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金融业开展革命斗争实践的历史考察

何继良 吴琼

[摘  要]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不仅是革命的熔炉，也是红色金融的战场。金融系统的革命斗争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红色金融在上海开端、金融业党组织在上海创建、党的统战和隐蔽战线在上海的金融业战斗，呈现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上海红色金融史，彰显了红色金融工作者的革命精神，阐释了伟大建党精神。

[关键词]红色金融;革命斗争;上海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5-0044-06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金融系统逐步建立起了严密的组织机构，努力把金融业职工团结在党的周围，开展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对革命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党对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的领导

20世纪初，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上海的工人阶级队伍逐渐壮大。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上海的工人数量达51.8万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上海的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雄厚的社会力量。为争取生存的机会，工人开始了斗争。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人运动中去，宣传劳工神圣，指导工人运动，1920年推进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1921年至1922年，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陆续建立了7个工人组织：上海烟草工人会（后更名英美烟草工会）、上海纺织工会浦东分会（浦东纺织工会）、上海邮务友谊会、上海海员工会、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机器工人俱乐部等。金银业位列其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率先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域之一。

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银楼、金号业务发展迅速，金银业工人从事的是加工制造金银饰品的传统手工业，从业工人有2000余人。工人受雇主盤剥，待遇差，不仅经济地位低下，政治上也没有任何权利。为改变工人的弱势地位，在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帮助下，1922年9月16日，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金银业出现的首个工会性质的组织。俱乐部成立当天，有1600多人参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及上海的党团组织代表邵力子、高尚德（即高君宇）、俞秀松等人出席并发表了演说。大会主席张人亚指出，俱乐部是一个联络同业工友的机关，“是保存工人生命的机关”，希望上海金银业的工人团结在俱乐部周围，“努力做去”，“要扫除一切使我们不幸的事件，提高将来的生活”。

1922年10月，在俱乐部成立后不久，张人亚等人就发动了一场行业大罢工，向雇主提出承认工人俱乐部、增加薪资、减少学徒年限等要求。俱乐部曾在《民国日报》上向全上海市民发出工人罢工的心声，指出工人们长期生活困苦，普通工人工钱都在四五元，均为10年前的旧规，工人们主要是靠9小时正式工作时间以外的8小时夜工才得以生存，罢工乃是万不得已之举。罢工期间，淞沪警察厅曾以私设“秘密机关”的罪名，将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取缔。但在张人亚等人的努力下，俱乐部更名为上海金银工人互助会继续开展活动。此次罢工有2000余人参加，前后持续了28天之久，最终令资本家做出让步，同意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也得到了一定改善。这次工人运动在上海甚至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反响，得到了南京、苏州、无锡、广东、汉口、扬州、杭州、绍兴等地工人的支援，纷纷来函来电表示愿意给予援助，令全国工人群众看到了团结和斗争的力量，提高了阶级觉悟。

张人亚是上海金银业工人的杰出代表，他“在小学校里读过五年书，十六岁到银楼作坊里做学徒”。1922年4月，身为上海凤祥银楼工人的张人亚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感悟“中国工界里的黑暗，是人们所晓得的”，积极参与组织金银业俱乐部，领导了金银业工人大罢工。1922年11月，张人亚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工人党员，并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发动和领导了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为我党早期工运的杰出领导者。

1925年，上海总工会（简称“上总”）在五卅反帝斗争的风暴中诞生。上总隶属上海区委领导，成立后立即号召各行各业工人群众尽快组织工会，齐心协力反对帝国主义，其中就包括金银业工会。截至当年7月28日，金银业工会会员已有341人。

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的掀起和工会组织的成立，为上海金融业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二、党在上海金融战线的组织建设

党的一大之后，拓展党的组织是当时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1921年底，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简称“上海地委”）成立，首要任务就是进行组织建设。到1925年上半年，上海地区已建立26个支部，党员297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上海金融业职员的进步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金融业的党组织。据记载，1925年上半年，中共上海地委下属党组织中，已有“金银业支部”，支部成员13人，梁茂康为负责人，其他成员有：庄向初、王正鸿、曹昌镛、傅义堂、洪永庆、王体芳、肇元、黄宝棠、刘少奇、杨之华、张琴秋、杨寅寿。1925年10月1日的《上海区委组织系统表》显示，南市部委下，有金银业、雕花、民校、洗衣这4个支部，人数共78人。是年12月，王体芳任金银业支部书记。1926年，闸北部委下属的22个支部中，出现了银行支部，书记先后由楼建南（原名楼适夷）、应修人等人担任。

进入大革命时期，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上海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党的各级组织遭受了沉重打击，大批共产党员、工人领袖和群众被捕、被杀害。上海金融业党组织中，一部分党员转入地下工作，继续坚持斗争。

