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杭州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研究

摘要：本文以华策影视为研究对象，使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对其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内外部动因与市场进入模式进行研究。研究意义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影视企业“走出去”研究;另一方面，也在于为“一带一路”背景下影视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提供理论基础与研究支撑。研究结果显示，华策影视的进入“一带一路”国家受内外部动因驱动;在市场进入选择方面，华策影视主要使用非股权模式进入“一带一路”国家，跨国并购、独资等股权进入模式则较少使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华策影视;“走出去”; 动力机制;模式选择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21）10-0132-08

一、引言

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发布是对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仪的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杭州文化传媒企业进一步“走出去”指明了方向，在不断输出文化软实力的同时，杭州文化传媒企业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战略布局，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旨在获取更多的利润来源。

被誉为中国电视剧第一股的华策影视自创立以来迅速成长，目前业务版块涵盖影视内容投资、发行、运营以及艺人经纪、文化投资等多个领域，其成长史亦是中国民营影视成长史的微观缩影。华策影视在其成长过程中使用多元化战略、上市战略、并购战略等实现快速发展的目标，国际化战略亦是其一直以来的发展重心。华策影视提出“华流出海”战略并身体力行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积累了一定的国际化经验，成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标杆公司。基于此，本研究以华策影视为例，对其进入“一带一路”国家的动力机制与模式选择进行研究，一方面，以期为其它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提供经验借鉴与启示;另一方面，也希望为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进入“一带一路”国家提供理论支撑。

研究发现，政策环境的利好、用户偏好的变化、海外市场用户需求的增长是华策影视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部驱动力量;而内部驱动力量在于寻求更大的市场、更大规模的用户、更多的利润来源、更多的竞争优势以及回应国内竞争激烈的影视产业环境等，内外部双重动力驱动华策影视的“华流出海”战略向纵深发展。在进入模式选择方面，华策影视目前主要使用出口以及跨国战略联盟协议等非股权进入模式，股权进入模式则相对较少。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与市场环境复杂，使用股权进入模式的市场风险较大;另一方面，也与华策影视国际化经验与能力尚需进一步积累与提高有关。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界对企业“走出去”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相关理论不断涌现，有代表性的理论有新-新贸易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企业国际化网络理论以及组织能力理论等。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是企业为何“走出去”以及如何“走出去”。研究成果的丰硕在不断推动该领域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也为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与理论支撑。

通过梳理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该领域研究成果丰富且理论视角多样，来源于经济学、管理学的相关理论以及自传播学的文化研究学派与政治经济学派的相关理论均聚集于此，为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研究提供了多元丰富的研究基础与理论视角。鑒于本研究的关注焦点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杭州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的动力机制与模式选择，主要探讨杭州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动因为何，以及市场进入模式为何等问题，因此在进行文献综述时主要梳理经济学与管理学视角下的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研究文献，其它理论视角下的相关文献不再赘述。

（一）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研究

国外的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与这一时期文化传媒企业开始实施国际化战略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学者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的动因、东道国市场的选择、东道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国际化经营战略选择等，相关研究呈现数量较多、内容多元丰富，且主要使用经济学与管理学视角下的国际化理论为理论基础等特征。

Bettina Lis&Heinz-Werner Nienstedt以6家传媒企业为目标案例通过多案例研究方法对其国际化动因、目标东道国市场选择以及选择市场进入模式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驱动案例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动机主要在于寻找市场机会与降低市场风险;在目标东道国选择方面，案例企业倾向选择经济环境稳定且未来发展有潜力的东道国;案例企业主要选择出口模式、合资、新建、许可协议等市场进入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1]。Ali Akbar Farhangi基于实证研究方法探讨传媒企业选择海外市场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研究发现内容适应性、竞争环境、企业自身的资源与能力、东道国的政策与市场环境等与传媒企业海外市场选择存在正向关系[2]。Michael Keane认为在新媒体背景下中国文化可以通过视频网站实现“走出去”的目标[3]。高玙洁对中国传媒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以及进入路径与国际化经营策略等进行了研究[4]。

