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语境下不可移动文物在博物馆陈列中的运用
——以徐州博物馆为例

原 丰

（徐州博物馆 江苏徐州 221009）

内容提要：搬迁保存的考古遗迹是一类特殊的不可移动文物，因学科研究和社会发展需求，在当前考古发掘和博物馆陈列工作中都受到相当的关注和重视。这一类文物具有特殊性、典型性和原真性等特点，在各地博物馆陈列中广为运用，其在博物馆陈列中通常采用复原陈列的方法，策展过程中需要解决好展陈体系的融合、展陈空间的利用、展览内容的解读等问题。

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壁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根据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可移动文物包括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又分为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1]。实际上不可移动文物与可移动文物是相对而言的，两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文物能不能移动、是不是已经移动，还在于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两者之间是可以转化的。比如收藏汉代至今的数千块石刻文物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体迁建至江苏扬州蜀岗的高邮天山汉墓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收藏于江苏徐州博物馆碑园的近百块“湖山杨氏石刻”是徐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诸如此类异地保护的文物从概念上理解应隶属可移动文物范畴，但又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即不可移动文物。有鉴于此，2018年6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导则（试行）》，进一步明确：经整体搬迁，在新址有独立地域范围的古墓葬或古建筑等可以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实际工作中，关于文物属性的认定确实还存在一定盲区，近年来围绕西安碑林博物馆“开成石经”的迁移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问题。

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是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因开展考古研究、博物馆陈列或遗产保护的需要而搬迁保存的重要考古遗迹，这是一类特殊的文物。如果按照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的分类标准，应该将其归为可移动文物；而如果从具体的文物管理和实际操作层面讲，归为不可移动文物更为合理。因此对于其性质的界定还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本文认为，按照我国目前文物管理工作的通行标准和实际情况，应将其归于不可移动文物，这类文物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物保护理念的转变，已经成为当前文物工作者要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

一、考古遗迹的保护展示是考古和博物馆陈列工作的必然趋势

为深入探讨这一问题，首先要从当前的考古发掘和博物馆展览工作谈起。

从考古发掘看，在新时代新形势下，考古工作被赋予新的使命，考古发掘在探索地域文明、阐释中华文明进程的同时，还承担着“保护文化遗产、服务社会发展”这一更深层次的任务，也是建设小康社会、满足人们精神生活要求的需要。牢固树立保护意识成为国家文物局和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对考古工作的基本要求，在这种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越来越多的文物遗存得以保存。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建设还在大规模进行，各级考古机构每年都要开展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但是最终被纳入保护范围的文化遗产是有限的，与激增的考古发掘项目相比，保护工作相对滞后。实际情况是，每年通过考古发掘得以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占当年考古发掘文物总量的比例很低，也就是说，更多的不可移动文物在考古工作完成以后就彻底消失了。因此，考古工作者在完成考古工作、抢救大量可移动文物的同时，面对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比如房址、墓葬、窖藏、窑址、水井、路面、地层剖面等，也会想方设法将其保存下来。这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另外一种方式，也是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的需要。所以，近些年“文物搬家”成为各考古机构的常规动作，得以保存下来的各类遗迹也越来越多。

