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疚恨与疚爱：论东西的长篇新作《回响》

东西是一位善于书写痛苦和负疚的小说家。从早期的中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痛苦比赛》《我们的父亲》等到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他探索人类情感中的羡慕、仇恨、后悔以及尊严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最引人瞩目的作家之一。

论题中的“疚爱”，来自东西最新长篇小说《回响》最后一章的标题，而“疚恨”一词则受启发于小说特有的对位法以及第三章徐山川的一句话：“爱到深处是假恨，恨到深处是真爱。”疚爱和疚恨，不只关乎爱情，也关乎亲情、友情，还可以是对理想、对故乡甚至对祖国的感情。中国现当代作家对于农业文明和传统文化常抱有一种“既爱又恨”的情结，怎样区分其中的爱与恨？或者可以在鲁迅作品的“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中，把爱对应于归来，把恨对应为离去。这爱和恨，当然包含了内疚和悔恨的成分，因为不得不离开或永远回不去。譬如鲁迅的《伤逝》就是一部经典的疚爱小说，整部作品都以涓生悔恨的手记完成，但主旨却是让爱归来，表面上他哭的是子君的死去，其实是在痛哭自己的疚爱;而《故乡》则是典型的疚恨作品，主人公虽然极爱故乡，最终却选择了拒绝和离去，船尾回望，内心是满满的愧疚。郁达夫《沉沦》所写的，也是疚爱，虽客死异乡，然心系祖国。它的滑稽在于居然希望祖国来承担个人性生活的失败，而其深刻亦在于这种无力承担自我甚至推卸责任的莫大的疚愧。由此观之，东西的《回响》，似乎是其《后悔录》的姊妹篇，我姑且称之为“疚愧录”。

在《回响》的后记中，东西说为了克服对于写作犹疑徘徊的心理（甚至怀疑写作的意义），他重读了四部经典名著，一方面是吸取这些作品的创作经验，另一方面是通过阅读它们树立信心。在我看来，东西对于四大名著的重新阅读，确实让他找到了直面疚爱与疚恨的理由和信念。爱恨情仇，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水浒传》是快意恩仇，《三国演义》是兄弟情义与家国大志，《红楼梦》是情色皆空，《西游记》是抗争与归顺，而四大名著以及大部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包括诗词）的内在理念，其实也可以从“疚”的角度去思考。先贤们在反叛与报效、归隐与仕进、复仇与原宥、狂逸与淑贤的两极间游走，留下疚恨或疚爱的篇章。

评论家张柱林曾深入分析《回响》的对位法结构特点①，我很认同。探案与探情，是这部小说并行发展的两条线索。奇数章的串珠式写法像是庄严肃穆的快板，虽然柳暗花明、云遮雾绕，却将探案写得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成熟流畅的叙述让人觉得作家似乎不是初次涉足推理领域，而俨然是驾驭侦探小说的高手。偶数章的探情则颇有些“缠绕叙事”的迟疑和滞涩，像忧郁而略带戏谑的慢板，这并不是因为作家第一次涉足心理缺乏经验的缘故（他的《后悔录》和《篡改的命》已充分展现了这方面的才能），而是探情的过程同时也是寻找自我的过程，个人的成长、感情的成熟并不像生理年龄那样一目了然和顺理成章，即使有再多的事实证据（人生经历）也无法证明。正如小说结尾时慕达夫所说的“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音乐创作中的对位法强调不同旋律之间的呼应、支持等相互作用。《回响》不仅两条线索相互应答、支撑和推动，而且第一主题“疚恨”和第二主题“疚爱”在情节（可以理解为旋律）的发展中不断交集、变奏，使作品愈加坚实和丰富，既表现了人性的黑暗，也强力地呼唤信任与爱的尊严。