抗战爆发后，上海金融业党组织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党组织不断扩大，1938年7月，原银行支部扩建为银钱业总支委员会;1939年3月，银钱业总支又扩建为金融工作委员会（简称“金委”）。党组织广泛团结群众到党的周围来，以巩固和扩大党的队伍，使革命力量从小到大，不断壮大。到抗战胜利时，上海金融系统共有中共党员50多人，基本保存和发展了党的力量。在解放战争中，至1949年2月，“金委”系统下已发展有1个“银联”党团、1个行局总支和14个支部。为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和任务，各个基层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开展保护行产的斗争，并收集调查资料，为迎接解放做准备。

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金委”做了一系列工作。一是在发展党员时，注意贯彻群众路线。根据金融业职工和各行庄、保险公司等实际情况，首先在参加爱国民主政治活动和文娱、体育、学术、福利等日常活动的青年职员中发现积极分子，培养他们成为发展入党的对象;同时，注意从中年职工和工友积极分子中，发现和培养发展党的对象。二是在组织形式上，建立两个不同任务的组织：负责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的行政领导和中上层统战工作的党团（即党组），负责班、会群众工作的支部，两者互相配合进行工作。三是对党员加强各种方面的教育：有革命形势教育，以坚定革命信心;有党性教育，使职员们懂得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有反腐教育，帮助他们注意抵制资产阶级的发财思想和享乐思想的侵袭;有保密和气节教育，例如在任何情况下，党员未经批准不得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党内不允许发生横向的组织关系，党的秘密会议不允许书面记录，党员不得探听与自己工作无直接关系的党内机密，同时，要保持共产党人的伟大气节，决不可当可耻的叛徒;有纪律教育，向党员强调必须服从组织调动。

三、党在上海金融战线的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上海金融业党组织针对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和要求，广泛团结起银行业、保险业等金融进步人士和职工的凝聚力，形成了有效的统战工作方式。

（一）组织覆盖广泛。在20多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上海金融业党组织先后建立了一批群众性联谊团体，通过公开的活动形式团结进步分子，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扩大党组织的影响。“银联”原本是一个隶属救国会的银钱业大队，1936年10月，中共将其改造为一个独立的联谊会组织，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开展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反应。起初，“银联”的会员中不仅有银行业职员，还有保险业、钱兑业的职员。党组织考虑到保险公司与各行各业联系广泛、钱兑业单位小而分散的行业特点，在参照“银联”的基础上，1938年7月，单独建立了上海市保險业业余联谊会（简称“保联”）;1939年5月，成立了上海市钱兑业同人联谊会（简称“钱联”）。抗战胜利后，为配合金融业职工争取改善待遇的要求，党组织又把分散在各行局的职工组织在一起，于1946年3月推动建立了上海市四行二局员工联谊会（简称“六联”）。

（二）活动内容丰富。“银联”“保联”“钱联”“六联”等群众性组织的创建，符合了当时金融业职工的需要。政治上，在民族危机存亡时刻，大家都有爱国、救国的热情;在职业上，他们要求上进，希望提高业务知识和能力;在业余生活上，他们也要求有正当的活动需求。“银联”“保联”“钱联”等组织，从联络感情、交换学识、改善业余生活着手，以剧团、球队、讲习班等形式开展联谊活动，出版《银钱报》《银钱界》《保联》月刊等报纸刊物，团结教育广大会员和职工。例如，《保联》月刊不仅报道“保联”的会务活动，也刊载保险学术和实务方面的文章，在抗战期间宣传发展民族保险事业的政策，在抵制日商保险公司的业务往来上，起到了一定影响。

（三）团结阶层多维。解放前，金融业号称“百业之首”，总体来说，上海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职工的生活待遇在各业职工中较高，工友的待遇一般也可以维持温饱，职员多数出身比较富裕的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接触上层社会的机会多，这些都是争取统战的有利条件。党组织抓住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的这些特点，用普通员工和高管都可接受的方式结成统一战线。通过润物无声的统战工作，上海滩金融业开明的中上层人士参与到“银联”“保联”“钱联”活动中，并担任组织的顾问、理事、监事等，给予支持。例如，“银联”在筹备征求会员时，就争取到了四行储蓄会总会协理兼交通银行常务董事钱新之、中国垦业银行总经理秦润卿等人担任名誉理事、顾问等职务，帮助开辟活动阵地。1938年9月，为纪念被敌机袭击遇难的上海金融界知名人士徐新六、胡笔江，“银联”赶印了《银钱界》特辑，金融界和社会著名人士纷纷为特辑写文章或致挽词，这一行动为进一步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打下了基础。而在“保联”的活动中，设有富有特色的学术活动，不仅有中下层职员踊跃参加，也获得了上层人士的赞同，因为当时保险业的资本家、企业家甚至广大职工都有发展民族保险事业的强烈愿望。

