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四大” 谴责小说看晚清职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

杨玉荣　陈震

【摘要】 晚清职业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十分激烈。择业观悄然变化，职业选择喜“贱”轻贵;思想观念认识不一，职场“新人”“旧人”水火不容;同业竞争加剧，职业倾轧激化;诚信美德湮灭，假冒之风盛行;官员泾渭分明，正杂两途竞争激烈。这些矛盾与冲突除一些是既有问题的激化外，更多是受中国早期近代化中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变迁的影响。

【关键词】 晚清;职业生活;矛盾;冲突;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0-0052-04

职业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依托，是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1]1488职业既是个人价值的体现，也是家庭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职业种类亦不断发展。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社会职业结构相对稳定，职业生活相对平静。但晚清社会的急剧转型，使职业生活出现诸多新变化。这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中描绘甚多，且在《申报》等文献上多有印证。本文欲以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和《申报》为中心来考察晚清职业生活的矛盾与冲突，探究其背后成因，提供历史教益。

一、晚清职业生活中矛盾冲突的现实表现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西方国家裹挟进入世界市场，由此处于中西博弈的最前沿，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矛盾交错复杂。尤其是职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更趋激烈。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反映职业生活中是矛盾冲突主要有：

（一）择业观悄然变化，职业选择喜“贱”轻贵

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外国资本在中国横行、民族资本艰难生长，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逐渐被解构，新式职业不断萌生，人们职业选择不再单一，喜“贱”轻贵。自隋唐至清中期，科举入仕几乎被视作读书人唯一的职业选择，科名对世人影响深远。“科名的势力极大，能叫全国人如痴如狂。”[2]15然至晚清，择业观却悄然变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名为“九死一生”的年轻人，不喜科举，到南京跟随吴继之做生意，遭伯父严斥却不放弃。后来母亲让他去考秀才，他毅然与母亲抗争并坚决走上经商之路。[3]83，231书中吴继之也弃官从商。他对得罪抚台之事毫不在乎：“随他开我缺，参我功名，我读书十年，总算上过场，唱过戏，迟早有下场一天，不如趁此走了干净，做官是先人的愿，我还了先人愿就行了，以后的路，我要自己做主了。”[3]339-340书中之事在现实中屡见不鲜。广西普宁商人陈见田即武进士陈庆龙在汉口开设“和同发”号，倒欠升泰昌等钱庄银二十一万余两，被奏参革功名。①陈见田的商人身份表明他已由官入商。又有“宝邑袁观澜、王醉云二孝廉等近在本城学海书院创设裕生织布厂 ……已于上月二十七日开厂工作。”②可见一些有功名的人也无意科考，转而经商办实业，择业观出现多元趋向。这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冲突势在难免。一些正统人士痛斥道：“近年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至有既游庠序，盖弃儒而经商者……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4]77，从反面映衬出虽有正统人士力挽“颓风”，但择业观之变迁已势不可当。

（二）思想观念认识不一，职场“新”“旧”水火不容

在晚清职业生活中，一些人顺应潮流，接受西方新思想新制度，成为职场“新人”。由于其思想认识趋新，力图按新法新要求行事，因而与同业中守旧人士产生矛盾。譬如清末朝廷仿照欧美建立警察制度以强化社会治安。然而这一新制度的实施，却遭到守旧人士抵制。《老残游记》记载一巡兵抓住了在大街上撒尿的巡警局委员，巡兵坚持原则，要照章处罚委员。那委员仗着自己有后台，非要办那巡兵不可，双方闹得不可开交。[5]349可见守旧人士不仅不执行新制度，反而依仗人势行淫威，以致与“新人”冲突。在晚清职业生活中，新旧人士激烈交锋的事例举不胜举。最著名的莫过于使英公使郭嵩焘，写了一部《使西纪程》，里头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6]由于郭嵩焘睁眼看世界，认识到西方优长，见解新颖，因而遭到故步自封的同僚的围攻。无奈守旧势力过于强大，郭嵩焘寡不敌众，只好托病辞职。可见现实生活中职场“新人”“旧人”势同水火，矛盾冲突远比小说激烈残酷。

