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啼笑因缘》的多元改编历史与香港文化呈现

张 燕，钟瀚声

在中国文学史的传统叙述中，20世纪初出现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擅写平民琐碎生活，因其作品的“通俗性”“消闲性”，“鸳鸯蝴蝶派”文学一直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学支流。因此，“鸳鸯蝴蝶派”文学常常被视为对照于“文以载道”的五四新文学“旧文化”的代表，受到新文学阵营人士的批判贬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掀起对“鸳鸯蝴蝶派”文学价值的重新讨论，这也影响到了中国电影史的发掘与书写，“鸳鸯蝴蝶派”文学改编的电影也成为“重写电影史”的重要内容。事实上，“鸳鸯蝴蝶派”文学因其世俗趣味、言情人性、平民文化等特性，有效地契合了市民阶层的生存欲望与期待视野，无论是其文学创作还是电影改编，在大众传播中的广泛与深入、观众接受的愉悦与互动频繁等方面，特色都是非常显著的。因此，在一百多年的中国电影史上，从1924年明星公司郑正秋改编“鸳鸯蝴蝶派”作品《玉梨魂》大获成功之后，《空谷兰》《梅花落》等众多“鸳鸯蝴蝶派”名家的代表作在不同时期被搬上银幕，创造过多次的票房热潮。其中，20世纪30年代“鸳鸯蝴蝶派”“魁首”张恨水的名作《啼笑因缘》，是被翻拍次数最多、频率最高、影响最深远的典型文本。

一、小说《啼笑因缘》与最初的上海改编

1930年，此前因《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作品轰动文坛的张恨水应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之邀，写作了小说《啼笑因缘》，于1930年3月17日至11月30日在《快活林》连载，随即在沪走红，尔后风靡全国，轰动程度让张恨水本人也很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