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统照《山雨》的民俗事象研究

2021-10-29 07:50张哲望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1年10期

摘 要: 王统照的长篇小说《山雨》真实地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山东农村,展现了传统农民的民俗心理与多样的民俗事象,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同时民俗又与现实相结合,为作家表现农村现实与农民苦难所服务。本文试图将《山雨》中的民俗事象与作家创作意图结合,发掘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王统照 《山雨》 民俗心理 民俗事象

长篇小说《山雨》出版于1933年,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北方农村生活的长篇力作,小说以王统照的出生地——山东相州镇——为人物活动的主要环境,展现了山东农村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民俗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它早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并稳固了自身的主体部分,同时又流传和扩散于民间,因而具有传承性和集体性。通过对《山雨》中的民俗事象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北方农民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和精神信仰,同时民俗本身也蕴含着传统文化观念和社会历史发展对其的影响,蕴含了人民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结合《山雨》的创作目的,即王统照试图表现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情势之中,可以发现王统照在《山雨》中并非单纯地展示某一民俗的原始形态或有意识地表现多样的民俗事象,而是在真诚地描绘北方农村甚至全中国农村的状况,展现生于斯耕于斯的农民在动乱环境下的生存困境以及心理、观念层面的转变,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爱国精神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对《山雨》中的民俗事象做一研究,通过阐释文本中不同形态的民俗事象,进而推断其蕴含的价值意义。

一、“安土重迁”“眷恋往昔”的民俗心理

《山雨》作为农村题材小说,它借农村环境的封闭性以及农民生产方式的固定性反映出农民传统的心理,即“安土重迁”“眷恋往昔”的民俗心理。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自古就“以农为本”。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文化固定了农民的生产方式,加上传统的儒家文化促使农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顺从,这便导致中国农民在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形成了苛安、保守的性格心理。而齐鲁地区虽然从历史发展上看同时具有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但由于农耕文化在中国传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齐鲁地区几千年来也形成了以农耕文明为中心的文化观念,这一地域的农民也自然地形成了安于现状、眷恋过往的心理。

小说中的陈家村是一个闭塞、落后的村庄,闭塞的生活环境导致农民必须依靠土地为生,这种恒久不变的生活方式使农民都具有“安土的惯性与回念以往的心情”,而“他们这样与一切不太亲密也不太疏远的意识,是从久远的过去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他们不轻易沉闷,不轻易狂欢。在平板不变的生活中,种地,收粮,养家,生子,十年,百年,几百年地过去,练成了他们的固定而较少变化的心情。”a老一代农民奚二叔视土地如命,他终日埋头、流汗于自己的土地中,只为守好祖传的土地,他曾为买过人家的几亩地而骄傲,认为自己上能对得起祖宗,下能做后世的模范。就在他沉浸其中,并打算为孙子娶媳妇,憧憬着抱重孙时,以儿子奚大有买菜闯祸为开始的苦难便接踵而来。这位依恋土地的农民为了偿还债务忍痛将土地低价卖出,因难以承受这种打击而患病,最后糊涂地离开人世。《山雨》在展现农民传统心理的同时,也将那一时代中的多种势力,如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官僚买办、地主豪绅、土匪等,对农民生活的压迫进行强调,进而表现小农经济的破产和农民贫困、饥荒现象的加重。陈宜斋作为一庄之主,他既体现了农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服从,又具有安土的惯性与眷恋往昔的心理。他奉承命运观念,处处忍耐、服从,因此成为上层统治阶级搜刮农民血汗的驯服工具,同时他还试图将这种观念施加于年轻一代农民身上。当他为奚大有的出走送行时,感叹多年不变的农村要发生大变化了,进而流下眼泪,这又体现出他保守、怀旧的心理。小说结尾陈庄长的死则意味着秉承传统道德与安土观念的老一代農民在动荡的时代中难以安身立命,这是王统照对农民传统的性格心理的思考,同时作家也在带有这种传统个性的年轻人中表现了农民心理的转变,并通过新一代农民的自觉预示北方农村形势将发生巨大变化。