（三）同业竞争加剧，职业倾轧激化

虽然同业竞争自古存在，在社会稳定发展期，一般竞争是良性有序竞争。但身处社会转型期的晚清，人们生存压力加大，竞争范围扩大、竞争程度激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蔡侣笙在上海虹口开了个蒙学馆，虹口一带蒙师，以为多个人分他们利润，对其讽刺挖苦打压，迫使蔡另谋他路。[3]228可见同业相争把向来不耻言利的知识分子也席卷了。同业相斗在现实生活中竟惨烈至你死我活地步。《申报》记载，“苏州金箔一作，其生意则甚大，甚工价则甚昂。每一字号之中只准留学生一名以习此业，不欲广其传也。该行中向来规例如此，亦相承至今不变耳……乃有双林巷开金箔作之董司已犯成例，不與众谋另收一徒，同行中之人闻之无不大怒，强行禁止，该董司不从……（而后）此人已为大众口咬而死矣。” ③因利益相争，昔日同行竟演变为生死敌人，被众人活活咬死，这是晚清才有的奇闻。

（四）诚信美德湮灭，假冒之风盛行

“人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美德。然而晚清世风日下、诚信湮灭，社会上掺假制假、假冒伪劣之事层出叠见，在商业和官员职业生活中都表现突出。一些人假冒别人招牌、字号等从事伪劣产品的生产销售，与正宗业主产生尖锐冲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经武租个房子，“胡乱弄了几种丸药，挂上一个京都同仁堂的招牌，又在报上登了京都同仁堂告白。谁知这告白一登，却被京里真正同仁堂看见了，认为这是假冒招牌，即刻打发人到上海来告他。”[3]148-149《申报》刊载了一则类似新闻：“‘汪云从’水烟袋店主汪鼎控间壁蒋德龙顶冒招牌一节，经翁太守传到蒋德龙，谕令改换招牌在案。事隔两月汪鼎查得蒋仍用‘汪云从’三字刻于水烟袋上，又有同圣街周凤池所开之水烟袋店挂‘老云从’牌号，烟袋上亦刻‘汪云从’三字，复投法公堂控告。” ④与小说中“假冒”如出一辙，说明假冒确实存在。更何况当时《申报》刊登了不少“冒牌声明”“不准冒牌”的广告，反向说明冒牌已相当严重。

让人吃惊的是，不仅商业中假冒屡禁不止，而且官场冒牌更重。一些人为了当官，不惧国法，拿着假官札奖札冒名顶替。这在小说中多有反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贾冲，买监照和两个奖札，于是按札上姓名改为卜子修，出来候补做官。[3]594-596又有莫可基堂兄弟莫可文死了，莫可文生前捐了巡检在江苏候补，莫可基于是冒名莫可文候补。[4]578-580这类现象在《申报》上屡见不鲜。“江南侦探队管带朱士奇曾在丹阳拿获私造伪札假官讹诈之林全泰一名，又米游戎占元等拿获赵子初一名……查该犯林全泰即蔺全泰，胆敢私造伪札，假冒职官，向杨守知吓诈，实属藐法妄为，所供伪札系金士元交给，其中恐有避就，应即将林全泰赵子初一并发交江宁府。” ⑤可见晚清官场丑态横生，为了当官，一些人铤而走险，无所畏惧。

