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学习、即兴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绩效

2021-11-07 01:30吕潮林彭灿杨红
当代经济管理 2021年9期

吕潮林 彭灿 杨红

[摘 要]组织学习(特别是双元学习)和企业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领域。但现有文献对于企业如何通过组织学习提升企业能力最终增加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以及如何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拓宽双元学习渠道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运用组织学习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基于能力视角探讨了双元学习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企业即兴能力的中介作用,同时从社会网络拓宽的角度探索了管理者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江苏、河南、河北等地219位企业管理者的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结果:双元学习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即兴能力在双元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商业关系正向调节双元学习对即兴能力的影响;政治关系正向调节双元学习对即兴能力的影响。

[关键词]双元学习;可持续发展绩效;即兴能力;管理者关系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21)09-0040-10

一、引 言

过去10年,中国成为了国际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企业开始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速减缓和资源日趋枯竭等问题也日渐突出[2-3]。而在企业方面,与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先进知识获取、外部网络构建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仍存在不足[4-5]。为了把握经济新常态带来的机遇,许多企业开始尝试通过组织学习、积累社会资本等方式提升创新能力[6-7]。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对企业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约束和道德制约成为企业在进行创新时的重要考虑因素[8]。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企业开始从仅关注单一经济绩效向同时关注经济、社会和环境3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绩效转变,因此,如何通过不断地学习提升企业能力从而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提供动力[9],构建新型绿色成长体系[10]成为近几年企业和学者们的关注重点。

目前,双元学习的研究多集中在企业创新领域[11]。学者们普遍认为,双元学习(即企业同时开展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能够增加企业的知识存量和流量,并增加企业创新的可能性[1]。已有研究发现开展双元学习的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新产品的研发,在此过程中,战略灵活性起到了调节作用[12],并且也有学者指出双元学习可以提升新产品竞争优势从而提升企业经济绩效[13],但在双元学习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方面的研究仍存在如下不足。首先,迄今为止鲜有学者明晰双元学习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诚然,双元学习可以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从而为企业带来短期经济收益,但是长期来看,双元学习能否在提升企业经济绩效的同时,兼顾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尚未可知。换言之,企业能否通过双元学习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尚不清楚。由有关文献[2-3,12]可以看出,双元学习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理应有密切的因果关系,企业通过双元学习可以加深自身旧知识的利用,同时将外界的新知识引入企业内部,极大程度地扩大企业自身的知识储备,而知识储备又为企业提升经济绩效、研发绿色产品以及优化产品设计等方面奠定基础。其次,较少有学者从能力的角度,探讨企业相应能力在雙元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现有研究表明,双元学习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动态能力[14],但是企业相应能力提升后是否可以进一步促进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增加尚不明晰。双元学习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的提升过程,构建“学习-能力-绩效”的研究路径可以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实施双元学习从而提升企业能力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较少有学者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探索企业所拥有的关系网络对企业双元学习过程产生的影响。然而,双元学习作为企业引入新知识、翻新旧知识的有效手段,合理的关系网络可以增加外部知识流入企业内部的渠道,帮助企业更加有效地实施双元学习,提升双元学习的效率。因此,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分析企业的关系网络在企业双元学习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产生的调节作用显得十分有必要。

造成上述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已有研究过多关注了双元学习所带来的直接结果。诚然双元学习可以增加企业的知识储备,而知识是创新的基础,因此通过研究双元学习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可以为企业创新提供一定的对策建议。但是,企业经营的长期目的是在盈利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创新只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其二,已有研究侧重于探索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而忽视了企业自身能力与关系网络所产生的影响。探索式学习需要企业感知并获取企业外部存在的知识从而加以利用,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所拥有的关系网络可以拓宽企业获取知识的渠道,从而提升企业探索性学习的效果。与此同时,双元学习是一个漫长且结果存在较高不确定性的过程,企业往往要对新的事件进行决策,较强的即兴能力可以使企业有效地制定新决策或改善已有决策从而帮助企业更大程度地达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要求,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增加。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如下3个方面:第一,本文明晰了双元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绩效间的关系。双元学习有效地扩大了企业的知识储备,从而为企业的创新夯实了知识基础,而创新在有效地提升经济绩效的同时,可以为企业研发出更符合社会、环境要求的产品,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增加。第二,在双元学习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中,本文探讨了即兴能力的中介作用。双元学习是一个为企业引进新知识、挖掘旧知识并且整合、输出新、旧知识的过程,新、旧知识的引入和翻新扩大了企业原有的知识储备,为企业制定新决策或改善旧决策提供依据,企业即兴能力得以提升,同时即兴能力较强的企业又可以在面临全新环境时制定或改善更符合经济、环境和社会要求的决策,从而为企业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第三,本文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探索了管理者关系在双元学习对可持续发展绩效影响的过程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为企业构建合理的关系网络提供了理论支持。

