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综述

秦非凡

摘 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以跨国企业为主体的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逐渐超越国际贸易成为国际经济联系的主要载体。跨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决策时，东道国的制度和文化是重要考量之一，本文主要回顾了文化因素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进入模式、投资绩效和风险等方面的文献。

关键词：跨国企业;文化;对外直接投资

一、引言

东道国的制度和文化因素是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解释变量（Dunning，1981）。国内外学者很早便开始对文化因素与企业对外投资展开大量研究，学者们的研究路径从被解释变量的来看，有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往往以分国别的FDI流向或流量来衡量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微观层面则以跨国公司的新设子公司数目等指标衡量区位选择，同时细化到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进入模式、投资绩效和风险方面。

二、文化因素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

（一）对区位选择决策的影响

已有研究中，学者们常常使用母国外向型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量或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来衡量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决策。不少学者认为，文化差异能直接影响跨国企业的区位选择决策，并且文化差异冲突主要体现于种族优越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差异、价值观差异和跨文化沟通障碍等（杨柏等，2016）。 大多数文献认为，文化距离带来的各类成本（有关消费者偏好和习惯的市场研究成本、与当地政府机构的沟通成本等），会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阻碍作用（Flores和Aguilera， 2007; Aggarwal等， 2012; Wang Jue等， 2014; Bailey和Li， 2015; Vaccarini等， 2017）。在中国情景下，由于“一带一路”与对非援助政策，中国对文化距离较大的中亚、非洲国家的海外投资反而更多（Bhaumik， 2011; Kang和Jiang， 2012）。因此，一些实证证据表明，文化因素对于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呈现复杂性，呈现S型或U型关系（殷华方和鲁明泓，2011;綦建红等，2012）。

（二）对投资进入模式的影响

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存在差异，所有权结构安排在对外投资进入模式决策中十分重要。所有权结构安排，即选择合资或是建立独资企业，一直以来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如Erramilli， 1996; Hennart和Larimo， 1998）。文化是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其差异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发挥重要影响（Harzing， 2002），但是这种影响未有定论。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跨国企业在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基于对目标市场的偏好程度以及成本—收益的权衡结果。一方面，在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时，海外投资者在独资经营和合资经营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后者，因为合资方所拥有的针对当地的知识和经验能够帮助跨国企业更好地规避风险（Gatignon和Anderson， 1988）。与此同时，文化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者间经营理念、管理方式迥异，产生内部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上升，增加内部协调成本，从而选择独资经营（Hamel等，1989）。投资形式方面，由于文化差异会带来并购整合成本的增加，跨国企业海外投资会更倾向于新设投资（Kogut 和Singh， 1988; Barkema和Vermeulen， 1998;Harzin， 2002）。

（三）對投资绩效的影响

一般来说，文化差异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绩效水平负相关，原因在于文化差异会导致交易效率的下降、敌意的产生和经常的文化冲突等（Shenkar，2012）。Barkema和Vermeulen（1998）通过研究文化差异与海外独资企业的寿命之间的关系，发现文化差异对企业寿命并无显著影响。Park和Ungson（1997）发现，文化距离与美国海外投资企业绩效正相关。

我国学者对这一话题做出尝试的有阎大颖（2009），选取现金流、账面收益和股东收益等多种财务指标作为海外并购的经营绩效衡量，发现文化距离与投资绩效负相关。但蒋冠宏（2015）在使用企业利润率的标准差对企业风险进行考察时，却发现文化差异与对外投资风险的影响呈“U”型规律，东道国文化中含有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企业对外投资的绩效波动风险，而文化的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企业投资的绩效波动风险。

综上，文化差异也许并不是对投资绩效进行影响的关键，在探讨跨国并购活动绩效时要充分考虑文化接触程度的差异（Shenkar，2012）。倘若跨国并购后整合的程度越高，就会产生较多的文化接触，从而文化适应压力会对海外投资企业产生较大的经营绩效影响;但若企业更多被视作独立的海外分支机构，那么由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就是有限的。

三、文献评述

综上，在论述文化因素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时，学者们依据的理论主要是Dunning（1981）为代表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Buckley和Casson（1976）为代表的内部化理论，两种理论都认为东道国的文化因素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成本收益，进而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决策、进入模式、投资绩效和风险等产生影响。

现有文献较多地从宏观层面即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被解释变量，给出了文化因素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的实证证据。但是因社会环境、对外政策、进入门槛等复杂条件的影响，文化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文化因素对跨国公司设立海外子公司的进入模式和投资绩效水平、风险的影响。已有文献大多从投资母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数据出发，研究其进入模式和之后的绩效水平变化。相关研究没有形成一致结论，并且缺乏跨国证据。并且，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文化差异并不能直接决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过程中曝露的文化接触程度。尤其是在针对对外投资绩效的研究中，投资经营绩效是在跨国企业在于东道国环境因素的不断接触中形成的，因此相较于投资区位决策时要考虑的文化差异因素，更要考虑文化接触程度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