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昕 [英国爱丁堡大学]
在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评价体系中,书信体小说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往往被归入边缘话语体系之中。实际上,我们不应该否认或者低估这种小说叙事模式的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民国女作家群体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书信体小说的广泛发展。在书信体小说的写作方面,庐隐(1898—1934)和冯沅君(1900—1974)是杰出的五四女作家代表。作为一种文本叙事策略,书信体成为女作家的“保护伞”,其有助于女作家在试图传递某种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避免自身受到批评与指责。这种“私人的”叙事模式为她们的话语提供了合适的生存空间。女作家以“书信体”的文学实践建构起了独特的女性主义叙事策略,同时也通过这种文学模式突破了边缘话语体系,将内在与外在融合,将现实与虚构联结。
米兰昆德拉曾说过:“任何时代的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在探寻自我的过程中,从可视的行动世界转向不可视的内心生活,这促使了书信体——这一新的小说形式的诞生。”苏珊·S·兰瑟曾经指出,书信体尤为女作家所青睐,18 世纪女作家的大部分小说采用的都是书信体,它使女性话语欲望得以发泄,割裂了性别和文类之间的二元对立,成为作者话语的写作代理,这种作者型的叙事声音建构起作者的自我权威。
尽管不是现代文学中的主流模式,但20世纪初的作家越来越多地采用书信体文学模式进行叙事,通常用来展现边缘化人物的话语,使其讲述自己一直保持对外沉默或无法公开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