基于以上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本文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以下3个具体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第一,揭示双元学习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第二,探讨了即兴能力在双元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第三,考察管理者关系对上述影响的调节效应。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双元学习

双元学习的概念最早由March提出,他認为企业同时开展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即为双元学习[15]。其中,探索式学习关注的是企业外部环境中存在的知识,即企业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对外部知识进行识别、转化和利用,它强调的是企业与外部企业之间的沟通[14]。由于企业外部环境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探索式学习所带的结果或收益均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16]。利用式学习强调的是对企业现有知识进行细化、再利用从而产生新的知识[17]。与探索式学习不同,利用式学习关注的是企业现有的知识存量[1]。

目前,学者们已经明晰了双元学习与企业相关绩效之间的关系,尤其在双元学习对新产品开发绩效、企业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方面,学者们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18-19]。然而,关于双元学习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尚未达成统一认识。Li等[1]认为,探索式学习可以正向影响新产品绩效,而利用式学习则与新产品绩效有倒“U”关系。弋亚群等[18]则认为,双元学习主要在动态能力和新产品开发绩效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尽管对两者关系的认识有一些差异,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双元学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企业创新[20],而创新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21]。

虽然学者们在双元学习方面的研究已经做过一些努力,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鲜有研究探讨双元学习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且对此影响的作用机理学术界也未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蔡灵莎[22]认为,企业能力是双元学习提升企业经济绩效的关键中介变量。因此,本文从企业能力入手,构建“双元学习-即兴能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研究框架,探索双元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另一方面,较少有文献关注企业拥有的关系网络在双元学习对可持续发展绩效影响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张玉明等[23]研究发现,企业的线上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帮助企业突破知识共享的困境,拓宽双元学习的渠道,从而提升双元学习的效率,并最终提升创新绩效。因此,可以从企业关系入手探讨管理者关系在双元学习对可持续发展绩效影响之间的调节效应。

(二)可持续发展绩效

Elkington将企业可持续性定义为三重底线,即经济底线、社会底线和环境底线,他认为:企业在保证经济底线的同时,应该守住社会底线和环境底线,不能以牺牲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为代价来提升经济效益[24]。对于企业来讲,可持续性关注的是企业未来的能力构建和资本积累,它应是一系列行为的集合,即企业在不断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该保证损害社会和环境利益最小化[25]。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以及舆论压力的骤增,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26],关于可持续发展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日渐受到关注。一些学者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变革的方式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这要求企业具备较高的灵活性[26],与此同时,企业文化导向也会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产生积极的影响[27]。企业诸多因素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可持续发展绩效,但是舍本逐末往往会适得其反,因此,在对可持续发展绩效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估基础上,找出其主要影响因素是十分重要的[28]。

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从而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达到环境和社会的要求。而创新是一个不确定性较高的过程,企业经常需要面临未知的情境,能否对发生的变化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会直接影响到创新的产出。因此,企业需要构筑自身的即兴能力以应对复杂的经营环境,并最终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即兴能力的构建需要企业拥有庞大的知识储备,它要求企业不断地进行知识的获取,而组织学习是企业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因此,组织学习是可持续发展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29]。双元学习作为一种高级而全面的组织学习模式,能够打破单一学习方式的局限。探索式学习帮助企业感知、获取外部环境中存在的新知识,从而帮助企业取长补短、借助外力;利用式学习帮助企业整理、细化企业内部的旧知识,从而促进企业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一言以蔽之,双元学习理应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即兴能力是该影响中重要的中介变量。

