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社会跨界治理的机制构建与动力支持

□陈永贵 张 扬 曹胜亮

一、引言

2014 年11 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对我国原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了调整，其中城区常住人口500 万人以上1000 万人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 万人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各大城市“抢人大战”的持续升级，全国人口持续向大型城市流动集中。经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突袭大考，我国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在内的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经受住了全面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新路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城市治理是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环节，应加大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重大公共服务设施与平台的布局建设。根据住建部2020 年12 月发布的《2019 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我国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已经增加至16 座，其中超大城市有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天津6 座城市，特大城市有武汉、成都、东莞、南京、杭州、郑州、西安、沈阳、济南、青岛10 座城市，特大城市中的东莞、武汉常住人口也即将突破千万大关。城市阵容扩张、人口快速增长以及行政区域边界持续外延等现象，催生了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集群，带来了城市社会跨界治理的全新挑战，其城市结构也呈现出复杂巨系统的鲜明特征。超大城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前沿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