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转型:后真相时代的建设性新闻

2021-11-02 03:04刘敏
新闻研究导刊 2021年17期

摘要:后真相时代,新闻宣传工作面临诸多挑战,建设性新闻作为一项解决方案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本文对现有文献和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建设性新闻能够弥合后真相带来的信息撕裂症状,推动传统媒体的升级与转型发展,提升社会治理与舆情应对的能力,进而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建设性新闻;意识形态领导权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7-0097-03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课题“‘后真相’与建设性新闻研究”成果,项目编号:重课字2020第(014)号

伴随互联网技术迭代,新媒体崛起,实现了传播渠道的裂变式分配。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型平台在低门槛、高互动、海量资讯、自由联网等优势的助推下,实现了用户量指数级增长。CNNIC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总数达10.11亿,手机网民达10.07亿[1]。网民数量的持续上涨,直接影响新闻媒体的传播方式,因为“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2]。

一、与后真相相关的研究

新媒体的蓬勃发展让学界开始关注和探析新媒体技术变革和技术思维。研究发现,新媒体并非完美无缺,仍旧存在许多问题。2016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大选前备受关注的希拉里落选,此前不被看好的特朗普凭借选举人票数赢得大选。这让各界人士大呼惊奇,提出了一个具有迷惑性的词汇“后真相(post-truth)”,用来解释眼前无法解释的信息乱象。同年年底,牛津词典将“后真相”选为年度词汇,意指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3]。

(一)后真相与公共舆论,情绪与偏见正取代理性与共识

后真相兴起后,有学者指出,这是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在新闻和舆论领域的延伸,这里的“后(post)”既是一种超越,也是一种破坏,是对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抗。当学者们透过后真相视角观察世界时,内心会陷入迷茫与恐慌,民众不再相信主流媒体发出的信息,不再认可知识分子的“意见领袖”身份,对自身已有价值态度的固执正摧毁工业社会创造的一切。庞金友强调,“‘后真相’政治强调价值先于事实、真相让位于情感的秩序逻辑,在催生传统政治传播格局解体和新兴社交媒体生态成熟的同时,也加速了精英群体的溃退和‘后政治心理’的初具雏形,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理性坍塌、信任异化、道德相对主义泛滥和‘第三种现实’滋生等政治危机”[4]。

(二)治理范式下的后真相,承认情感宣泄对社会的补偿

“后真相+”时代看似是一个时髦中透着新意的组合,但却渗透着精英人士的不安情绪。这些人虽然并不认可后真相造就的社会现实,但还是需要寻找共存之道。在当代主流政治框架下,彻底消灭后真相思维,无异于当代乌托邦。因此,有学者从不完善可进化的视角出发,赋予后真相一定的合理性。他们认为,网民群体的壮大和社交媒体的崛起,让民众掌握了自行言说的权利,在现实结构无法骤然改变的情况下,让其将负面情绪宣泄出来,有益于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为可能的改革提供充分的空间准备。李彪认为,后真相已经到来,并重塑了旧的舆论场,眼下需要转换已有的网络治理方式,尊重网民的情绪和表达,通过价值共识的追寻,找回失落的舆论秩序[5]。

(三)后真相撞上当代新闻业,究竟是好是坏

后真相一词的底色,包含着民众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这股强烈的不信任情绪直接影响民众对事实的态度。为了反抗主流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激进的民众直接放弃拥抱事实,企图打造自己的媒体平台,通过信息加工和制造假新闻等方式维护自身的政治立场。李炜、蒋晓丽对此的解释是,读者对新闻报道的态度转变,背后是“符合事實”和“社群认知”的较量,也就是新闻媒体坚持追求事实呈现与屈服于民众既有的认知之间的较量。他们的答案是,继续新闻专业模式,以更好、更高的要求将两者结合起来[6]。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学界围绕后真相的分析还有许多。总体而言,有一个思路需要重点论述,那就是对后真相的批判。后真相虽然带着“真相(truth)”,但一些学者并不认可这个判断,他们认为后真相是某些学者的过度想象,不符合现有的媒体格局和舆论特点。比如,刘建明认为,后真相被创造出来,是一种话语规避策略,用来掩饰西方知识分子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事实,是对主流民意的一种不承认[7]。

透过社交媒体乱象纷呈的现状以及主流媒体被污名化的事实,一些学者开始找寻巩固主流媒体话语权的方案,期望重建新闻事业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如变革新闻事业的工作方式,加强事实检查,以更积极的态度从事报道,带着更公益的目的开展工作,减少社会负面新闻的传递等。简言之,也就是以一种更具建设意义的模式革新既有的新闻事业,即建设性新闻。