从博物馆展览工作看，自2008年免费开放以来，中国的博物馆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全国博物馆一年举办的陈列展览数量已超过2.9万起[3]。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对于博物馆展览的理解能力、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不断提升，原有的单纯说教式的文物展或国宝展已经不能适应需求。观众不仅需要观赏美轮美奂的古代文物，了解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还需要探求文物背后的故事：文物出自哪里，什么人使用，当时社会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精神追求是什么，生产技术如何？等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博物馆展览工作者不断提升展览理念，创新展陈手段，不仅注重传统的“以物见物”“以物证史”，而且还要更多地强调“透物见人”“透物见社会”。展览理念的变化直接带来了展览内容和展示形式的变化，展览内容的概念开始扩大，在注重文物展品的同时，如何展示文物出土时的考古遗迹单位和原始环境、出土时文物之间的组合关系等同样重要。展览工作者开始将目光更多投向考古发掘的遗迹，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各类考古遗迹作为展品进入各级博物馆，成为博物馆陈列展览中的“常客”，有些甚至成为“明星”。南京博物院“江苏古代文明”展将江苏邳州山头墓地的一座东汉时期砖石混合结构画像石墓搬入展厅；成都博物馆将从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揭取的一段宋代砖铺路面，以套箱的形式镶嵌于展厅内作展示；江苏淮安市博物馆将淮安运河村战国墓分体搬迁至展厅内复原陈列；徐州博物馆“古彭千秋——徐州历史基本陈列”将徐州卫遗址一座出土有大量铁盔等兵器的明代房址整体搬迁到展厅进行整体展示[4]；徐州睢宁县博物馆将睢宁龙头山考古发现的明代“金先”彩绘砖雕墓整体搬迁至新馆展出[5]。刚刚开放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也充分运用考古遗迹，特别是从河南开封汴河州桥遗址揭取的汴河河道地层剖面，展示体量长25.7、高8米，被誉为“镇馆之宝”[6]。

由上可知，诸如此类重要的考古遗迹，考古发掘和展览工作都被予以充分关注、研究，有关成果也在实际工作中付诸实施：考古发掘将其作为学术研究的实物资料，注重的是有效保护和满足进一步学术研究的需要，强调遗迹的完整性、唯一性，突出其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博物馆展览将其作为展品之一，注重的是其在整个展览体系和诠释地域文明方面发挥的作用，强调展览内容和展示效果。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在博物馆展览中恰当运用考古遗迹，既能满足观众的观展需求，也是考古发掘成果保护展示利用的有效拓展，都能实现各自的社会价值，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

二、考古遗迹的显著特点和发挥的作用

这类特殊的文物指的是离开不可移动文物本体，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将其搬迁并保存下来的考古遗迹。它具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1.特殊性

考古遗迹可能是一间木骨泥墙的土筑房址，可能是一座砖或石砌的墓室，可能是一个烧制陶器的窑址，可能是古人踩踏形成的一条道路，也可能是一处反映遗址堆积形成过程的文化层断面，由考古工作者通过技术手段将其搬迁保护。如果从文物存在的形态上讲，这些被迁移的考古遗迹已经离开其所处的不可移动文物环境，应该将其归属于可移动文物范畴。但与馆藏可移动文物相比，这类文物具有其特殊性：首先是体量和重量都很大，轻者数百斤，重者几吨甚至上百吨，它需要较大的存放空间，一般不会进入博物馆文物库房，如果不是出于进一步开展研究、保护修复或展览的需要，一般不会轻易移动，更不会随便拆除搬迁的包装材料；其次，在当前各级博物馆和考古机构文物藏品的统计账目上，尚没有对这类文物进行登记，刚结束不久的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也没有对这类文物予以特别说明，往往仍将其看作不可移动文物的衍生品。

2.典型性

考古工作在田野发掘阶段主要是揭露并研究古遗址、墓群等不可移动文物的文化面貌、文化内涵和各类遗迹现象，强调发掘资料信息的科学性和完整性。需要搬迁保存的考古遗迹通常保存较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能够反映某一遗址或墓群的主要特征内涵，有些需要进一步开展室内实验室考古工作，对于探索地域文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3.原真性