（五）官员泾渭分明，正杂两途竞争激烈

自隋唐科举取士以来，官员基本由科考而来。而晚清捐纳保举制盛行，由财赀入仕的杂途官吏甚多。正杂两途官员畛域分明，为各自利益冲突激烈。《官场现形记》中两榜出身的傅署院很瞧不起杂途官吏，训话时常对他们冷嘲热讽，甚至比喻为“窑姐儿”，让其下不了台，并把一些杂途官吏撤差撤委，委派给正途人员。[7]225傅署院大力挞伐杂途，是想为正途官员“报仇”。因为杂途庞杂使仕途拥挤，严重妨碍正途人士升迁。这在《申报》上可得印证。“今天下策名仕版者，除由科甲出身者谓之正途外，其余若保举，若捐纳，虽不乏才能之士，而卑鄙龌龊出自夤缘贿赂者，其数必更多于正途中人……虽迭奉求才明诏，而徇情而如故，庇私人如故，豪杰有志之士目不免有冯唐易老之慨，况在庸庸碌碌无所短长者耶，故居今日而求澄叙之方，即此科甲保举两途已难于某差某缺中悉为位置。”⑥由此可见，晚清官场中杂途多于正途，杂途队伍庞大导致仕途壅滞。由于人情风、贿托等腐败因素影响，正途人士仕途蹭蹬，而杂途中人屡受青睐。二者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再加上假冒人员泛滥使仕途更为拥堵，二者冲突更加激烈。

二、晚清职业生活中矛盾冲突主要原因之解读

晚清职业生活之所以硝烟弥漫，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一些是既有问题的激化外，更多是受中国早期现代化中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變迁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形态、思想文化、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等在近代变迁中形成的新因素，与中国传统文明激烈碰撞，交相激荡，加剧了晚清职业生活矛盾冲突的白热化与复杂化。

（一）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展引起择业观和义利观变化，是催生晚清职业生活矛盾冲突问题的催化剂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进入世界资本市场，这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影响巨大。一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中国蓬勃兴起，另一方面，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商品经济冲击下逐步瓦解。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社会择业观出现变化，选择新式职业的人愈来愈多。《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吴继之和“九死一生”，可谓是中国早期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孽海花》中三位在外国轮船上打工的“中国工人”[8]66是早期产业工人的代表。这些新式职业随着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展而出现。但当时一些人仍将之视为传统“工商”，排在四民之末，以致从事这些职业遭到亲人群起反对，“九死一生”的伯父和母亲皆如此。可见在近代商品经济影响下，一些人突破传统择业观偏见，选择新式职业。他们与秉持传统择业观的人在思想观念上格格不入，引发了职业生活的矛盾冲突。

与此同时，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义利观变迁。中国传统义利观讲究“尚其义不谋其利”，尚义轻利。但随着商品经济兴起，晚清尚利之风日盛，社会义利观为之一变。“各业其业，莫不唯利焉是图。”⑦崇尚功利为许多人接受。一些人在“利”作用下，践踏职业道德，因此晚清职业生活中同业相争、假冒蒙骗等现象层出不穷。前文蔡侣笙，为糊口分了同行一点利润，就惨遭排挤。可见在利益面前，一些知识分子也人性扭曲，品性变质。而社会上假冒伪劣泛滥，无不以损人利己为目的。虽官府严令不准假冒，但假冒不见其少，反观其多，就是“利”在作怪。

（二）不同发展阶段文明的冲突是造成晚清职业生活矛盾冲突激烈的思想根源

鸦片战争后，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涌入，对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明形成猛烈冲击和威慑。在西方高势能文明的强大压力下，一部分开明人士认识到中国要应对挑战必须效法西方。“法西”意识由此兴起。

在效法西方中，中国引进新式企业、新学堂、新式警察制度等新生事物，却遭到保守人士反对。前文所述坚持新法的警察、推崇西学的郭嵩焘等人，就遭保守人士责难，矛盾冲突不断。保守人士为何不遗余力地反对“法西” ？笔者以为有诸种原因：

一是一些保守人士昏聩无知、囿于一隅。梁启超曾以尖刻之笔勾画其貌，“懵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急，则曰此汉奸之危言耸听耳”[9]268。由于孤陋寡闻，又不愿接受新事物，自然反对“法西”。

