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权平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东亚各国先后在战争的废墟上创造出“发展奇迹”,取得了耀眼的发展成果,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掀起了一波强有力的发展浪潮。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东亚的经济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它是一种典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学术界每谈及这一“东亚模式”时,普遍将其关键因素概括为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强政府”的权威主义政体、增加出口比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传统的儒家文化及实用主义的发展手段等等。但事实上,作为发展模式的东亚除了上述特征之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举措,那便是东亚各国在飞速地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根据各自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实情,对城乡关系的改善做出了诸多努力,积累了大量经验[1]。
韩国作为东亚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展现了典型后发型国家的工业化历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深化,其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大,成为“压缩式”发展最突出的“后遗症”。因此,城乡关系的妥善处理,激活传统乡村,推行乡村组织化,进而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就是说,离开乡村就无法理解完整的韩国现代化进程。通过对韩国乡村振兴历程的深入考察,我们发现,这一过程主要是依靠乡村振兴政策的推行而得到实现的,这既是“东亚模式”的呈现方式,也是塑造韩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2]。在此意义上,要想破解韩国乡村振兴模式,就必须以韩国乡村振兴政策为切入点,形成对韩国乡村振兴政策的鸟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