相较于国外的相关研究数量丰富与内容多元而言，国内相关研究处于缓慢增长的状态。一方面，相关研究数量较少;另一方面，相关研究多是定性描述，缺乏以实证研究为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但既有研究仍然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启示。朱春阳认为影视产业“走出去工程”的成功推进需要发挥国内影视产业市场规模优势[5]。郭栋、刘海贵认为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需对“走出去”的路径选择以及政策制度等方面进行优化[6]。刘海贵、张梅芳提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着力点需从政策层面对中国电影进行分类补贴，以推动电影“走出去”的制度优化[7]。张斌、莫茵提出探讨中国电视剧“走出去”需因地制宜具体分析如何走出去以及目标东道国的选择[8]。

（二）“一带一路”与中国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研究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仪提出以来，有学者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花建提出通过联接“丝路城市”而形成合作共赢的网络[9]。赵玉宏提出应从国家层面、市场层面以及企业层面积极推动影视产品进入“一带一路”[10]。蔡加珍对实施“一带一路”文化发展战略下深入推动影视传媒产业发展的基本路径和对策建议进行研究[11]。国内文献爬梳显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文化传媒业“走出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出版业“走出去”的现状、问题、国际竞争力、战略、政策研究、风险防范、法律问题、版权贸易、版权保护等，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动力机制与模式选择的研究较为匮乏。

综上可见，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择其不足之处可简要归纳为国外研究多以发达国家的文化传媒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中国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的研究则较为鲜见;国内研究的对象虽多为本国文化传媒企业，但在研究方法上多是定性描述，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的实然与应然的问题，提出的对策建议缺乏具有实证研究基础的支撑，因而出现研究信度与效度不高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使用单案例的研究方法以华策影视为例探讨杭州文化传媒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的动因机制与模式选择。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一带一路”的地理边界界定尚存争议，因此，本文借鉴邹嘉龄等观点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界定为包括土耳其、越南、蒙古、印度、马亚西亚、老挝等在内的64个国家[12]。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公司基本情况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遵循案例研究的理论抽样原则，选取华策影视作为案例对象，以探讨其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动力机制与模式选择。案例选择标准在于：首先，所选案例须具有文化传媒行业代表性，能够反映近年来中国文化传媒行业的发展变化;其次，所选案例必须是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传媒企业，拥有“走出去”的丰富经验，并且海外市场能够为其带来一定的利润来源;最后，出于数据收集便利性的考虑，本案例的研究对象必须是上市公司，以利于数据资料的收集与获取，为数据资料的编码与阐释提供基础。

为提高单案例研究的理论效度，本研究使用相关学者提出的三角互证的案例数据收集方法，通过多种渠道获取目标案例公司相关资料，具体包括：1.华策影视的年度报告。华策影视于2010年上市成为中国电视剧第一股，每年年初会发布上一年的年度报告;2.华策影视的官方网站。华策影视官方网站上有包括公司发展历史、公司业务版块、公司影视内容投拍与生产情况、公司重大活动的最新情况等在内的丰富信息，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数据资料分析基础;3.华策影视的相关文献。民营影视行业的重要代表华策影视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相关研究成果较多，相关文献资料主要由笔者从国内外数据库进行查询、收集与整理所得;4.有关华策影视的新闻报道。华策影视的公司行为会引起大量的媒体报道，因此，本研究也将有关华策影视的新闻报道作为重要的数据来源;5.创始人及公司高管的相关新闻报道及访谈资料。华策影视的创始人、公司高管的相关新闻报道及访谈资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料。

（二）案例公司基本情况

自2005年正式注册成立华策影视从电视剧业务切入影视行业，到2010年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版成为中国电视剧第一股，华策影视已走过16年历程。这16年里，中国影视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为影视行业市场竞争主体数的不断增多，推动影视行业竞争向日趋激烈的态势发展，同时还表现为影视产品数量的不断提高以及内容的不断丰富，华策影视紧抓时代机遇快速发展，成为中国民营影视行业的中坚力量。目前华策影视经营版块涵盖文化影视内容提供、运营以及产业战略布局，其中，影视内容制作是华策影视的竞争之本，而由影视内容制作衍生出的艺人经纪业务、内容的投资与发行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则是华策影视不断提高其竞争能力的重要支撑。自2005年成立国际发行部以来，华策影视一直积极实施“华流出海“战略，推动公司出品的影视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并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与市场收益。总体来说，华策影视发展过程一直较为顺利，尽管最近3年的业绩表现并不令人满意，然而作为影视行业的先行者，华策影视拥有多年的行业运作经验、内容及人才资源优势、强大的战略布局能力与精准的影视产品投资眼光等竞争力优势，势必能够在外部环境剧烈动荡的情况之下及时扭亏为赢，重回行业龙头地位。2020年华策影视上半年财务报告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1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2.77%[13] 。