二是一些老成宿儒自诩中国文明博大精深，对异质西方文明“以夏凌夷”排拒。同治时倭仁指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将孔孟儒学当作根本救国之道，而将西学视作奇技淫巧。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使其对西方文明强烈排拒。

三是一些保守人士为自身利益抵制西方文明。在一些保守人士看来，自己安身立命的资本是烂熟于心的中学。若以西方文明代之，其皓首穷经的心血化为乌有，如同割舍性命一般，岂能坐视不顾？对此，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凡兴举一局一令，皆有缘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丛，则其中收利者益众。一朝而云国家欲变某法，则必有某与某所收之利与之偕亡，尔乃构造百端，出死力以与言变者为难矣。”[10]327

四是一些保守人士怀有复杂的民族情感。近代西方列强打破中国大门后，立即展开残酷的政治经济掠夺。中国主权被不断丧失，白银大量外流，国家积贫积弱。保守人士目睹此景，痛心疾首，他们“恨”屋及乌，对洋器物也一概拒绝。《官场现形记》中童子良拒不坐小火轮，并非不知这东西要比中国的先进，只因带一股洋气，所以抵触。一些保守人士由于痛恨西方列强，进而对西方所有事物一概排拒，如同倒洗澡水把小孩也倒掉了。

虽然保守人士对西方文明深恶痛绝，但“法西”在晚清成为一种潮流，且越来越受朝廷重视。在朝廷支持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思想逐步向近代文明靠拢。这些具有近代新思想的人与保守人士势必发生冲突。前述郭嵩焘《使西纪程》被毁版禁绝，本人备受同僚攻击，只好托病请辞;《老残游记》中巡兵与巡警局委员的冲突等，貌似职场倾轧，实乃思想领域的非现实冲突，是“法西”与反“法西”的斗争。这种冲突归根结底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的冲突，是低势能文明向高势能文明发展演化中必然出现的冲突。

（三）政府权力的软化是导致晚清职业生活矛盾冲突丛生的政治推手

中国在西方入侵中开始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对于后发型国家来说并非是本国自身发展的结果，其压力来自外部，因此要取得现代化成功，只有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来主导。然而晚清政府权力软化使其无力承担领导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任，又无法维持社会秩序，因而促使职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相激相荡。

晚清政府权力软化分为两方面：一是中央权力软化。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为镇压它，被迫将军权、用人权、财权等向地方督抚下放，以致形成“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1907年《京报》的《论中国欲自强宜先消融各种界限》一文描述了这一状态：“吾国之政府，朝发一令曰，宜率此而行，外省置之不顾也;夕发一令曰，宜此为戒，外省依然如故。”⑧可见中央对地方政府控制力式微。对体制内地方政府的控制尚且如此，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更是鞭长莫及。

二是地方政府权力软化。晚清政府由于出售官爵而使官员激增。官太多而“缺”太少，势必官途拥挤，正杂途矛盾尖锐。有用人权的地方疆吏采用“轮委”法，将一个人做官时间切为几段分给几个人做。这些官来去匆匆，“一旦握篆，遂以为商之法为官”[11]7，急于捞钱回本。由于“官常愈坏”，官员愈杂，“买官之资本不足以开一店肆，于是编氓视官为不足贵，而官亦不敢自贵以临之，则国威难振矣”。[12]91地方政府的权威就在各色官员的频繁流动中渐渐丧失，社会控制力下降，因此社会秩序紊乱。一些人无视政府、藐视王法，为利不择手段。而清地方政府权力软化，使其对假冒、见利忘义等违法犯罪活动惩治不力。在“破窗效应”作用下，违法犯罪现象层出不穷，职业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四）社会转型中道德失范是促使晚清职业生活矛盾冲突升级的文化诱因