二、有关建设性新闻的探讨

目前,学界对建设性新闻的研究虽不多,但密度很高。自2019年初至2021年6月,围绕建设性新闻接连举办了几场学术研讨会,获得了一些明星学者的强力推荐。笔者对现有成果梳理后,发现几大特点:第一,建设性新闻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承接。寻找两者的共同点,帮助新闻从业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建设性新闻改革的理念和方案。陈成认为,建设性新闻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相通的,要挖掘马克思新闻观特质,并将其融入建设性新闻实践中[8]。第二,建设性新闻是全球正在兴起的一种报道方式。它是基于真善美的道德立场,呈现社会生活中温暖的一面,但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验。殷乐认为,当前中国建设性新闻的发展与其他国家建设性新闻的关系是并振与共行[9]。第三,建设性新闻关键在于寻找可靠的在地化举措。常江认为,发展建设性新闻需要以介入性取代客观性[10]。第四,建设性新闻兴起的初衷是为了弥合公共领域的裂口。它想将社会各界凝合在一起,帮助国家实现和谐文明,推动国家治理有序。史安斌、王沛楠指出,多国无意识同步推进建设性新闻,源于一种跨域时空的价值共识,这为走出新闻事业新道路提供了更多可能[11]。

总之,学界有关后真相和建设性新闻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积累,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无论是后真相还是建设性新闻,都须进行新的调整。

三、挑战与转型:后真相时代下的建设性新闻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民众对信息的需求极大,媒体一度扮演“救生圈”的角色,帮助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协调防控信息,但在此期间也传播了不少负面报道,给地方政府和民众的防控活动造成影响。比如,传播不实的医疗信息、报道虚假的求助新闻、传递错误的防控理念等。对此,民众如何看待,媒体该如何改善?建设性新闻提供了一些应对思路。

(一)解决后真相带来的信息撕裂症状

后真相时代的典型症状之一为信息撕裂,即通过预设立场的信息传播,加剧受众群体内部的对立与冲突。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口罩与疫苗的话题上,舆论场就多次发生激烈的博弈与较量,社交媒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部分民众借助社交媒体持续发布口罩无用与疫苗无效的错误信息,甚至得到了不少民众的支持,人为设置疫情防控的障碍。新闻媒体践行建设性新闻理念,是解决这一乱象的手段之一。

后真相时代,一些信息传播者对立场的强调超过事实、对情绪的重视盖过理性、对共识的包容让位偏见,导致信息传播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现象。建设性新闻通过强调事实、尊重差异、追求进步,能够化解后真相造成的信息撕裂症状。以近期的“与病毒长期共存”这一话题为例,社会各界对此广泛关注并参与其中,有民众支持开放共存,也有民众支持动态清零,还有民众选择中立路线。在报道过程中,新闻媒体通过采访不同观点的专家,呈现出较为完整的防疫图谱,加速了防疫共识的凝聚。

信息撕裂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还包括毒化部分民众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近年来,伴随女性权益维护运动的兴起,有关女性话题的讨论日益增多,暴露出不少过去积累的两性不平等问题,进而提升了当代女性的维权意识。但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极端化的苗头,如通过仇恨作为“他者”的男性来强化女性身份认同的表达。这一现象的解决离不开建设性新闻的参与,充分证明话语之间的较量只有立足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持久的战斗力。

(二)推动主流媒体的转型与升级步伐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互联网行业的兴起,主流媒体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主流媒体要对内维护好意识形态安全;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要完成这两项目标,主流媒体必须转型与升级,提高自身的战斗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12]运用好建设性新闻理论,能够帮助新闻宣传队伍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后真相时代,假新闻跑得比真新闻还要快,传播的范围还要广,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也更大。在这样的局势下,做好建设性新闻更加难能可贵,但其符合真实、立体、全面的核心要求,并且建设性新闻理论称得上是推动中国媒体升级的指导理论。

建设性新闻之所以能够推动主流媒体转型与升级,不仅在于其强调传播正能量,还在于建设性。与单纯报道好人好事不同的是,建设性新闻实践挖掘对社会具有建设作用的事,不仅富含德性的感召,还具有促进现实发展的想象。换言之,建设性新闻指导的新闻实践,不仅要告诉读者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通过报道这件事来促进社会工作的改善。