疚恨之一：远去的孩子。在《回响》所有的人物之中，最坚决的背叛者是夏冰清和徐山川。“离去”产生疚恨，尤其是刻意的、处心积虑的离去，这种疚恨愈发强烈。为人子女，对于养育自己的父母的感情应该是爱，包括总觉得自己爱得不够的疚爱，如果演变为恨，肯定是含着深深内疚的疚恨。从夏冰清对父母说得最重的一句话“我没离家出走是还想做你们的女儿”可以看出，她后来决定“出走”是背着内疚的。为了摆脱父母对自己的人生的“规划”，她故意隐瞒、欺骗他们说自己在北京工作，并一直假装自己真的不在同一座城市，这意味着她必须同时欺骗所有认识她的人，欺骗整个朋友圈。正如东西所说，一旦撒谎就需要无数的谎言来圆第一个谎，这需要多大的脑力和毅力，需要多大的疚恨！她采取同城生活而又避而不见的方式和态度来对待父母、老师、同学和朋友，意味着这些人对她来说并不重要，同时也意味着她疚愧的内心的孤独。大致说来，自愿陷入孤独的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心特别强大的人，譬如哲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如尼采、卡夫卡、鲁迅、凡高等，他们的旷世才华使他们在自己的时代找不到对话者;另一类是生活中的失败者，他们对荣辱成败特别敏感且情不自禁地事事都喜欢与别人攀比，越攀比越受伤，最后只好退回到自己的伤口里自我疗愈。夏冰清当然属于后一类，因为不愿意接受别人冷眼和嘲笑，她强迫自己与过去的世界隔绝，并以在北京工作的幌子，在父母和朋友那里挣得一份虚荣。好的小说并不仅仅是讲述故事，而是思考和探究故事背后所隐藏的大面积的东西（哲学命题、社会问题等）。作家东西在《回响》中深刻地反思了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甚至伤害，由此也质疑了成年人的感情和婚姻问题。第一章写夏冰清反对父母为自己所规划的人生愤而离家出走，第五章写吴文超的亲生父母因为亲子鉴定事件离婚后他对父母的仇恨，第七章写刘青父母对他啃老的鄙夷在他内心留下的伤害，第四章写冉咚咚父母对她的娇惯与溺爱，第六章写慕达夫故意违逆父母的人生指引而偏要找警察冉咚咚结婚，奇数章和偶数章相互呼应，展现和批评了中国式家庭教育的种种弊端对孩子的伤害。看到孩子人生道路的逆向或偏航，甚至因为自己的行为而造成孩子心理扭曲或变态，父母内心对孩子的情感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疚爱，而变为深重的疚恨。东西在小说开篇先是通过“大坑案”去认尸时夏冰清父母的惊愕提出了问题，而后通过因再婚造成事实上抛弃（前婚）孩子的吴文超母亲黄秋莹的哀号“妈对不起你”，喊出了中国式母亲的疚恨。

疚恨之二：“家”与信任。与规划人生相呼应，《回响》第三章吴文超为夏冰清策划结婚，第五章吴文超的父母规划婚姻与孩子，第七章吴文超为刘青策划爱情成为故事的主线，可视为小说第一主题“疚恨”的延展和变奏。小说中除了慕达夫和冉咚咚夫妻，出场最多的是身高一米五八的吴文超。不同于普通离异家庭的孩子，作为规划婚姻的“不争气”的后代，吴文超先天地带有一种罪感，自卑自闭，疑似患有社交恐惧症。他的父亲吴东红以为“超遠三分”配一万三千个英语词汇量的大脑会合成出优质孩子（吴东红是县里的篮球名将，身高一米八○，他的母亲黄秋莹是县中学的英语老师，身高一米七○），不料吴文超出生时又瘦又小，小学毕业时才一米三○。因此他怀疑吴文超不是自己亲生的而偷偷去省城做亲子鉴定，黄秋莹发现亲子鉴定书后不能接受吴东红的怀疑，两人离婚并很快分别再婚，各自再生的儿女基因预测身高分别为一米八○和一米七三。父母离婚时吴文超在上初三，正是懂事的年龄，他父母并不避讳他知道他们为什么吵架和离婚。从被嫌弃到遭遗弃，一个孩子先是背负自己长不高的责任，再承受“家”的破碎。对于孩子而言，没有了家，父母就不再是一个共同体。东西准确地写出了无辜的离异孩子双份的疚恨：“除了自卑，吴文超又添了对父母的两份仇恨，先是恨他爸，后来恨他妈。”吴文超的涉案，当然会让曾经嫌弃他而各自炫耀再婚成果的吴东红和黄秋莹疚恨难当。相比于夏冰清的离家，吴文超早早就处于无家状态，上大学后他从不回县城也从不给父母打电话，因为他的父母已成为别人的现任夫/妻和父/母。夏冰清是有家不回，吴文超是无家可回。而家庭分崩离析的原因，在于“信任”的崩塌。无独有偶，贝贞的丈夫洪安格因为怀疑自己被戴绿帽子而与她离婚，冉咚咚因为怀疑丈夫出轨而离婚。冉咚咚一直在问 “我爱他吗？”“怎么知道他还爱不爱我？”主要的原因正是丧失了夫妻间的信任。“家”的破碎，离散的家庭成员（丈夫、妻子、孩子）彼此间总会产生的疚恨，并且各自背负着这份疚恨继续生活。不仅仅婚姻、爱情需要信任，友谊亦然。小说写吴文超为夏冰清策划结婚和为刘青策划爱情，用毫无感情的“策划”二字，一方面当然是对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功利观念（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算计利益）加以讽刺和批判，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对婚姻、爱情、友谊等充满人类情感的亲密关系的背叛，都会产生疚恨。夫妻、情人的离去，终究给人“当初为什么不多些珍惜”的不能弥补的疚恨。而朋友相互间的辜负和背叛，同样会产生类似的疚恨。吴文超与夏冰清已成为朋友（其中的钦慕止于他的自卑），他为夏冰清所策划的婚姻和爱情，间接导致她的遇害;刘青与吴文超是大学同学，他在落实策划的过程中不仅隐瞒了实情，还骗取了吴文超的钱，最后惹出命案也使吴文超受到牵连。吴文超、刘青必将背负着各自的疚恨度过余下的大半生。如果说吴文超和刘青对自己的行为还感到忏悔，意味着在他们身上，疚恨终能变为疚爱。