（四）反抗斗争多发。为凝聚群众力量，党组织号召金融业群众捍卫自身权益，将群众的反抗斗争转化为自觉行动。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金融业党组织抓住国民党滥发法币和金圆券引发的恶性通胀形势，向银行当局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在国民党制造的“二九惨案”后，在群众中进行筹募捐款，慰问遇难者家属;以“太平轮事件”为契机，发起“反逃跑、反迁移”斗争。在上海的四行二局，群众组织“六联”涵盖的金融机构中，多数都设有中共党支部。“六联”把国家行局职工和工友组织在一起，为维护职工利益、改善待遇开展斗争。这在党领导的金融业职工运动中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突破。“六联”好比插在国民党金融心脏的一把尖刀，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中发挥了作用。

四、上海金融战线成为支持党的

革命斗争的有效阵地

在艰苦的革命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金融战线建立了隐秘的工作载体，这些金融机构、贸易商行不仅充当着秘密的情报和交通角色，也为根据地建设和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为党开展各项革命活动积累经费。

（一）强化秘密战线。党中央直接领导和指挥上海的金融斗争，开辟了一条重要的秘密战线。1937年初，中共中央委派毛泽民等人前往上海，将一笔共产国际的捐款由美钞兑换成当时通用的法币，想办法运送到西安，换购部队急需的军用物资，再转运到各地。毛泽民化名“周彬”，开设了一家纸行，伪装成大老板出入交易所进行兑钞。为了避开敌人搜查，他将兑换好的钞票交给钱之光、任楚轩和自己的夫人钱希均，分批藏在皮箱夹层或底部，从敌占区运送到大后方，变成了射向敌人的枪炮子弹。

1943年，中共党员龚饮冰受周恩来指示与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在重庆开办建业银行，一方面扶持民族工商业，另一方面是为了掩护党的财务、交通和情报工作。1945年底，为了进一步深入国统区，龚饮冰在党组织指示下，决定将柳州分行迁沪，改为上海分行。次年，建业银行上海分行在天津路201号开业。龚饮冰在分行安排了一些党员，并紧密团结进步同事。在银行的掩护下，他和夫人王一知还肩负着上海3个秘密电台与延安通讯的任务，为推进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二）构建通汇战线。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上海金融业党组织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打通根据地和上海之间的联系，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创造积极的条件。在上海创建的广大华行，是党隐蔽较深的秘密机构之一。作为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广大华行直接受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在卢绪章、杨延修等人的经营下，1933年广大华行主要从事西药和医疗器械的邮购业务，后生意越做越大，国内业务从上海拓展到昆明、重庆等西南大后方，海外业务拓展到美国的华尔街。随着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几位创始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大华行逐步成为党的秘密经济机构。一方面，广大华行利用其业务线路，维持着从上海到香港、海防（越南）、昆明、重庆、西安、兰州等地，一直通到新疆，过境到苏联的秘密交通线。广大华行曾设法打通国民党水陆空运输和有关关卡的关系，先后掩护刘长胜往返于沦陷区和大后方、马纯古在昆明和重庆等地活动。另一方面，广大华行通过扩大黄金、美钞买卖，拓展沦陷区与大后方之间的汇兑业务，为党的经费补给和战争物资保障作出了卓越貢献。1946年下半年，时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的刘少文曾在广大华行提取50根金条，买下南京中山路的一栋楼房，后来又提取1亿元法币作为南方局的经费。1949年初，广大华行又按中央指示支援越南劳动党100万美元，开创了中共隐蔽战线的经济奇迹。

（三）相互依存支撑。党所创建和联系的红色金融机构，既包括党办企业，也有私营企业;运营主体不仅包括银行、钱庄，还有贸易机构，这些商业化机构，更具有隐蔽战线的特点。各个企业通过各自的经营，为党组织筹谋或管理经费。它们之间既独立存在，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1947年春在上海开张的鼎元钱庄由爱国民主人士许振东担任总经理，而许振东除了这一身份，也是同庆钱庄的董事之一，并联同徐雪寒在上海开办了懋兴土产出口商行、建华贸易行、联丰花纱布公司、合众进出口营业公司等企业。许振东利用鼎元钱庄的资金作调度，支持其手中的其他企业正常运营，以便于为解放区采购军需物资。

