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母题的典型形态和演变逻辑*——以鲁迅、汪曾祺和余华为中心的研究

沈杏培 薛晨鸣

复仇作为一个文学母题，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中有蔚为大观的书写，形成了形态殊异而又各具异彩的叙事景观。但在百年新文学的序列里，从鲁迅始，复仇即被赋予了迥异于传统的现代新质，经由汪曾祺、余华等作家对复仇母题的异质性书写，由此形成了百年新文学关于复仇的多向度书写。以具体的复仇叙事文本为例，鲁迅的《铸剑》、汪曾祺的《复仇》和余华的《鲜血梅花》，有着大略相似的基本故事形态，但复仇的内部结构、逻辑走向以及所包含的复仇美学和叙事指归，显然相距甚远。本文尝试在百年新文学史的视域下，以上述三个作家为例，从复仇形态和逻辑演变的角度，考察不同历史时期作家们建构复仇叙事的方法、特征与内涵。

一、“复仇”强塑：从“心理路线图”到“腰斩性复仇”

《铸剑》的构思和写作时间集中在1926至1927年。鲁迅晚年在信中写道：“《铸剑》的出典，现在完全忘记了，只记得原文大约二三百字，我是只给铺排，没有改动的。”(1)鲁迅：《致徐懋庸》，载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卷二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59页。由此可见，《铸剑》的写作有其“出典”，经由鲁迅的艺术加工，简约的二三百字文言叙述，被铺衍成了立体丰富的“眉间尺/黑衣人”的复仇叙事。鲁迅是怎样重塑和改造旧典，在旧有的复仇逻辑上注入了怎样的新质，值得我们追问。

《铸剑》开篇以眉间尺主宰老鼠生死的数次情感波动展开，接着母亲作为揭示父仇、传达使命的纽带，完成了眉间尺从稚气孩子到肩负复仇使命的子辈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