王统照在《山雨》中既展现了新一代农民身上的传统民俗心理,同时也借这一代农民的心理转变突出农民这一群体的觉醒与反抗,呈现出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北方农村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之中。主人公奚大有本是一个“最安分,最本等,只知赤背流汗干庄稼活的农夫,向来没有重大的忧虑,也没有强烈的欢喜”。但是在经历了因卖菜而引发的大兵捆绑勒索、家里卖地赎人、父亲抑郁而死这一系列事件后,他的固有观念开始动摇。在祈雨会前夜,他意识到土地难以支撑未来的生活,于是开始寻找新的生活出路,并向压抑自身的势力反抗,如祈雨会上与土匪火拼、带头逃离兵差等。当他从T城返回家乡后,以新的眼光审视着破败的陈家庄,他意识到了这片土地早已千疮百孔,他的安土观念与怀旧情结也终于破碎。小说结尾安排奚大有为陈庄长送葬则意味着他对过去的偶像——陈庄长,或者传统农民的告别,同时也是他与旧世界的决裂。在年轻一代农民中,宋大傻对自身及周围农民生活处境的清醒认识是最早产生的,因此他改变自身处境的态度与行动也更加积极。在小说第一章展现的地窖对话中,宋大傻就谈及了村里的生活已逐渐窘迫,也发现了导致生活窘迫的原因,于是他为寻求生存萌生了一种对现实处境的反抗情绪,最终加入了反动军队。徐利以另一种方式体现了农民的自觉与反抗,他有年轻人的气盛,虽然不满于农民艰苦的生活现状,但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出卖力气。然而地方官僚的压榨、败兵的洗劫、土匪的抢掠等种种现实粉碎了他原有的打算,他开始有所觉悟。他发现像奚大有这样的中农为了过活一直安分守己,却还是要受上层统治阶级的鞭挞与呵斥,最终不得不卖掉自家的土地才得以苟活,那自己这样的贫雇农不是更加无路可走?于是他不再忍耐、认命,面对败兵对村庄的洗劫,他知道“非另打算不行”,决定来个“瓮走瓢飞”,最终以放火烧毁乡绅吴连长的宅院这一方式作为自身的反抗。

王统照在《山雨》中刻画农民的传统心理时,并非站在精英的启蒙立场,持理性批判意识对农民的安土重迁观念加以否定,而是客观地展现北方农村的崩溃与农民的自觉。其中原因既有王统照自幼以来对农民的亲近与关注,又包含作家在1931年东北之行中对东三省人民苦难生活的深刻感触。1931年3月,王统照应友人之邀,离开青岛,来到四平街东北第一交通中学任教,于同年夏初返回青岛。在此期间,王统照为详细地调查东三省的社会状况而游历了北方多地,“见过不少的各样的人物,听过些令人难于想象的事情”b,并将自身的所见所闻付诸文字,创作出了散文集《北国之春》。《北国之春》在内容上强调“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直接反映东三省人民苦难生活以及风土人情”c。可以说1931年的东北之行使王统照对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亿万同胞,尤其是农民,感到担忧与同情,这也为他创作《山雨》提供了思想基础。因此,《山雨》对农民心理的表现不仅在于展示民俗文化,其深刻目的是为控诉帝国主义对我国经济、政治的入侵和国内封建势力、反动军阀的罪恶,并且真实再现了底层农民的苦难。

二、带有北方乡村特色的民俗事象

《山雨》作为一部描写北方农村现实的作品,除了对北方农民的传统心理有所展现之外,也融入了众多具有北方乡村特色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以多种形态存在于作品之中,真切地反映了山东农民的生活,为小说增添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但其并不局限于一般地反映现实的地方与人事,而是要求反映出特定时代的农村生活的本质来。《文心雕龙·时序》 中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文学作品反映的内容应追随时代的变革,体现出特殊时代中、特殊地域内的社会现实。“作为一定社会区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风情民俗,因为也是该区域中社会存在的反映,所以对一定的文学艺术不可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d下文主要以地窖和祈雨会为例,分析其带有的民俗色彩与色彩背后的现实意义。

(一)地窖

地窖本是北方农民为储存不耐冬季天气的粮物而建造的,多是在秋冬之际掘地成穴,在保证防水、防潮和通风的基础上搭棚而成。小说中对地窖的描写有一个由外到内的过程,先是展现出地窖的天门,即穴口,天门在地上只有三尺高,需弯着身子进入,随后展现了“不满一丈长八尺宽的地下室中却有十几个农人在内工作,闲谈”。小说中,本是储存粮物的地窖展现出了更多的功用,它成了“公共的俱乐部”,以供在冬季农闲期的农民进行谈话、睡觉和打牌,这便又具有了居所的性质。