与上述几个家庭形成对比的是虚伪和冷漠的富豪徐山川、沈小迎夫妇。对他们而言，“家”就是一件摆设或幌子，“家”之所以还在，是因为有别的规划（守住财产）和算计（墙外开花生子），夫妻间相互欺骗，毫无信任。他们嘴上说互不干涉各自的私生活，其实是为自己的背叛贴金。徐山川在妻子面前从不隐瞒自己养情人，他守妻子防妻子，养情人防情人;而妻子沈小迎则背着他偷奸生子，情人们所盘算的也不是他的感情而是他的金钱。徐山川花两百万雇人设法让夏冰清不再干扰自己（却骗警察说想与沈小迎离婚而与夏冰清结婚），足见他杀害夏冰清的心意已决;沈小迎手里捏着徐山川的犯罪证据与自己的健身教练偷奸生子，任由徐山川不断寻花问柳（她能做到置身事外是因为自己已然实施了报复）。他们彼此间根本无所谓爱和恨，更谈不上疚爱和疚恨。东西通过这对夫妻以及相关人物的丑行，揭露了掩藏在生活表象之下的人性的阴暗和恐怖。

疚爱之一：自恋。就夫妻或情侣双方而言，大多数情况下两人对对方的爱并不总是对等的。其中一方会爱另一方更多一些，对方虽坦然接受、珍惜这一份爱，但心中难免因为自己付出的爱更少而产生疚愧。我们常认为后者更加自恋甚至以自我为中心，是“为我”，而前者是“为他”。《回响》多次写到情人、夫妻之间谁更爱谁的问题，徐山川认为夏冰清对他的爱胜过他爱她，曾晓玲说徐海涛更爱自己一些，卜之兰与刘青之间是刘青更爱卜之兰，而冉咚咚则感觉慕达夫更迁就她。弗洛伊德曾在《论自恋：导论》（1914年）一文中讨论了自恋的起源、本质、形式和作用等，约瑟夫·洛斯奈对其“自恋欲”的解说显然更贴近《回响》的叙述。约瑟夫·洛斯奈认为，所有的孩童都是自恋欲者，他们从自己身上寻求满足，“孩子把自己当作生活世界的中心，他乐于接受这个世界里的人给予他的爱，却不能以自己的爱回报”，而许多人把这种“自恋”的特殊时期延续到成人生活上，它成为我们通常视为任性、自傲的人的特征，这样的人会以为他自己的个性、行动和本质是最重要的，某些人的自恋欲表现到了极点，他们竟发现自己实在无法去爱别人，“每个人都多少有点自恋欲。它刺激我们使我们显得更吸引人，在运动和学习上胜过别人，比方说去买比邻家更好的车。它会表现在选择大学学院（找那些最好的家庭子女去的学院，或具有最优秀的橄榄球队的学校），选择理发师（能做出最喜欢的发型），或者甚至表现在配偶的选择上（所有镇上男人都会转过头来瞧瞧的女人）”②。自卑而又渴望获得他人认可的吴文超，曾两次谈到别人开的是什么价位的车子。而冉咚咚则是典型的自恋型人格，她自幼在父母的嬌惯中长大，一直以为自己就是生活世界的中心。小时候不管她的父母正在干什么，只要她手里的玩具枪一响，她的父母立即假装倒地，结婚生子后她说要离婚，告诉父母只不过是知会一声，她妈妈居然像一个同病相怜的同盟（“妈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离”“明明知道没感情还凑合一辈子”）那样支持她，而即使慕达夫挽留，她也不会改变主意。她不怎么顾家，只专心于自己的破案，是想在事业上胜过别人。小说第八章冉咚咚对于大学高年级男生郑志多的白日梦，尤其能体现她的自恋。这个完全是她主观臆想出来的人物，不但帅气、富有，而且体贴、浪漫，“她饿了他就做她的食物，她困了他就做她的枕头，她相思了他就做她的解药”。一切都以自己为中心，郑志多对她的讨好，虽然被她认为就像徐山川讨好夏冰清那样，用的是同一个套路，既庸俗又媚俗，但她的身心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愉悦，包括虚荣心的满足：臆想中的郑志多在她大学宿舍楼下的草坪上以点燃的蜡烛拼心形图案并用无人飞机送戒指向她求婚，站在长廊上看热闹的同学们齐声唱起《I Swear》，简直就是约瑟夫·洛斯奈所说的“所有镇上男人都会转过头来瞧瞧的女人”的翻版。