中国企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这颗参天大树成长的强壮之“茎”。

（四） 城乡发展等体制是中国工业化道路发展进步之“叶”

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工业化快速发展必须不断探索能够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必须协调各方面的制度安排，和我国工业化制度紧密相关的制度设计有很多，其中最紧密的当属城乡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的发展主要依靠工农业生产“剪刀差”来实现工业积累，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依托和保障，城乡发展差别较大，但各司其职地共同促进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要适应工业化的更高发展要求，农业发展也要逐渐市场化，因此要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为我国的工业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如今，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已经进入了更高级别的发展阶段，农业农村发展不能固步自封，而是要加快实现城镇化的进程，改变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状况，通过改进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管理制度等，在制度层面消除工业化发展的障碍。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制度主要是解决如何处理好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因当时生产力水平还较为落后，传统农业还占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对收入分配实行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计划管理，这样有利于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积累，又有利于社会稳定。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社会的收入分配由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扩大到按要素参与分配，这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促进了我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总量国家。因此，中国工业化道路离不开城乡发展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等配套的制度设计，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繁茂之“叶”，为工业化这颗参天大树的茁壮成长保驾护航。

三、 百年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制度特色

（一） 中国工业化制度的革命性

革命性，是一种对原先事物、体制进行颠覆的性质，制度的革命性指新制度在原有制度内产生、壮大、全部或部分代替旧制度的过程。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但也有发挥作用的时效性，一旦这套制度活力发挥到极致，这套制度体系就丧失了其原有的活力，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此必须采用更符合新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体系取而代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只能最大限度地将可用资源集中起来首先用于重工业的发展，由此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在这一体制运作下中国的工业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重工业基础由此建立，“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10]523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生产力的不断提升，计划管理体制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合理性，计划管理的方式方法由推动工业发展变为制约工业发展，需要在顶层设计上进行革新。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制度大胆革新，从根本上改革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使中国的工业化制度从过去单一的计划性管理体制转变为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从政府宏观调控转变为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共同发展，工业发展战略也随之进行调增，从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为发展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从注重东北工业基地转为注重沿海开放地区和其他地区城市的工业发展，实现了对计划性工业发展体制的全面革新。“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8]51事实也证明，革新后的工业发展体制更能释放企业的发展活力，也更加顺应生产发展趋势，且中国工业化制度的革新并没有带来其过程的革命性，相反，工业积累从“工占农利”的剪刀差到农、轻、重协同发展，摒弃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积累的原始方式，使新中国工业化制度设计的革命性和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温和性在新中国经济建设轨道共振发力。

（二） 中国工业化制度的創新性

是否具有创新能力，是衡量一个制度效率和活力的重要指标，中国的工业化制度设计正是在不断创新中为工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没有任何资金积累的农业国家如何进行工业化建设。195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大体形成了先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搞工业化，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案，也就是先工业化后社会主义，但是，如何推动这个过程的顺利实现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虽然土地改革进一步扫清了封建主义残余，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但农户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极弱、生产技术又十分落后，农民打下的粮食更愿意自己留着或卖给私商，而不是供给为工业发展的原材料，因此，之前设计的先工业化后社会主义的道路根本行不通。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没有政府对有限资源的全盘规划，中国的工业化将会遥遥无期，因此改变了先工业化后社会主义的发展思路，创造性地提出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的方针，以此指导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打破了以往只有工业基础先建立起来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确立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工业的制度模式。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但如何设计更加合理的制度促进工业发展活力成为必须思考的问题，为此，陈云同志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想法，并指出“要看到，工业、财贸的体制改革比农业改革复杂”[11]283-284。因此，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了进行改革、推行责任制时要注意的包括定额应该是平均先进定额、不能定得太低等四点要求，促使工业建设稳中求进。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制度设计向市场体制转变，用市场化改革推动工业化发展，工业化制度设计令人耳目一新。因此，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不能照抄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模式，而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量身定做”符合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制度体系，展现独具中国特色的创新制度体系。

（三） 中国工业化制度的包容性

中国工业化制度设计的包容性首先体现在不仅包含社会主义成分，也在极大范围内容纳了非社会主义的成分。“工业与农业相比要复杂得多，要做一些调查研究，花上一年时间把问题弄清楚，然后再全面推行。”[11]288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模式摒弃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转变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模式，“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8]149因此，工业发展的模式就转变为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只要能促进中国工业发展的企业都予以准入市场，這个制度设计逐步消除了所有制结构对生产力的束缚，以巨大的包容性容纳了多种形式的工业企业，实现了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推动中国工业发展的新局面。此外，中国工业化制度的包容性还体现在不仅考虑工业发展，也兼顾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例，1981年，陈云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改造》讲话中指出：“解决城市中污染的问题，从长远来看，也应该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12]工业发展不能只强调工业经济体量的增长，还要注重与农业、轻工业的协调发展，考虑区域之间的协调、生态环境的保护，陈云高度重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设计工业发展体系时就特别考虑到如何合理调配资源，兼顾环境保护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工业化制度设计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美丽中国”作为工业化发展追求的目标，“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能只讲利用不讲修复，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7]361因此要依靠制度保护生态，不做“吃祖宗饭、砸子孙碗”的事，使新时代工业化发展的制度设计具备能够促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协调发展的强大包容性。

