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证文”拥抱现当代文学研究后

王明宪

以史证文的治学方法源自古典文学研究，但现在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亦被广泛使用。学界常常倡导治学当以小见大，切忌落入大而空的窠臼，但是很多学人一直不得其法。在笔者看来，“以史证文”的治学方法价值之一，首先就在于其内中藏着以小见大的治學理路。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季羡林先生曾经发表过一篇《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的研究文章。《黔之驴》不过是一篇寓言故事，放眼漫长的中国文学史长河，也就显得微乎其微了。但是季羡林先生却能以小见大，借助以史证文的方法，从一个很小的切入口，做出扎实的学问来，不仅挖掘出了故事取材的母本，梳理了佛经中“驴”这一动物形象衍变的记载，还总结了《黔之驴》这篇寓言故事中的佛教因素等，给后来者以很深的启发。这不得不说正是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的我们，应当学习的地方以及在治学的时候应有的姿态。

以史证文的价值之二就在于其学术性相较于一般性的审美批评文章，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公信力。这主要是基于此种方法所依仗的载体和抓手——“史”。在史料、史实详实并且正确的前提下，在得当的方法指导下，其研究结果一般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一切以事实为论据，所作论断也就能八九不离十了。对于此，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案例均可以证明，这里举一例。鲁迅的《伤逝》广为人知，然而郑振铎曾写过一篇《淡漠》的小说，两者故事情节及其相似，所以有人曾提出是否是郑振铎学习模仿了鲁迅小说《伤逝》，才写出了《淡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