(三)双元学习与可持续发展绩效

组织学习理论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学习的方式获取企业在研发、制造、营销和管理等方面所需要的知识。双元学习则将组织学习活动细化,将企业通过探索外部环境获取知识的行为定义为探索式学习,而将企业通过“温故知新”获取知识的行为定义为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可以为企业挖掘外部环境中潜在的知识,它强调完全差异化,即通过探索式学习而获取的知识要有别于企业现有的知识储备;而利用式学习则强调有限差异化,即通过利用式学习而获取的知识需要以企业现有的知识储备为基础[1]。虽然两者存在明显差异,但由野中与竹内的SECI知识创造模型可知,通过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获取的知识均能增加知识产出。知识产出的增加有利于企业进行创新,而创新又可以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其中,探索式学习可以为企业提供全新的想法或思路,有益于企业研发出更符合经济、环境和社会要求的新的产品,从而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利用式学习可以帮助企业对现有的知识进行细化和翻新,从而促进企业进行流程的改造,增加经济收益的同时降低生产能耗,因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而在企业内部,知识存量和流量均相对较大,企业需要同时进行两种学习活动。因此企业更有可能通过双元学习的方式提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绩效。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双元学习正向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四)即兴能力的中介作用

即兴意指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对突发事件进行反应。而在企业管理领域,即兴是指企业基于对外部突发事件的感知,并通过组织重构或技术变革的方式做出应急响应[30]。在此基础上,以往学者从知识基础的角度,将即兴定义为企业基于自身的知识储备,以新颖的方式自发地对组织经营环境中存在的机会和问题做出反应的能力[31]。虽然学者们普遍认同即兴能力是企业应对外来风险,把握机遇所必需构建的能力之一,但尚未有统一标准对即兴能力进行界定。部分学者认为即兴能力是企業进行系统整合的能力,目的是为了应对外来变化,并提议以立即反应和意图创造对即兴能力进行衡量[32-33]。也有学者认为,从知识基础观的角度出发,即兴能力是在组织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对外部环境中的风险、机会自发地进行识别和应对的能力[31],并将即兴能力划分为探索式即兴能力和利用式即兴能力[34]。探索式即兴能力是指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后,企业自发且带有目的性地搜寻新方法(研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等)来解决问题的能力;利用式即兴能力则是指企业感受到外部变化后,在现有知识储备基础上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改良现有产品、优化现有流程等)的能力。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预料的,企业往往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对产生的变化做出反应,因此,本文倾向于将即兴能力定义为感受到外部环境变化后,企业基于自身的知识储备自发且带有目的性地采取新方法或改善旧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即兴能力的构建依托的是企业自身的知识储备,而组织学习是扩大企业知识储备的有效手段。组织学习理论认为,企业可以通过探索式学习的方式不断地搜寻外部环境中存在的异于自身知识储备的新知识,并将这些新的知识吸收到组织内部,从而扩大自身知识储备;同时企业亦可以通过利用式学习的方式不断地挖掘自身已有的旧知识,并将这些旧的知识进行细化和开发,进而产生新的知识并扩大知识储备。在此基础上,双元学习理论认为一味地进行新知识的探索或旧知识的利用会使得企业掉入“失败”或“成功”陷阱[11],最终致使学习失败,而同时进行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既可以规避因过度探索而导致的成本过高、收益不确定的风险,又可以避免陷入因过度利用而导致创新性不强的窘境,所以,双元学习被视作更有效地扩大企业知识储备的方式。知识储备增加后,企业在面临外部环境变化时,一方面可以从新知识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另一方面又可以从已有的知识中对现有的解决方法进行改良,进而更有效地对新变化做出合理反应,因此,即兴能力将得到提升。