广大华行和建业银行，看似两个不相干的金融贸易机构，实则也是往来多年的党办组织。建业银行总经理龚饮冰家住上海花园路，他的夫人王一知以家属身份为党工作，刘晓、刘长胜以及广大华行的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吴雪之等人时常到访龚饮冰家，共商革命事宜。广大华行与建业银行互通市场情报，对建业银行开展业务帮助很大，而建业银行也在资金周转上尽量帮助广大华行。

五、上海金融战线革命斗争的特点与精神

上海金融系统革命斗争历史波澜壮阔，贡献突出，特色明显。第一，金融业是党最早领导工人运动的领域之一。从工会组织成立的时间、工人运动的规模、社会影响来看，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金融业规模虽然不大，但在经济、政治上有着重要地位，因此，把金融界广大职工组织起来，对于整个上海职工运动意义重要。第二，金融业是最早成立党组织的领域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金融系统党组织沿革是以1938年7月成立银钱业总支委员会作为起始。经过梳理，现有史料披露，上海第一个银行支部成立于1925年，把这个时间段往前推了10多年。第三，党在金融战线摸索出了有效的统战方式。“银联”“保联”和“六联”，都是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当时上海党组织负责人张承宗曾指出：“‘银联的成立，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这是当时时代的需要，也是上海银钱业群众的创造。在抗战初期，这件事曾得到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表扬，作为广泛组织职员群众的新经验予以推广。”

上海的金融战线上涌现了一批红色金融的挖井人、开拓者，如金银业工人运动先驱张人亚、上海最早的银行支部书记楼适夷、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红色管家”熊瑾玎、解放前上海金融工委首任书记张承宗、两根金条创业的“特科商人”秦邦礼、中共隐蔽战线的红色资本家卢绪章、为党掌管钱袋的红色特工杨延修、身披袈裟的红色银行家龚饮冰、中共隐蔽战线的经济奇杰徐雪寒、革命中走出的红色经济学家邓克生、为党披肝沥胆的民族资本家许振东、勇闯龙潭虎穴的中共超级女特工朱枫、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金融烈士黄竞武……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展现出了崇高品德和精神风范。

（一）坚守信仰，对党忠诚。革命年代，金融战线的党员及积极分子凭着信仰、信念和忠诚，始终不渝地追随党的脚步，从未改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张人亚冒险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第一部党章等一批重要文件、书刊从上海秘密转移到宁波老家。这批秘藏20余年的珍贵文献，成为建党时期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见证。在一封手写的《家庭状况和个人历史》中，张人亚表达了他入党的初心：“我虽是带小资产阶级性的手工业工人，可是我的境遇，已够使我忠于无产阶级……所以我加入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事。”鼎元钱庄总经理许振东曾提出入党请求，但党组织认为“以钱庄经理身份留在上海，为中共做些工作，并掩护秘密党员，要比去根据地更为有利”。于是许振东听从安排潜伏在上海，为党运营“秘密金库”，维护着从高邮、扬州、镇江、上海等地到解放区的“地下通汇线”。通过票据交换、汇兑，到上海解放前，钱庄向党组织上缴了900两黄金。尽管许振东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一生对党忠诚，竭力为党工作。

（二）勇于担当，敢于斗争。金融战线上的革命者，不仅需要有良好的金融职业素养，而且当党组织需要他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必须具有非凡的勇气、杰出的能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我党优秀的女特工朱枫，1938年被捕入狱，在日本宪兵队残酷拷问下，她对党的秘密守口如瓶，被营救出狱后又冒险悄悄潜入被查封的商行，把仅有的一些存款和支票本、账册偷偷取出，为陆续获释的同志提供转移时需要的路费。在联丰棉布号和鼎元钱庄，她以公开身份主管财务，通过合理运营，增值牟利，提供情报，掩护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她奉命秘密前往台湾工作，出生入死40多天，顺利将重要情报交到中共华东局情报部交通员手中。1950年不幸遭敌人追捕，最终在台北英勇就义。

（三）严以律己，谦逊廉洁。在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金融战线上的共产党人面临的不仅是外部残酷的环境，更要战胜纸醉金迷的金融环境带来的诱惑。广大华行的卢绪章、杨延修等人一边“与魔鬼打交道”，一边为党打掩护。他们是国民党高层座上客，是潜伏最深的红色资本家，守护着党的钱袋子。虽身处灯红酒绿、“与豺狼共舞”的工作环境，却始终两袖清风。在广大华行结束使命时，卢绪章、杨延修等人还将个人的股份、红利全部上缴党组织。

龚饮冰为党理财20余年，时而是西装革履的“资本家”，时而身披袈裟建立秘密电台。他苦心经营着建业银行，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管理党的经费，为党“疏通”各种关系。他一生与金钱打交道，在去世前却交代：“所有的东西都要交给组织。”他们用实际行动树立起一座座精神丰碑。

作者单位：上海市政协文史委、东方网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