考古遗迹是考古工作者按照科学的方法经过分析研究和细致入微的清理发掘之后呈现出来的，保留着古代人们生产、生活的大量信息，是文物埋藏和出土时原生环境的直接反映。它是考古发掘的第一手资料，具有田野考古发掘的现场感和历史的厚重感、沧桑感。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这类特殊的文物在为考古研究提供实物资料的同时也在博物馆的展览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是其在诠释地域文明中的特殊作用。考古遗迹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使其具有较强的普遍价值，可以弥补博物馆展览体系的缺环，是诠释地域文明不可替代的重要物证。其次，通常情况下博物馆展览往往以物说史或以文说史，即为传统的文物展，而关于文物的出土环境、背景信息和相关知识，往往是通过照片、文字等展板资料或视频对其解读。然而，这些方式对于展示比较抽象、枯燥、专业的内容则显得力不从心，从考古现场“请”来的遗迹则可发挥作用，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使其变得通俗易懂。再次，长期以来考古工作在公众眼中具有神秘感，他们了解的考古信息源于电视和书籍、网络，但毕竟来源有限而且多经过加工，不够真实、科学。考古遗迹的原真性使得其具有较强的现场感和视觉冲击力，能够真实地展示文物发现和出土时的状态，观众可以在展览中更深入地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也能够体会考古探索的乐趣。

三、考古遗迹的展示应用

经过搬迁的考古遗迹在博物馆陈列展示的方法多种多样。复原陈列因其生动、形象、直观地解读展览，能够调节展览节奏，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而成为博物馆经常应用的一种陈列方法。“博物馆的复原陈列有两种类型，一是以物为主的复原陈列；一是以场景或人为主的复原陈列。前者由于本身就是真实的文物或有详尽的考古资料为基础，比较容易接近‘真实’，而后者虽有历史的记载或实地考证，但却需要设计创作者进行更大程度上的再创作，真实把握的难度就更大一些。”[7]近些年来，以物为主的复原陈列逐渐引起重视，以搬迁保存的考古遗迹为主的复原陈列成为各地博物馆展览采用的主要手段和亮点所在。因此，深入研究和探讨搬迁保存考古遗迹的不同类别、搬迁方法以及在博物馆陈列中的具体应用实践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019年4月完成提升改造并对外开放的徐州博物馆基本陈列充分发挥了考古遗迹在诠释地域文明、提升展陈效果方面的作用，共有七处搬迁保存的考古遗迹得以复原展示[8]。包括从邳州梁王城遗址整体搬迁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从贾汪庙台子遗址分体搬迁的西周时期房屋居住址，采用地层剥离技术从市区苏宁广场古遗址揭取搬迁的西汉时期城墙地层剖面，从回龙窝明代城墙遗址揭取搬迁的明代地层剖面，从市区皇城大厦工地徐州卫遗址整体搬迁的兵器库，从市区皇城大厦工地整体搬迁的西汉王莽时期钱币窖藏，从市区铁刹山工地分体搬迁的西汉时期石椁墓等。由于每类考古遗迹的典型性和特殊性，搬迁方法和具体陈列方式各有不同，本文对此分类讨论如下。

1.分体搬迁陈列的考古遗迹

分体搬迁是指将一个完整的考古遗迹按其组成部分、构成单元搬迁，或根据实际情况对遗迹切割后再搬迁的方法。这种方法灵活多变，能够充分照顾搬迁工程量、存放场地、展览空间及后续科学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是目前各地最为常用的一种搬迁方法。成都博物馆的宋代砖铺路面、淮安市博物馆的运河村战国墓、徐州博物馆的贾汪庙台子西周房址等均采用了分体搬迁然后复原陈列的方法。

贾汪庙台子遗址是徐州地区典型的商周时期台形遗址[9]，2017年考古发现一组西周中晚期的联排式房屋建筑基址，为全国同时期遗址中仅见。这组房屋基址共有五间，南北长约13.2、残宽2.8～3.2、墙体残高0.2～0.5米，有清楚的房屋布局，明确的木骨泥墙墙体结构，清晰的墙体墙面、居住面及门道，保存尚好的房址内文物遗存（图一）。

