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战略格局的短期异动与长期趋势

刘毅

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格局呈现新的不确定性，外部政治环境进一步复杂化，特别是在新一届美国政府政治攻势与“联盟围堵”态势下，需要对中短期国际形势进行审慎、全面的事实评估，理清美日欧等西方势力对华战略思路及问题，特别是对美日、美韩同盟以及形成中的“印太四国联盟”相关动作进行研判。具体而言，如何认识近期世界格局变动的实质意义及影响？新一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带来的压力和风险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看待美国所谓“联盟外交”导致的军事竞争及其后果？从长期趋势看，世界格局是否仍有可能恢复到相对稳定平和的积极状态？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性阐释，将有助于提供未来一个时期战略决策基本背景。为此，本刊特约记者专访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

当前外部环境短期异动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当前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动？

时殷弘：从当前形势看，美国仍是最大的影响变量，对此我会在后面问题中详细讨论，此外值得关注的新变化也将涉及日本、“印太四国联盟”及欧洲一些国家。随着中美对立竞争加剧，日本逐渐成为美国阵营头号协从国。一个新动向是：日本开始在台湾问题上加强与美国配合，试探冲击中日政治关系底线。今年3月16日，日美2+2会谈发表的《美日联合声明》特别提到“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日本媒体援引官方消息称，美日防长会谈中约定：若台海两岸爆发军事冲突，日美两国军队将就“保卫台湾”紧密合作，日本可能派遣自卫队，协助美国战舰军机进行军事干涉。4月4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发表讲话称台海和平稳定是“区域的关键”，“至关重要的是日美合作，用威慑去创造一种可以实现和平解决的环境”。4月15日，菅义伟抵达华盛顿与拜登举行峰会，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是1969年尼克松佐藤联合声明之后，美日首脑在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到台湾议题。共同社4月24日报道称：日本内阁正在研究美中两国就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时，自卫队在现行法律限定范围内可能的反应方式。研究集中于三种形势：安全危机出现、“紧密伙伴”遭到攻击、日本自身受到直接攻击。日本涉台新动向目前虽是表态，但意味着地区安全局势的复杂化和潜在冲突的风险在增加。

第二个显要变动是美国推动形成“印太四国联盟”。今年2月18日，美日印澳四国外长举行线上会议，声称“反对中国以武力改变印太区域现状的任何企图”。3月12日，由拜登政府提议的“印太联盟”政府首脑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在东海和南海开展合作，应对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遭到的挑战”，并共同约定资助印度提高新冠肺炎疫苗生产能力。3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库特·坎贝尔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声称“如果中国不停止对澳经济胁迫，美国就不会与中国改善关系”。拜登政府正在谋求扩充印太联盟成员规模。例如，3月16日英国内阁向国会提交脱欧后对外政策方向规划文件，强调优先与美国协作，将英国战略军力扩展部署至“印太区域”。

第三个方面涉及欧洲一些国家的态度。英法德三国已宣布年内在南海“显示武力”。其中，法国核动力潜艇“埃默罗德”号、两栖攻击舰“托内尔约讷”号和护卫舰“舒尔库夫”号已于今年2月从南海穿过;法国战舰还参加了“印太四国联盟”的海军演习。5月11日至17日，法国协同日本和美国在长崎、宫崎和鹿儿岛举行地面作战演习，有100名日本陆上自卫队、60名法国陆军、6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参加;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宣称法国在印太区域保有长期军事存在，与日本在“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方面志趣相投。5月份，英国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前往印太，穿越南海，并访问新加坡、韩国、日本和印度等国，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演习，这被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称作“一代人以来最重大的皇家海军部署”。3月初德国宣布，将派遣一艘护卫舰于8月驶往亚洲，在返回途中穿越南海，但不会进入中国控制岛礁周围12海里水域。虽然此类军事演习更多具有表达姿态的象征意义，但这些行动显然突破了此前欧洲国家的中立态度，仍需认真研判其下一步可能的态度变异。

值得关注的是，拜登政府积极促使北约与“印太联盟”密切勾连。6月1日布林肯在北约外长线上会议强调，北约组织应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的纽带关系，以“应对全面挑战”。6月14日，拜登参加北约首脑峰会，会后公报声称“中国对事关北约安全的地区构成系统性挑战”，宣布计划与“印太同盟”及其他盟国加强政治对话及合作，促进共同安全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称，已推动北约成员国在明年峰会上修改北约战略纲领，纳入“应对中国挑战”等内容。

《领导文萃》：就中短期而言，您如何评估这些新变化产生的影响？

时殷弘：在当前和未来可预料时期内，主要大国对华态度的关键影响因素，仍是其决策自主性与美国影响力之间的博弈。在重大问题上是否采取与美国及其核心盟国大致相似立场，体现了各国政策自立程度的差异。对华重大问题大致包括新冠疫情、涉台、南海、涉疆、涉港、贸易争端、知识产权、高技术制裁、网络战以及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对立等。欧盟主要成员国立场明显转变，越来越多呈现与华对立意向，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拜登政府大力恢复美欧传统联系，并劝说及施压欧陆主要盟国。

外部形势变化产生的影响还体现在周边国家态度上，最明显的例子是韩国。自今年1月以来，美国反复说服和施压韩国加入对华军事同盟，韩国态度犹豫不定，但最终在今年5月21日美韩会谈时决定有限度参加“印太同盟”，在半导体高技术领域增加对美投资，加入拜登政府重组关键高技术全球供应链的努力。这一决定意在获得更多美国产疫苗，且避免在美国对华争夺技术优势斗争中承受更大代价。4月29日，美日韓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夏威夷举行，美军上将马克·米勒、日本自卫队上将山崎幸二以及韩国上将元仁哲会晤讨论“促进区域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问题，这是新冠疫情暴发后三国首次进行此类会晤。虽然韩国表示不会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队，仍然重视对华发展经贸等双边关系，继续在朝核问题上开展合作，但在对美外交方面显然比此前更为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