四、华策影视进入“一带一路”国家的动因机制探究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的动因可以从内外部双重视角，即从微观企业的内部视角与外部环境的外部视角出发。从微观企业的内部视角出发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既有研究认为通过出口方式“走出去”的微观企业可以实现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带来的生产成本的降低，从而获取规模经济的好处。这一点对于文化传媒企业来说尤为重要，文化传媒产品不同于其它行业产品的地方在于其初始成本较高，而边际成本较低，因此通过出口寻求广阔的全球市场，进而扩大生产规模可以实现规模经济的目标，从而获得更多利润。通过股权进入模式进入其他国家则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与用户规模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等优势。外部环境的变化则为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提供外部动因，其中政策环境、技术环境以及内容用户偏好的变化都在推动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以回应与拥抱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既有的關于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的动因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启示。由于中国文化传媒企业发展情境的特殊性，因而直接借用国际化动因理论会导致理论不适用于本土化情境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并不预设华策影视的“走出去”动因机制究竟为何，而是通过对案例对象相关数据资料内容的编码与阐释情境化地建立华策影视“走出去”的动因构念以解释其“走出去”的动因机制为何。

通过对华策影视“走出去”战略资料数据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一带一路”背景下华策影视“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主要受内外部环境双重驱动。就外部环境而言，华策影视认为，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海外市场对于中国文化传媒产品与服务的强劲需求是其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重要原因。“未来文化产业是人类消费的主流”[14]，“电视剧产业海外市场发展空间巨大”[15]，“当时我们就做了预判，随着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影视行业的快速发展，观众的日益国际化、中国电视剧将迎来打造“华流”的黄金时机”[16]。至2018年年底华策影视的影视产品进入“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内容时长达11 832小时[17]。

外部环境中一个突出的变化是融媒体背景下影视产品用户偏好变化快速且呈现出网络原住民的年轻化特征。华策影视2018年年度报告提到，影视产品用户不断年轻化，网络原住民对影视产品偏好的变化影响甚至决定着影视公司的生死存亡[18]。华策影视发挥比较优势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动其影视产品到达足够多的用户，从而降低由于影视产品用户市场偏好不断变化带来的市场风险，“借助海外流媒体平台对外输出影视剧集，拓宽海外客户群体，探索新渠道和商业模式”[13]。同时，“一带一路”倡仪的提出为华策影视进一步“走出去”提供制度支撑。华策影视2018年年度报告中指出，《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等文件的发布为华策影视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利好的政策环境，而“一带一路”倡仪的提出则为华策影视进一步践行“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更多的制度支撑。“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五通之一，我们的心愿之一就是以影视为桥，让民心更相通”[19]。在提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俄罗斯的影视合作时，赵依芳提到“影视出海在升级，希望出海的作品能让中国观众和俄罗斯观众了解到双方更多文化风俗，加深友谊”[19]。华策影视出品的《大唐玄奘》成为贯彻“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扩大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的签约项目[20]。为响应“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华策影视集团出品的杭產影视剧走进委内瑞拉等美洲国家、毛里求斯等非洲国家和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21]。