随着知识流动速度加快、资源日益枯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动荡的经营环境要求企业对面临的变化做出更加及时、有效的响应。生态环境的破坏、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导致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需要应对来自政府、社会的多重压力。而拥有较强即兴能力的企业一方面可以基于企业吸收的新知识及时地进行新产品的研发[35],从而生产出成本低廉、绿色环保以及能耗较小的产品,在保证经济利益的同时提升环境和社会绩效;另一方面可以基于原有知识储备及时地改良现有产品,从而提供更符合经济、环境和社会要求的产品。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即兴能力在双元学习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2a:双元学习正向影响即兴能力。

H2b:即兴能力正向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五)管理者关系的调节效应

管理者关系是指企业与外部经营相关方的联系和交流,包括交易方、政府企业和官员等[36],根据所处网络属性的不同,管理者关系又可分为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现有研究探索了管理者关系和环境包容性的交互调节效应对双元学习和新产品绩效的影响[1],并且发现在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关系中,管理者关系往往存在较强的影响。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不同企业之间的联结是企业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根据企业间联系的力度又分为强联结和弱联结[37]。当两企业拥有强联结的社会网络时,知识等资源可以在企业间自由流动[38],企业内部知识存量扩大;相较于强联结,处于弱联结的两企业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弱,知识在不同企业间流动的难度增加,但通过网络所获得的知识往往是新颖的[39],这为组织学习提供了渠道。

当企业拥有丰富的商业关系时,企业获取知识的渠道也会相应增加。若此商业关系处在强联结网络中,企业可以更容易地从合作伙伴处获取知识[38],从而有利于企业进行探索式学习,而知识的流动帮助企业对旧知识和惯例产生新的理解,有利于企业进行利用式学习。若此商业关系处在弱联结网络中,虽然企业能够获取的知识相对有限,但企业可以获取到异于自身知识储备的新知识,从而实现知识储备的扩大,最终提升企业即兴能力。与此同时,新知识的吸收可以促进企业对旧知识产生新的理解,新旧知识的碰撞有利于知识创造[38],进而增加企业知识储备。因此,丰富的商业关系可以为企业双元学习提供路径,加强企业双元学习的效果。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商业关系对于双元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当企业拥有丰富的政治关系时,企业可以更早地知悉政治环境动向。若此关系处在强联结网络中,企业可以更早地知悉政策改变,因此,企业可以更早地调整双元学习活动[39],从而规避政治环境的改变而带来的风险。若此关系处在弱联结网络中,企业获得更多的是常规信息[40],虽然不能第一时间获取政策改变的有效信息,但企业会更加积极地在政策划定的安全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因此,丰富的政治关系可以帮助企业合理地安排双元学习活动的实施范围,从而规避相应的政治风险。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b:政治关系对于双元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可得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实证研究所需的数据,此次问卷发放时间为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共计3个多月的时间;发放对象为河南、江苏、河北等6个省份的350家企业(或企业科技部门)的管理者,发放方式主要为现场发放和电子邮件两种方式。为了保证问卷质量,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在保证准确性的基础上力求简洁,与此同时,在问卷填写之前,均告知填写者调查目的,并承诺对填写内容进行匿名处理。由于此次问卷所涉及的企业较多,调查难度较大,本研究获得了来自课题组成员等的多方支持。

本次调查问卷共计发放350份,收回的问卷共计230份,其中,剔除空缺的问卷3份、前后存在明显矛盾的问卷8份,剩余有效问卷共计219份,有效回收率为62.6%,相关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其中,被调查企业的企业年限集中在4~7年,共计128家(58.4%),此时的企业处于高峰期[41],企业往往希望通过获取足够的知识来进行创新从而保持自身竞争优势。被调查企业的规模多集中在100人以下,共计141家(64.4%),此类企业多属于小微型企业,企业相对较为灵活,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的状况及时调整对策。被调查企业的属性多集中于集体企业(59家,26.9%)和民营企业(70家,32.0%),此类型的企业没有相对冗杂的企业结构,更有可能有效地实施双元学习活动。