地窖在小说中除了作为一种民俗建筑为作品增添地方色彩外,还作为陈家庄村民对话的空间。通过村民在地窖中的对话交谈,小说展现了当时正处于剧烈变革的中国社会,同时也将生活在这一变革社会中的底层农民所遭受的诸多苦难呈现出来。村民在地窖中的谈话在小说中共出现两次,第一次谈话发生在第一章,第二次是由于败军洗劫,无处安身的几十个村民辗转到地窖展开交谈。第一次地窖中的谈话主要在庄长陈宜斋,富裕中农奚二叔和贫雇农宋大儍、萧达子等村民之间展开,众人探讨着世道变化的原因,感叹手头因为预征粮税、物价飞涨、匪灾、出夫等事件而变得不富裕了。虽然在这次交谈中,陈家庄的村民只是感叹世道不古,但这次交谈也间接指出了当时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统治阶级的严酷压榨、地方军阀混战等因素对农民的深深迫害,并使陈家庄笼罩着一层不安的氛围,预示着农民的生活将逐渐背离以往的稳定状态而步入艰难之中。作家在第一次地窖谈话中还展现了乡间的一种手工业品——秫秸篾席,而作家的目的除了介绍它的制作过程与用途外,也借此揭示了帝国主义入侵后,在经济上对农民手工业的破坏。第二次谈话则发生在第十八章。携家眷的败军路过陈家庄,抢占了村民的住所、家具和粮食。因此,有家不能归的村民们在地窖中展开谈话。这次谈话一方面展示了村民们对造成自身生存困境的诸多因素如兵灾、匪患、苛税的抱怨与痛恨,表现出北方农村崩溃的现状,另一方面通过奚大有的心理活动和徐利的一席愤言为农民反抗埋下铺垫。由此看来,地窖在作为北方物质民俗被展现的同时,也是小说中的一个叙事空间,它为叙述者展现北方农民的生存苦难服务。

(二)祈雨会

祈雨会是对民間的信仰、禁忌的体现,它蕴含着农民对龙的信仰。靠天吃饭的农民迷信于龙王能够行云布雨、消灾降福的传说,因此面对灾害,他们便通过祈雨会、诵经、扎纸龙取水等方式求助上天的灵力。小说对祈雨仪式的流程是这样展现的:“没到八点,一应的陈设供品以及洒扫屋子等都已停当,从各村来祈雨的人众也陆续到了。照例是先行铺坛,念经,这时独有骄傲的道士在神像前挺身立着指挥一切……红木案前的方砖地与石阶下的鹅卵石地上直跪着七八行的祈求者。一条彩纸糊成的瘦龙放在东廊下面,一大盆清水在龙的旁边。院子中的香炉从四个小砖窗口放散出很浓厚的香烟。”

祈雨会除了作为精神民俗展现民间文化外,也是小说叙事中的一个事件,它作为结果,上承农民遭受旱灾,同时又是延续村民们在龙王庙与土匪交火的起因,这三个事件串联组成一个情节,而这一情节的主题又指向了农民生活的苦难,进而揭示了旱灾、匪患等现象背后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都加剧了农村的崩溃。祈雨会还为刻画奚大有的心理性格而服务,进而突出这一人物的内心矛盾。奚大有在祈雨会前夜经历内心的挣扎后,决定脱离土地去谋生,但固有的安土观念与怀旧心理依然留存在奚大有身上,导致他无法对旧有的生活做出完全的否定,这也是他心理转变的曲折所在。当他与土匪火拼受伤后,看到有下雨的迹象,又对旧的生活抱有希望,此时,“土匪呢,子弹的威力呢,兵大爷的对待呢,他又忘了!”因此,在祈雨会这一事件中,可以观察到老一代农民的安土重迁心理与新一代农民的觉醒反抗心理之间的矛盾,这在奚大有这一典型人物身上生动地呈现出来。

三、结语

总而言之,《山雨》作为一部反映北方农村破败与农民自觉的作品,它以具有地方色彩的民俗文化为引线,将其与北方农村的现实相连接,进而呈现出农村的种种破败景象及原因。王统照并非像20世纪20年代乡土作家一样从文化批判视角出发,借助民俗事象表现农民的愚昧、迷信,将农村的破败与农民的麻木落后联系起来,而是基于对北方农村的真实感触,从社会批判视角展现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与剥削、反动军阀的混战等历史、现实因素对农村的破坏以及对农民生活的压迫。同时作家也在一系列的民俗事象中刻画出农民的心理,并着重表现出新一代农民的觉醒与反抗,借此反映在毁灭边缘奄奄一息的北方农村与农民即将被革命之火点燃的情势,体现出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而《山雨》正是由于其思想主题的深刻以及对历史的真实写照,得以在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被经典化。

a 王统照:《王统照文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71页。(本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王统照:《北国之春·自序》,见《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王统照研究资料》,冯光廉、刘增人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c 姚素英:《王统照在四平街》,《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d 王献忠:《论民俗学的文学功用》,《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王立鹏.王统照的文学道路[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

[2] 冯光廉,刘增人.《山雨》研究商兑[J].山东师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3).

[3] 陈继会.心理的嬗变与社会的动势——《山雨》和三十年代农村小说的反思[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4).

[4] 司书景.论民俗文化对王统照小说创作的影响[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作 者: 张哲望,吉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