这表明她其实还需要慕达夫做得更多，包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她更大的安慰，但她对慕达夫的付出却比他给她的要少得多。东西在采访中说冉咚咚是爱情的理想主义者，而慕达夫是一个理想的好男人，“他的知识很专业，他在处理感情纠纷时处理得很好，他看透了人性，是非常通达的人，知道怎么爱，也受得了委屈，有包容的胸怀”③。但在小说结尾前插入冉咚咚这一节假想中的初恋，表明虽然慕达夫已经做得很好，但仍不能满足冉咚咚对于爱情的需要——其实是不能满足她的自恋欲。评论家张燕玲认为冉咚咚是东西成功塑造的一个新的深刻的人物形象，其复杂的女性多面向，同样也呈现在其他女性身上;并指出作家对女性人物的刻画“多少还是有些大男子主义”④。自恋欲，当然也是《回响》中女性人物性格的“多面向”之一。

疚爱之二：“别恋”。夫妻、情人的移情别恋，因为违背了婚姻和爱情的盟约或承诺而导致“我不再爱你了很对不起”的疚爱。《回响》写了好几种“别恋”，徐山川除了夏冰清，还有好几个情人，属于滥情或滥交;沈小迎出于报复心理，移情自己的健身教练;吴文超的亲生父母为了证明自己的优秀基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夫妻间信任的丧失）而重组家庭。以上四人可以说是真正完成了移情别恋，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别恋，似乎都可以加上引号。卜之兰暗恋已有家室的大学教授未果，移情刘青，她虽说是因为生气找了个替代品，但她与大学教授之间并没有她想要的爱，反而因为自己的背叛伤害了刘青，出于内疚和弥补的心理而加倍地爱刘青。女作者贝贞一厢情愿地以为慕达夫喜欢自己而离开自己的丈夫洪安格，终因慕达夫的拒绝而未能完成移情别恋。冉咚咚因为有一个暗恋自己的邵天伟而与慕达夫离婚，但邵天伟的一吻却忽然唤起了她对慕达夫深深的疚爱，使她在情感上获得成长。除了男女之间的移情别恋，小说中一再涉及父母离异/别恋对孩子的伤害这一问题。先是通过活生生的吴文超的例子实写父母离异对孩子的伤害，再虚写（预想）慕达夫和冉咚咚离婚将给十岁的唤雨带来损害。父母或可以“没有爱”或对方“有外遇”为理由移情别恋，但无辜的孩子却很难将对亲生父母的真情实感转移到陌生人身上，这种被弃感或会导致孩子对于人类亲属关系乃至一切关系的虚无和绝望，走到信任的反面，产生疚恨。另外，即使是正常的家庭，家庭教育如果不能让孩子得到成功甚至达到父母心目中的成就（父母在事业上的念想或“别恋”），父母和孩子之间也会产生疚恨或疚爱。东西在接受采访中说：“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在小说中也形成了对比。年轻人的心灵的扭曲和教育方式有很大关系。慕达夫的父母、夏冰清的父母、刘青的父母、吴文超的父母都希望孩子重复父辈的生活，或接近父辈的生活。如果说中国的父母有宗教的话，那孩子就是他们的宗教。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包括把自己想得到而又没能得到的人生也放到孩子的肩头。”⑤这段话当然是谴责中国父母的“子承父业”“儿子出息父母荣光”等观念和骨子里的“比拼”意识（自己与同龄人比拼之后再接着比拼孩子，以获得心理的满足），但贯穿小说始终的，则是对于孩子自主选择的尊重和对其心灵健康成长的深切关爱。