图一//庙台子遗址西周房址发掘全景（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2018年徐州博物馆正在筹备展厅提升改造工程，笔者作为贾汪庙台子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同时也是展厅提升改造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很快将西周房址的搬迁保护展示摆到了议程上，并着手解决三方面问题：（1）与策展人、展览内容设计负责人沟通并进行现场考察，将展陈内容融入展览体系。经过充分论证，将庙台子遗址西周房址置于“古彭千秋——徐州历史基本陈列”的“彭晖徐曜”单元，既能形象展示3000年前古人的生活场景，又能很好地解决因单元文物数量不足、分量不够而导致的支撑度不够的问题。（2）召集考古、文保、展览、工程等领域专家，讨论分体搬迁西周房址进入展厅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依据考古专家的意见对房址编号并确定科学合理的分体切割方案；依据文保专家的意见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分体搬迁方案，充分考虑考古遗迹从田野到展厅、从室外到室内所有环节的保护、搬运、存放、二次打开拼接等问题；依据展览专家的意见确定展品在展线的位置、展陈空间的利用等问题；依据工程专家的意见确定展品进入展厅的运输路线、楼层荷载等问题。（3）召开策展人、展览形式设计人、展览公司、考古专家、文保专家会议，就西周房址的复原陈列方法和效果进行论证。充分理解和运用搬迁的西周房址、相关的文物展品、背景展板资料三者之间的关系，还原西周房址原来所处的自然地貌和地理环境，以油画作为展览背景，营造展览氛围。这个阶段的文保工作尤显重要，重点要解决分体搬迁后文物的二次打开、拼接、局部修复问题，特别是土遗址在对公众开放期间所面临的文物保护压力，需要对遗址本体进行适度的修复加固。同时，策展人和形式设计方还要站在公众角度，利用展板、说明牌、多媒体等对展览空间及展陈内容进行解读（图二）。

图二//庙台子遗址西周房址复原陈列场景（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2.整体搬迁陈列的考古遗迹

整体搬迁是相对于分体搬迁而言，是指将一个考古遗迹整体打包然后搬迁的方法，这种方法因能很好地保存考古遗迹的完整性、原真性而备受推崇。但由于整体搬迁的考古遗迹通常体量较大，在展览时会受到一定限制，所以往往在新建博物馆或者改扩建博物馆展览中广泛运用，如南京博物院在2013年二期改扩建工程后将整体搬迁的邳州山头东汉画像石墓复原陈列于“江苏古代文明”展厅，徐州博物馆在2013年“四位一体”改扩建后将整体搬迁的徐州卫遗址明代兵器库陈列于“金戈铁马”展厅，2018年睢宁博物馆新馆建成后将整体搬迁的龙头山明代砖雕墓陈列于“金石永固”展厅，2021年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成后将整体搬迁的无锡宜兴凤凰村宋代窑址陈列于展厅。下面以徐州博物馆整体搬迁的徐州卫兵器库为例介绍。

徐州卫遗址位于徐州市中心大同街是2004—2005年考古发现的一处砖石结构的大型建筑基址，保存较好、布局清楚，共清理房址二十余间，根据出土碑碣记载知该处为明代徐州卫卫镇抚司公署[10]。由于现场已经不具备原址保护的条件，徐州博物馆决定整体搬迁其中一间保存较好的房址，这间房址长6.5、宽3.4米，砖砌墙体保存最高处有1.5米，房内存放大量铁胄、铁铳等兵器（图三），初步测算总重量超过60吨。

图三//徐州卫遗址兵器库发掘全景

徐州卫兵器库从整体搬迁，到在博物馆展出，时隔八年之久，由于间隔时间较长、人员变动等问题，需要组织策展团队进行专门研究并考虑更多的因素：首先，策展人和展览设计单位没有现场直观感受，展览设计过程中可能存在盲区；其次，整体搬迁的原始记录，包括考古信息、搬迁具体方法、耗材信息、搬迁前文物本体保护的原始档案等都是评估展览展出效果和文物保存状况的关键要素，需要进行仔细研究；再次，文物搬迁后的存放地点和环境同样十分重要。徐州博物馆展厅改扩建工程时充分考虑了承重荷载和展厅流线等问题，在土建工程封顶前提前将整体搬迁的兵器库遗址移放到指定位置，在陈列布展阶段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图四），但还是出现了展陈空间不足、背景资料不够、文物本体保护不到位的情况，留下了少许遗憾。

