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管仲问人性思想

张杰

管仲生活在春秋中期，那时虽然没有像战国时期孟子、荀子那样严格意义上的人性理论，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人性思想。管仲的人性思想既是战国时期人性理论的萌芽，同时又是他辅佐齐桓公所制定的改革内政、称霸中原政策的理论依据。管仲的人性思想及其作用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管仲人性思想的内容

管仲生活的春秋时期，人性思想比较流行，这种人性思想与孟子、荀子的人性理论相比，多有不同。

管仲的人性以某些阶层的生而即有的欲望、本能为内涵。在中国历史上，“性”字由“生”字发展而来，“生”“性”多互用。根据《甲骨文字典》，“生”的本义为“象草木生出土上之形”，“性”则指生而即有的欲望、本能等。只不过，在人性理论中，“性”的涵义是指每个人生而即有的欲望、本能，而在管仲生活的春秋时期，“性”指某个人或某些阶层生而即有的欲望、本能。《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失性”即“失生”，也就是指百姓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管子·牧民》载：“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恶忧劳”“恶贫贱”“恶危坠”“恶灭绝”却是齐国百姓生而即有的欲望、本能。

管仲的人性指称对象不是指所有人，而是指某个或某些阶层。孟子、荀子的人性指称对象是每一个人或者说所有人类。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皆有之”，即是所有人都具备的。荀子同样把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恶害等情欲作为每个人所生即有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