(三)提升舆情应对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进入后真相时代,网络信息类型纷繁复杂,舆情事件呈增长态势。现有的舆情应对举措主要可分为“堵”与“疏”。“堵”,指的是当舆情事件发生时,进行信息封锁与屏蔽,阻断信息的传播路线;“疏”,指的是在舆情演变过程中,主动进行信息公开与引导,将舆情中积累的负面能量宣泄出去,引导舆论趋于平稳。然而,舆情的发生本就具有突发性,“堵”与“疏”的应对策略都存在不足。建设性新闻着重点在于防微杜渐,通过常态性的新闻报道与信息传播,搭建一个与舆情长期共存的拟态环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舆论场围绕疫情防控的争论没有停息过。面对浮躁未知的后疫情时期,民众在接触外界信息时,难免陷入“信息茧房”的圈套,时常受到虚假新闻的左右而在无意中掉入舆情漩涡。造成这一舆情多发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的专业话语不足。现阶段的抗击疫情的经验表明,只有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并践行科学、专业与理性的防控政策,才能阻断疫情传播。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在公共舆论空间建构一套民众信赖的科学话语体系。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涉及不少相对专业的话语,加之普通民众对具体的疫情防控手段和长远的防控举措并不熟悉,当科学话语在舆论场上缺位时,民众就难免亲近不专业的情绪话语。为此,主流媒体通过长期宣传报道钟南山院士等专业人士的事迹,在舆论场上建构起一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话语体系,阻断了不少阴谋论的传播。

总体而言,后真相的重心在舆论场、在信息的接收端口;建设性新闻中心在新闻事业、在信息的传播端口。两者的有序互动与社会机制的运作息息相关,塑造着新型的社会治理格局。如若两者不能实现对接,治理也就无从下手。混乱无序的舆论场必然不利于社会稳定,故步自封的传统媒体也必然被自媒体逼至墙角。因此,从社会治理维度出发,媒体应更审慎地协调后真相和建设性新闻的关系。

四、现有研究成果中后真相与建设性新闻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存在的问题

(一)分别讨论两者的多,放在一起比较研究少

建設性新闻的精英化倾向和后真相的民粹化趋势相抵触,如若不能阐述清楚两者的联系与冲突,很容易引发新的问题。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分别讨论两者的论文较多,但将两者放在一起比较的研究并不多。虽然一些学者指出,建设性新闻的兴起源于后真相的泛滥,但并未比对两者的运作模式、群众基础、话语方式、思潮底蕴等展开深入探究。

(二)对后真相和建设性新闻的实践层面的研究少

新闻媒体虽有着顽固的价值观认知,但在瞬息万变的舆论场中,并非一成不变,也会根据形势转变做出相应调整。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大部分研究从理念到理念,从新闻专业主义到舆论场偏见效应,从美国大选到英国脱欧,从事实瓦解到信仰崩塌等进行探讨,对舆论场中具有后真相特质的具体案例分析不足,对新闻媒体的表现挖掘不够。

(三)对后真相的批判太多,对建设性新闻的批评不足

现有的后真相和建设性新闻的研究显露出两大特点:一是把后真相想得太坏,二是把建设性新闻想得太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已有的价值对立和阶层分裂不断强化,后真相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这实则是其向全社会发出的亟须改变的警告。建设性新闻与传播正能量虽有不少重合之处,但其对舆论监督的重视不足,这既不利于营造健康的新闻生态,也无法应对后真相带来的挑战。

五、结语

对于新时代的新闻宣传工作而言,有效应对后真相带来的挑战,关键在于灵活运用建设性新闻。当前,有关建设性新闻的研究与实践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忽视建设性新闻作为舆论监督力量的组成部分、将建设性新闻视为媒体行业“自留地”、对新闻行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处理不到位等。事实上,只有持续强化建设性新闻与媒体行业的内在联系,创作更多具有建设意涵的新闻产品,才能改善后真相造成的信息区隔与分化,发展与壮大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 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规模超十亿[DB/OL].腾讯网,https://www. 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11991,2020-08-27.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如何指导宣传思想工作[D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20/c_128730682.htm,2016-02-20.

[3] 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4):5-13,126.

[4] 庞金友.网络时代“后真相”政治的动因、逻辑与应对[J].探索,2018(3):77-84.

[5] 李彪.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场的话语空间与治理范式新转向[J].新闻记者,2018(5):28-34.

[6] 李玮,蒋晓丽.从“符合事实”到“社群真知”——后真相时代对新闻何以为“真”的符号哲学省思[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12):50-58.

[7] 刘建明.“后真相”论的执迷与幻觉[J].新闻爱好者,2017(12):11-15.

[8] 陈成.必要的连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建设性新闻[J].编辑之友,2020(6):45-49.

[9] 殷乐.并行与共振:建设性新闻的全球实践与中国探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S1):33-41.

[10] 常江,田浩.建设性新闻生产实践体系:以介入性取代客观性[J].中国出版,2020(8):8-14.

[11] 史安斌,王沛楠.建设性新闻:历史溯源、理念演进与全球實践[J].新闻记者,2019(9):32-39,82.

[1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DB/OL].中国政府网,http:// www.gov.cn/xinwen/2021-06/01/content_5614684. htm,2021-06-01.

作者简介:刘敏(1981—),女,四川泸州人,硕士,记者,研究方向:新闻学、媒体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