(二)变量测量

双元学习的测量是从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两个维度进行的,其中,探索式学习(Exploratory Learning,EAL)的测量以Atuahene和Murray[42]、葛宝山等[14]的量表为基础,包括5个测量题项;利用式学习(Exploative Learning,EOL)的测量以Chung等[43]、葛宝山等[14]的量表为基础,包括5个测量题项。为了与调节变量进行区分,本文借鉴双元领导领域的处理方法[44-45],将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得分均值的乘积来表征双元学习,从统计意义上保证验证两种学习方式并存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绩效(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SDP)的测量以Bansal[46]、黄俊等[47]的量表为基础,包括6个测量题项。即兴能力(Improvisation Capability,IC)的测量以Vera(2015)的量表为基础,包括3个测量题项。管理者关系(Managerial Ties,MT)的测量以Li等[48]、杨建君等[49]的量表为基础,包括8个测量题项。为了保证量表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在量表形成后,通过与领域专家和企业高管进行讨论,对量表的题项进行了部分修改。例如,为了避免翻译造成的偏差,进行了英汉互译,从而保证翻译的准确性。此外,将企业年限、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之中,并采用Likert 5计分制,“1~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

四、实证分析

(一)信、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

本文采用SPSS20.0软件对5个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各变量量表信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均高于临界值0.7,因此,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可以进行后续分析。

2.效度检验

效度检验通常分为两部分,即内容效度检验和结构效度检验。内容效度方面,本研究所选用的量表均为国内外成熟量表,并将问卷与领域专家、企业管理者进行讨论,最终确定相关题项。为了尽量减少英文量表的翻译偏差,采取了双向翻译的方式,力求翻译精准并符合中文叙述方式,因此,可以认为量表具备良好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方面,应用SPSS20.0软件对所有量表的各题项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并求得量表的方差解释变异量,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量表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在0.528~0.859之间,高于0.5的指标,表明量表具备良好的结构效度。与此同时,各量表的方差解释变异量均在40%以上,说明各变量40%以上的变化可以由数学模型进行解释,因此,可以进行后续回归分析。

(二)同源方差检验

由于样本数据均是由企业管理者通过填写问卷所获得的,所以,同源偏差在所难免。为了排除同源方差的影响,进行了同源方差检验。借鉴Harman单一因子检验法,对问卷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未经旋转的情况下,第一因子所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21.959%,所占总体方差变异量的比例不高,因此,可以认为本次所获得的问卷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

(三)相关性分析

为了对变量关系进行预判,进行了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双元学习与可持续发展绩效显著正相关(r=0.744,p<0.01),即兴能力与双元学习、可持续发展绩效均正相关(r=0.736,p<0.01;r=0.669,p<0.01),与此同时,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与各主要变量均正相关,因此预判本研究所提假设是正确的,并可以进行后续分析。

(四)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预判的正确性,并检验假设是否成立,本研究对相关变量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模型拟合的角度分析,模型2的拟合优度(R2=0.557)较之模型1的拟合优度(R2=0.019)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模型2的F统计量为67.172,F检验显著表明模型2整体拟合程度较好且变量可以解释模型整体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由表4模型2可知,双元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β=0.115,p<0.01 ),假设H1得证。

表4模型3、4、5检验了即兴能力在双元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绩效间的中介作用。从模型拟合的角度分析,模型3的拟合优度(R2=0.556)、模型4的拟合优度(R2=0.454)以及模型5的拟合优度(R2=0.588)较之模型1的拟合优度(R2=0.019 )均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模型3、4、5的F统计量分别为66.880,44.558、60.718,F检验显著表明模型3、4、5整体拟合程度较好且各变量可以解释模型整体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由模型5可知,双元学习和即兴能力之间显著正相关(β=0.135,p<0.01),假设H2a得证。由模型3可知,即兴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β=0.567,p<0.01),假設H2b得证。由模型4可知,在加入即兴能力后,双元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仍显著正相关(β=0.085,p<0.01 ),表明即兴能力在双元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假设H2得证。由于对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因此需要进行共线性的诊断。经检验,表4所涉及的回归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5,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4模型6和模型7分别验证了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在双元学习对可持续发展绩效影响的调节作用。从模型拟合的角度分析,模型6的拟合优度(R2=0.729)和模型7的拟合优度(R2=0.693)较之模型1的拟合优度(R2=0.019)均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模型6、7的F统计量分别为94.912、79.837,F检验显著表明模型6、7整体拟合程度较好且各变量可以解释模型整体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由模型6可知,商业关系正向调节双元学习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β=0.066,p<0.01),假设H3a得证,调节效应如图2所示。由模型7可知,政治关系正向调节双元学习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β=0.086,p<0.01),假设H3b得证,调节效应如图3所示。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一)研究结论

