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世纪的中日“书籍之路”
——基于第12次遣唐使求书历程的探讨

王 勇

(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12)

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趋于鼎盛，中国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佛经的汉译始自东汉明帝年间，东晋以后得到官方支持而迅速发展，隋唐时出现专业的翻译机构“译场”，译经事业由此进入全盛时期。汉译佛经在汉字文化圈内畅行无阻，加上中国、朝鲜、日本等地高僧撰写的章疏也在各国间流通，因而在东亚形成一条川流不息的“书籍之路”[1]。笔者试以第12次遣唐使的求书历程为例，探析当时中日书籍流传的相关问题。

一、四份正仓院文书

唐开元十八年(730)，僧智升编撰《开元释教录》(简称“开元录”或“开元藏”)，收录“一切经”总数为5048卷。仅仅5年之后的735年，日本入唐僧玄昉携带5000余卷佛书而归，推测是把《开元录》打包带回了日本。这些唐写本佛经传到日本后被大量传抄，并迅速流通到各地寺院。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据日本天平宝字五年正月二十五日的《奉写一切经所解》，当时日本的“一切经”总数竟然达到5372卷，比《开元录》还多324卷。其中的谜团何在？本文缀合正仓院文书收录的4份佛经目录，复原唐天宝十一年、日本天平胜宝四年出发，于两年后回国的第12次遣唐使的求书历程，试以揭开这个谜团。

第1份文书是《可请大乘经本目录》。该文书收在“天平胜宝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类收”条。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两年前的九月二十四日，日本任命了第12次遣唐使官员。另据时间稍后的《东大寺六宗未决义》(775)记载，遣唐使任命后不久，僧纲所向寺院各宗发文，征集所需的书目，《东大寺六宗未决义》即存有5份“欠本”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