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睿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北京 100101)
近年来,中国音乐史学科研究不再是就某个点互不交叉式的单线条“行走”,而是采取立体化的模式,一方面理性的探究其根源,挖掘其渗透着的古老中华文化,例如对朱载堉平均十二律中数学思想的研究,使得律学的研究更加清晰化的同时也体现出“数”作为我国古老文化的一种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扩大视野,寻找其他相关点进行联系对比,力求窥探研究点的全貌。如对唐代音乐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依据古文献中的记载,还需联系实际的运用情况,“敦煌乐谱”正是音乐实践最直观的体现。
“数学与音乐是中西古代哲学思维里的灵魂……,数理的智慧与音乐的智慧构成哲学的智慧。”[1]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学科与数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乐律学是我国音乐文化与数学之间互相通往的桥梁。从西汉京房发现三分损益法算出的十二律存在“黄钟不能还原”的问题并推算出六十律后,许多学者如南朝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何承天的新律(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宋代蔡元定的十八律,直到明末乐律学家朱载堉“新法密率”的创建,都依赖于数学的推算与证明。记载在《律吕精义》中的“新法密率”,是中国古代数学与音乐两大文化领域完美结合的产物。“平均”指的是13个高低音组成的音列中,前后两音发音体所具有的长度的数值比相等。朱氏假设黄钟倍律发音体长度为2,黄钟正律为1,进而发现规律:13个音列中相邻的两个音,即高音和低音,两者发音体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