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茶”：构建清王朝治理边疆的权力文化网络*

赵国栋

从《唐国史补》中常鲁公与赞普关于烹茶的对话［1］(P66)可推测在此事之前（781年之前），具备自身特色的西藏熬茶文化应未完全成型。随着文化交流、民间贸易和政治往来的增多和深入，作为重要的文化形态的熬茶文化才逐步确立。在清代，它不但成为西藏地方的重要文化特征，而且受到清朝廷、清朝皇室以及蒙古诸部的重视，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熬茶也成为中东亚洲大陆上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重大文化事件。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西藏熬茶的出现是基于茶食文化，以饮茶为根本和依托，并融入宗教文化元素而形成的。酥油茶的制作与使用体现出西藏茶食文化的重要特色：以茶为中心，融茶于食，食必有茶，并将这种关系融入到社会的各个维度，使运用茶食具备了重要的仪式意义，譬如藏传佛教中的集体饮茶［2］(P223-224)。

藏传佛教视茶叶为珍宝，二者之间也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并非简单体现于集体饮茶之中，而是几乎覆盖了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在佛事仪轨中推崇茶叶的使用、在重大“宗教—政治”仪式中使用茶叶、寺院具有可靠的茶叶来源、讲究茶叶的储存包装以及集体茶事、僧侣们都拥有自己的茶碗、寺院中都有专门的司茶之人，等等［2］(P223-250)。在寺庙僧众群体的等级分层中，司茶职位占据者也被纳入其中，譬如20世纪50年代之前色拉寺的司茶僧官（称为“恰崔代巴”）以及卸任的司茶官员，均位于第四等级之中。

基于此，熬茶活动在更广阔的视野内获得了进一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