（四） 中国工业化制度的执行力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设计得再好，只有切实执行到位才能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才能彰显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制度优势。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工业化建设取得的成就让中国人民越来越有了挺直腰板的物质基础。“工业生产的重点在提高质量。今年钢将达到年产三千万吨，如果质量好，是很顶用的。其他工业也是如此。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11]218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基础还十分薄弱，正是因为中国工业化制度具有较高的执行力，才使经济建设有了强大的工业支撑。“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1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方面产能井喷式增长，其中相当多的产能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面向国外需求以及国内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14]从搞好国营企业到发展私营经济，再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从单一的计划性发展模式到计划和市场并行的模式，正是制度设计的有效运行，为中国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证。进入新时代，我们也十分重视工业化制度设计的执行力，为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我们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严格规定了国家环保、能耗和质量标准等相关法律法规，致力于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保证新时代工业制度执行力进一步凸显。

当然，关于中国工业化模式的选择并不能说是完美无瑕的，各种模式选择实际上都需要结合本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等进行综合考量，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制度设计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很难想象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是否能够完成，至今完成到何种程度。历史永远不能假设，对工业化模式的审视应在历史视角下辩证分析，而不能以当下的标准进行简单化的是非评判，如此才能对中国工业化制度设计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四、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未来制度设计

（一） 中国工业化制度设计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发展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先后制定了13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明确各个时期的工业发展战略，以此作为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蓝本。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高度重视基础工业体系的建设，将重工业建设问题放在首位，以计划经济模式促进国家工业化发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工业化制度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允许多种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准入市场，为工业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江泽民总书记也指出，党必须将工业发展纳入正确轨道，“无论领导什么工作，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15]要为工业建设培养专门管理人才，促进工业化持续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我们推动改革、谋划发展，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10]2因此工业的发展必须处理好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要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来调整工业发展的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推进工业体系转型升级，为工业化制度加入了高质量内容。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取得的不凡成就，同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充分保持社会稳定，适时更新工业发展体制的努力分不开，和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的立场和观点分析问题分不开，和各个阶段适合国情的工业化制度优势的发挥分不开，因此，新时代建设工业强国目标的实现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设计更加符合工业发展需要的制度模式。

（二） 中国工业化制度设计要继续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16]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围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改革开之初就形成了共识，认为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发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7]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制度设计进一步突破了计划等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将市场经济和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发挥得恰到好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体系，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在此框架中不断发展，如今已建成了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工业发展的制度设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势必会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火神山、雷神山的神速修建，有力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国有企业的速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英明决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党的领导，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非凡智慧和责任担当，进而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力地回应了其他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抹黑和非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大智慧，全方位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

（三） 中国工业化制度设计要符合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

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先后顺序进行发展，我国要想“后来居上”就必须采用“四化”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点、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制度自信与不断改革创新的辩证统一[18]。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我们会发现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有下降的趋势，但这并不是工业发展的倒退，而是整个工业发展中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工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的变化是工业发展由弱变强的量变积累中的必然阶段，这个阶段可能是受人口老龄化、消费价格优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使得工业布局细化等综合作用的影响，是在轉变发展方式和服务业蓬勃发展中的相对表现，实质上工业对其他产业的支撑力度仍在增加。面对这些新情况，为帮助工业发展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而成为工业强国，我们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下足功夫，卯足干劲，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促进中小微企业和其他民营企业稳定快速发展;制定提升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的政策，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形成与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匹配的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放管服”改革，使政府和市场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通过不断调整，构建一套符合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制度体系，使制度设计符合新的发展趋势;促进新时代工业化的长足发展，实现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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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Road in the Past Century

LI Sheng-ting

（School of Marxism，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1106，Jiangsu，China）

Abstract：Over the past century，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road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ystem desig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industrialization system design has experienced the four stages of the bud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road before the New Democracy period，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system in the New Democracy period，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system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hina，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system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Formed an industrialization system with the socialist system as the “root”，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s the “stem”，the various types of enterprises as the “stem”，and th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ystem as the “leaf”，showing the design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system with its revolutionary，innovative，inclusive and executive power，this institutional system will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the practice of an industrial power in the new era，highlight the superiority of socialism，and provide a stro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new road to in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industrialization; socialist system;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收稿日期：2021-03-20

作者简介：李盛婷（1994-），女，河南漯河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