华策影视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内部动机主要基于如下考量。首先，华策影视希望通过“走出去”来回应国内影视行业竞争激烈的现状。2013年华策影视年度报告中明确提到国内影视行业制作机构数量不断增长[15]，显而易见中国影视行业出现竞争白热化状态。2020年华策影视半年度报告中提出业内企业与资本合作更加紧密导致行业竞争愈发激烈[13]。尽管中国影视产品用户总体规模较大，但仍然避免不了影视行业惨烈的红海之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将目光转向海外市场以拓展更大的市场边界是华策影视主动求变、求生之道;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边界以增加其影视产品用户规模从而增加公司收入来源是华策影视“走出去”的又一重要动机。华策影视在近些年的年度报告中反复提到国际化战略可以使其扩大收入来源。“‘华流出海势必要作为新的一极增长点”[22]。“公司进一步加强了海外发行团队建设，推进了海外业务新布局，全网剧海外版权单集销售价格新突破，海外发行取得签约、到账双过亿的新佳绩”[23]，“华流出海的进程将会提速，海外业务收入的重要性将逐渐提升”[24];最后，华策影视的国际化动机还在于，通过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战略布局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公司将把华策国际版块打造成具有竞争优势的独立版块，更好地促进国际化交流，参与国际竞争”[22]，“坚持‘华流出海，争做中国文化内容走向世界的排头兵”[24]，“实现全球化布局，顺应华流出海浪潮，引邻中国内容产业和升级”[13]。

五、华策影视进入“一带一路”国家的模式选择文化传媒企业面对东道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时有出口、新建、跨国并购、许可经营等多种选择。一般来说，文化传媒企业会综合考虑包括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在内的多种因素，从而决定具体的东道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不同的市场进入模式意味着文化传媒企业需承担不同的市场进入模式在获利能力、市场风险、对国外市场控制程度、投入的资源等方面的不同而带来的不同结果。具体来看，非股权市场进入模式包括出口、许可协议、战略联盟协议等，由于不涉及股权合作与分配，因此非股权进入模式市场风险较小，但同时具有对海外市场控制程度较低以及收益较低等特点。股权市场进入模式则包括合资、新建、跨国并购等，股权市场进入模式具有高风险、高控制程度以及高收益等特征。结合相关数据资料，梳理华策影视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模式可以发现其主要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一般而言，企业在“走出去”之初由于国际经营经验与能力的欠缺会选择风险较低的出口模式进入东道国，同时可积累与提高国际化经验与能力。对于文化传媒企业来说，由于文化传媒产品的初始成本高、边际成本低的特点，使得通过出口这种方式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可以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因此，出口模式是华策影视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早的也是最主要的模式。2005年华策影视探索“走出去”路径之初就使用出口这种基本模式，通过成立国际发行部将华策影视产品出口至其他国家。2015年公司影视剧版权收入和利润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趋势[25]。2016年华策影视开拓了中东、格鲁吉亚、尼日利亚、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的渠道，进一步扩大影视产品的出口途径与数量，海外市场销售收入为37，916，295.73元[22]。截至2018年年底，华策影视产品进入“一带一路”沿线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26]。通过出口模式，华策影视的众多影视产品进入土耳其、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9年华策影视出品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出口至“一带一路”沿线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华策影视2019年年度报告提出“将进一步扩大影视内容作品的出口[24]，意味着出口模式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华策影视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要模式。

跨国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企业为了实现合作各方共同利益而组建的包括股权战略联盟和非股权战略联盟的联盟利益共同体。非股权战略联盟不涉及股权，双方的联系较为松散，如研发协议、销售协议等。股权战略联盟合作各方联系紧密，通常采取相互持股或合资的方式进行合作。文化传媒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经常采用跨国战略联盟的进入模式进入东道国，一方面，这种模式由于有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加入因而面对的市场与政策风险较小;另一方面，也可利用合作方的相关资源包括显性资源与隐性资源更好地应对东道国复杂的市场环境。通过数据资料的收集与编码可以发现，华策影视“走出去”过程中经常使用跨国战略联盟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如华策影视与多家韩国电视剧公司、美国的福克斯、华纳等集团建立跨国战略联盟协议。在进入“一带一线”沿线国家也可以看到华策影视的跨国战略联盟进入模式的选择，2017年华策影视与俄国CTC和NMG传媒集团签订跨国战略联盟协议，合作的重点聚焦于IP改编、版权发行以及内容合作等多个领域。赵依芳表示，华策集团与CTC和NMG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华策和俄罗斯的合作伙伴们将进入一个持续的“蜜月期”[27]。