图四//徐州卫遗址兵器库复原陈列场景（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3.地层剥离剖面陈列的考古遗迹

地层是考古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重要遗迹，是田野考古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典型地层剖面能够直观反映遗址的堆积特点和文化内涵。长期以来，在博物馆展览中通常使用土壤颜料或GRC复合材料仿制地层堆积剖面，但因难以准确反映地层堆积特点，加之色彩比较生硬，展示效果往往不佳。近些年，采用地层剥离剂（即高分子树脂）揭取地层剖面的技术和方法逐渐成熟，开始在博物馆展览中应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将揭取的长达近30米的汴河河道地层剖面成功拼接进行展示，将这一技术运用到新的高度。

徐州博物馆通史陈列中两处展示揭取的地层剖面虽然规模较小，但也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其一，与上述两种方法搬迁的考古遗迹不同，揭取的地层剖面重量不大，通常不需要考虑楼层荷载、运输路线等问题。但地层剖面展示像一巨幅画作一样，策展人、展览形式设计师和展览公司需要前期论证，设计预留足够的展厅空间、流畅的观展流线。其二，要重点做好地层揭取和拼接复原等文物保护工作，需要考古和文保人员充分沟通，揭取前对地层剖面进行完整的信息采集和科学编号，揭取中尽量保持揭取剖面完整均匀，揭取后要及时修复处理。分多段揭取的地层剖面在后期拼接时难度较大，需要特别注意编号、定位、地层土样和典型遗物的留存等工作。其三，地层剖面像一本无字天书，蕴含信息量丰富，陈列展示中做好展品解读工作尤为重要，地层年代标识、考古发掘资料、典型遗物、数字化信息等都是解读展品的重要内容。

4.两点认识

考古遗迹作为特殊的不可移动文物，极大地扩展了博物馆展品的品类，在博物馆陈列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纵观目前国内博物馆在考古遗迹方面的陈列应用情况，结合徐州博物馆的工作实践，笔者形成如下基本认识。

第一，应进一步发挥考古遗迹在诠释地域文明、形象解读展览方面的独特作用。博物馆领导者、展览策展人和展览大纲编写人要有这种视野和眼光，关注和收藏能够反映地域文明的重要考古遗迹，在博物馆展览这一特定语境中，不但要将精品文物和文物组合展示，还要将文物出土的原生环境融入展陈体系。

第二，通过各种手段搬迁获取的考古遗迹来源于田野，最终在博物馆中陈列展示，往往会受到博物馆建筑结构、展厅空间、展览流线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会受到时间久远、人事变动等因素影响。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博物馆馆长、策展人、展览设计师、考古专家、文保专家、建筑工程师以及展览公司等多方面协调配合，各司其职，才能最终呈现给观众一场考古与博物馆陈列完美结合的展览。

四、结语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考古热”“博物馆热”已经成为常态，必将推动考古发掘和博物馆展览工作理念、实践的不断进步。搬迁保存的考古遗迹是一类特殊的不可移动文物，正在迅速引起学界的重视并广泛应用于博物馆展览中。

考古挖掘与博物馆展览互为“兄弟”，二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考古发掘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地域文明、复原古代社会，它不断丰富、补充甚至重新发现区域文明，与此同时，考古发掘的学术成果和实物资料是推动各地博物馆建设、展览提升改陈的重要内生动力。因此，国家文物局在2019年《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考古管理的意见》中指出：“各考古资质单位应积极参与博物馆展陈工作，主动为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专业意见和学术支撑。”考古遗迹的搬迁保存既是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为博物馆展览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材料，对博物馆陈列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反之，博物馆展览是展示地域文明的重要窗口，是考古工作实现社会价值、为社会公众服务的重要载体。搬迁保存的考古遗迹在博物馆展览中广泛应用一方面为展览增光添彩，为公众提供更好的观展体验；另一方面也对考古发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推动考古理念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