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在以德治国的传统社会，道德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起到了法制规范作用，因此社会上很少出现道德失范现象。但至晚清，在西方功利思想和商品经济刺激下，“中国人之思想只知升官发财而已。苟可以达升官发财之目的，不问其有损于人否也，亦不问其有愧于心否也”⑨。由于人心趋利，为利不择手段，所以道德失范较前代尤烈。前述同业竞争加剧，职业倾轧激化就是道德失范的恶果。在道德失范作用下，一些人明知违法犯罪，也铤而走险。正如时人评价上海趁火打劫犯所言：“上海地方虽曰五方杂处，良莠不齐，宵小匪徒溷趼不少，然究尚属通商码头，欲求糊口之方属易事。即下至供奔走给使令之役，其辛苦亦较他处为优，更下至提篮负筐作小本营生往来于酒楼烟馆茶室之间，亦尚定以敷小人一日之食。顾何以甘当匪徒，甘罹于法而作此贪狠之事，倘非迫于境地之窘，当必不至此。其所以至此者实由于不知自爱哉。”⑩人不自爱，即为道德沦丧，因而肆无忌惮、不畏王法，做出各种贪狠之事。这种道德沦丧反映在职业生活中，即表现为同业竞争加剧，职业倾轧激化，职业生活冲突白热化。

三、余论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反映的晚清职业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可与《申报》及晚清民国其他史料相印证，凸显了小说具有“补正史之未赅”之价值。晚清职业生活的矛盾与冲突发生在西方入侵的大背景下，它折射的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之艰难。

晚清职业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之所以如火如荼，主要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在社会转型中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当然也有部分是既有矛盾的激化。在社会转型中由于不同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利益重新调整分配等问题，导致各种矛盾凸显、冲突激烈。晚清职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是社会转型期矛盾丛生的正常反应，是社会转型的“阵痛”现象，是世界各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

但值得注意的是，晚清职业生活中矛盾冲突异常激烈的一个深层原因是中国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守旧群体力量强大。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思想变革最困难，但也最关键，直接关系到转型或改革成败。因此，只有引导民众解放思想，勇于包容新事物，才能在社会上形成有利改革的氛围，减少改革阻力，缓解社会矛盾冲突。另外，清政府权力软化、领导不力是晚清职业生活中矛盾冲突激烈的另一深层原因。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使晚清现代化改革功败垂成。因此，一个后发型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求政府坚强有力、对社会控制强，必须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只有这样，改革才能成功。

注释：

①《巨商倒欠奏革功名北京》，《申报》1907年1月29日。

②《购机织布》，《申报》1905年5月10日。

③《苏州金箔作董司为工匠咬死》，《申报》1872年12月21日。

④《不准冒牌》，《申报》1886年10月3日。

⑤《拿获假官两犯南京》，《申报》1905年3月19日。

⑥《论澄清吏治之难》，《申报》1902年5月8日。

⑦《争利说》，《申报》1888年5月4日。

⑧《论中国欲自强宜先消融各种界限》，《京报》1907年3月20日。

⑨《论近日人心趋于损人利己》，《申报》1907年2月19日。

⑩《论人情贪很之由》，《申报》1882年3月14日。

参考文献：

[1]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2]魏绍昌.孽海花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M].武汉：崇文书局，2016.

[4]穆雯英.晋商史料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5]刘鹗.老残游记[M].济南：齐鲁书社，1981.

[6]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A].饮冰室合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9.

[7]李伯元.官场现形记[M].武汉：崇文书局，2016.

[8]曾朴.孽海花[M].武汉：崇文书局，2018.

[9]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一册）[A].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0]中國史学会.戊戌变法（第二册）[A].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1]陈弢.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二）[Z].上海：上海书店，1985.

[12]杨国强.衰世与西法[M].北京：中华书局，2014.

作者简介：

杨玉荣，女，湖北来凤人，海军工程大学政治理论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陈震，男，湖北浠水人，武汉市委办公厅干部，法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法制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