融媒体背景下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有了更多市场进入模式创新的可能性，如通过在东道国视频播放平台上进行影视产品内容播放，可以帮助文化传媒企业更好地进入东道国。华策影视搭建的“全球华语电视剧联播体”成功覆盖新加坡、菲律宾、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24]。华策影视同时紧抓融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机遇，通过“华剧场”的市场化运营将公司的影视产品成功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华策影视2019年年度报告提出“华剧场”已涵盖传统媒体、网络电视、视频网站及酒店、航线点播平台等[24]。2020年华策影视出品的《完美关系》通过在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主要视频播放平台播出，成功进入这两国市场。针对融媒体背景下视频播放平台的内容进入门槛较低等特点，华策影视对既有的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的模式进行创新，从而把公司的影视产品带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用户的视野中，成功地拓展了华策影视的海外市场，扩大了华策影视产品的国际用户规模。

除上述市场进入模式外，文化传媒企业还可以采取跨国并购这一方式进入不同东道国。跨国并购是指母国企业通过收购目标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股权，从而达到对东道国目标企业有一定控制能力的经济行为。跨国并购进入模式具有收益较高、对目标企业的控制能力较高、风险较高等特点。一般来说，实力较为雄厚且国际化经验较为丰富的公司会通过跨国并购这种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由于文化传媒企业具有强烈的文化折扣特点，因此在进行跨国并购时尤其需要注意由于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带来的内容产品的本土适应性问题，同时还需注意东道国复杂的政治与市场环境。华策影视“走出去”过程中较少使用跨国并购这种进入模式。相关数据与资料的梳理仅发现2014年华策影视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收购韩国NEW13.03%的股权[28]。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与市场环境较为复杂，同时除东南亚与我国文化距离较近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中东、西亚、中亚、中东欧、南亚等都与我国文化距离较远，使用跨国并购进入模式会面对较大的政策与市场风险，因而华策影视很少使用这种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的跨国并购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六、研究结论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华策影视为例，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杭州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的动力机制与模式选择。研究发现，内外部的双重动力机制驱动华策影视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政策环境的利好、用户偏好的变化、海外市场用户需求的增长是其“走出去”的外部驱动力量;驱动华策影视“走出去”的内部动力则来自于对于更大市场、更多利润可能性以及更多的竞争优势等的追逐。在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入模式选择方面，研究发现尽管华策影视自2005年创立国际发行部至今已拥有丰富的国际化经验，然而目前华策影视的东道国市场进入模式仍主要是以低级的市场进入模式为主，即以出口和跨国战略联盟协议等非股权模式为主。选择非股权模式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因為华策影视国际化经验与能力尚需积累与提高;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复杂以及不同东道国的影视产品用户的市场偏好难以把握，因而通过出口、跨国战略联盟等非股权市场进入模式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可以降低市场风险。尽管在华策影视的国际化征程中可以看到其使用股权进入模式，然而这并不是华策影视主要的“走出去”模式，也不是华策影视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要进入模式，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与市场环境的复杂，同时由于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带来的文化折扣等巨大风险，以高收益和高风险为特点的股权市场进入模式并不适合华策影视用以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二）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研究以单案例研究方法对华策影视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动力机制与进入模式进行研究，丰富既有的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单案例研究在信度与效度方面与多案例研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未来研究可以通过适当增加案例对象的数量，采取多案例研究方法对杭州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的动力机制与进入模式进行探讨，以进一步提高研究的信度与效度;其次，在案例研究过程中，本研究主要基于二手资料进行华策影视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动因机制与进入模式的编码与阐释，缺少一手数据资料的支撑，因此进一步的研究需通过现场调查、问卷调查、焦点小组访谈、半结构访谈等方式获取一手资料，对研究对象进行编码与阐释，以对杭州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的动力机制与模式选择提供更具信度与效度的情境化解释;最后，进一步研究内容可探讨杭州文化传媒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空间布局与影响因素为何，其如何选择东道国、进入东道国的顺序、空间布局以及具体的影响因素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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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艾涓]

收稿日期：2021-01-28

基金项目：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一带一路背景下杭州文化传媒企业‘走出去的空间布局与模式创新研究”（M21JC048）。

作者简介：陈杰，女，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组织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