《回响》的结尾，东西写到了男女间、父子间、朋友间以及陌生人之间的疚爱：“她（冉咚咚）没想到由内疚产生的‘疚爱会这么强大，就像吴文超的父母因内疚而想安排他逃跑，卜之兰因内疚而重新联系刘青，刘青因内疚而投案自首，易春阳因内疚而想要给夏冰清的父母磕头。”无疑，疚爱和疚恨，是人性对于过去的不可或缺的情感反应，是个我自省的结果，是自我面对良心的拷问所产生的“诚”“善”的一面。在外国文学经典里，没有疚爱，就没有托尔斯泰的《复活》，没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没有疚恨，就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没有卡夫卡的《判决》……

东西不仅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探讨人类的忏悔和内疚的作家，也是一个敢于挑战自己的作家。《回响》不仅尝试写新题材、新内容（侦探和心理），而且探索新形式（对位法），双线交织，层层推进。《回响》与《后悔录》的不同之处，首先是人物不再把客观上不是由自己造成的错误全部承担下来而独自后悔，每个人都在同时承受自己和他人的选择，以及不同选择繁复交会而导致的愧疚，这是“回响”的主要寓意。其次，小说独特的对位法结构使“真相”和“可能”相互穿插和对话，也形成了回响。探案的奇数章是真相的勘破，探情的偶数章则充斥着诸多的可能性。阿格尼斯·赫勒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寻求最大的可能性;在思辨思维中我们寻求真理”，因为“我们的日常思维和日常行为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其直接后果使得“我们在日常生活水平上所做的一切都以可能性为基础”⑥。探案虽然惊心动魄，峰回路转，但真相只有一个;而探情（“我们之间还有爱吗”）的过程则复杂得多。奇数章写冉咚咚在事业上获得上级和同事的肯定和欣赏，与偶数章日常生活的平庸琐碎和爱的无法确定形成对照。除了借鉴音乐创作的对位法结构，东西还运用了对比复调和模仿复调的手法，通过不同夫妻、不同家庭之间的故事，写出了“确定”和“可能”的种种回响。

[文末补充一点，虽然2018年3月网络上已出现“疚爱”（百度的解释是：也许是他觉得他不够爱你，你付出的太多，让他感觉你很爱他，而他还不够关心你）一词，但东西是第一次在汉语书面语言中正式使用“疚爱”并充分拓展和丰富了这一词语的内涵。这与鲁迅自创“妒羡”一词而后网络语言出现“羡慕嫉妒恨”一样，是汉语书面语言与网络语言（因得到大众的接受已变为日常生活中的词汇或词组）相互影响和创发的又一个例证。]

注释：

①张柱林：《〈回响〉的对位法》，《南方文坛》2021年第4期。

②[美] 约瑟夫·洛斯奈：《精神分析入门——150个问题的解说和质疑》，郑泰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第41-42页。

③⑤舒晋瑜：《越内疚，越爱——作家东西谈小说新作〈回响〉》，《中华读书报》2021年7月28日。

④张燕玲：《人生的光影与人性的回响——评〈回响〉》，《文艺报》2021年4月2日。

⑥[匈]阿格尼斯·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重庆出版社，1990，第180、54、178页。

【陈祖君，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李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