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本文探究了双元学习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即兴能力的中介作用和管理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企业的确可以通过开展双元学习活动来提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绩效。具体而言,本文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双元学习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第二,双元学习正向影响即兴能力,同时即兴能力也正向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在此基础上,本文证实了即兴能力在双元学习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第三,商业关系正向调节双元学习对即兴能力的影响,作为管理者关系的维度之一,可以在双元学习和即兴能力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第四,政治关系正向调节双元学习对即兴能力的影响。

(二)理论意义与管理启示

1.理论意义

本文的理论贡献或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幾个方面:

首先,本文首次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揭示了双元学习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探索双元学习对动态能力、创新绩效等方面的影响,例如舒成利等[50]的研究发现,战略联盟中,双元学习是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而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方式提出并验证了双元学习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促进作用,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其次,本文验证了即兴能力在双元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以往的研究认为双元学习是提升企业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葛宝山等[14]的研究发现积极实施双元学习的企业可以有效地培养自身的动态能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证实了双元学习正向影响企业的即兴能力。与此同时,本文构建了“行为-能力-绩效”的研究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即兴能力提升后的结果进行了探索,发现即兴能力可以作为双元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绩效间的桥梁,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最后,本文分析和验证了管理者关系对双元学习-即兴能力关系的调节作用。这与张玉明等[23]的研究相似,他们认为线上社会网络可以为企业拓宽双元学习的途径,从而突破知识共享的困境,最终提升创新绩效。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管理者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可以丰富企业双元学习的路径,便于企业增加自身知识储备,从而扩大知识产出,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增加。一言以蔽之,本文不仅揭示了双元学习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厘清了管理者关系对于上述关系的影响。

2.管理启示

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对于企业更加有的放矢和卓有成效地开展双元学习活动和构建社会网络关系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基于本文研究结果,对企业管理者提出如下建议。首先,管理者应该积极倡导和开展企业双元学习活动。实证结果表明,双元学习可以正向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作为企业管理者,在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同时,应该积极开展双元学习活动,从而获取足够的知识以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其次,管理者应该积极培养自身的即兴能力,从而有效地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诚然,双元学习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但是这种提升作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提升企业即兴能力而实现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高速流动使得企业的经营环境愈发复杂多变,企业可以通过双元学习的方式扩大自身的知识储备,从而提升自身即兴能力,帮助企业在面临新问题时快速、有效地制定或选择出符合经济、环境和社会要求的策略,最终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最后,在实施双元学习活动时,管理者除了考虑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外,不能忽视自身拥有的社会网络的影响。管理者应该积极构建合适的关系网络,从而拓宽企业的学习渠道。与此同时,管理者在维系关系时,应同时把重心放在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上,一方面通过构建健全的商业关系,保证企业可以在合作企业或客户方面获取学习需要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通过维系良好的政治关系,可以帮助企业更早地知悉政治动向,从而更有效地配置相关资源并实施双元学习。

(三)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1.研究不足

虽然本文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建议方面有所建树,但仍存在如下不足:其一,本研究提到企业应该通过双元学习的方式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但是如何确定双元学习的投入比例,以及如何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均是本研究未能解决的问题;其二,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因素十分繁杂,本研究考虑到了“人”和“能力”两个因素的影响,所选取的是管理者关系和即兴能力两个变量,但未能考虑其他相关情景或调节变量的影响。

2.未来展望

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在以下3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继续探讨双元学习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并尝试加入重要的中介变量,例如企业创新、产品创新等。第二,研究不同外部环境下双元学习的平衡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第三,研究其他重要情景变量对双元学习-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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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