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之思的诗与真

白洋本

关键词：奥登 诗与真 告诫 静默

〔中图分类号〕I712;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7-0035-08

诗与真的关系是争论已久的话题。在柏拉图看来，艺术只是“理念”影子的影子，“一切诗人都是摩仿者……并不曾抓住真理”。[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62页。“摩仿”现在常常被写为“摹仿”，这里沿用朱光潜的译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比历史高级，因为历史“叙述个别的事”，而诗“所描述的事情带有普遍性”。[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4～25页。自此，诗成为接近和描述真理的方式之一。在近代，技术理性和科学主义的繁盛又让人怀疑诗歌是否具有功利化的用途。但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指出，诗歌能表现心灵，“诗掀开了帐幔，显露出世间隐藏着的美”，诗歌通过“更为神圣的途径”来“唤醒人心”并“扩大人心”。[英]雪莱：《诗之辩护》，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8页。诗人因此变成具有神性的圣师。张奎志：《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37页。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却认为“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诗人的任务是“告诫”，去提醒公众艺术与真理之间存在的距离，艺术在真理面前需要保持“静默”。

奥登是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尼（Seamus Heaney）称为在“公共主题上缔造时代的诗人”。Seamus Heaney， “Shorts，” in John Haffenden， ed.， W.H.Auden：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3， p.496.他为何认为诗人的任务是提醒人们艺术与真理之间的距离、诗歌在真理面前要保持静默？探究奥登关于“诗与真”关系的思索，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位“缔造时代”的诗人在“诗歌如何述说真理”这一公共主题上对后人的启示。

关于这一话题，已有学者在论著中零散地提及。研究者往往将之归于奥登对浪漫主义诗歌中一些宏大主题和夸大自我倾向的批评，Alan Jacobs， What Became of Wysta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udens Poetry，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8， pp.15～31.忽略奥登在“诗与真”这一问题上的前后期转变及原因。本文借助奥登的书评、散文和诗歌，首先分析奥登从早期诗歌预言历史规律到后期“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的转变;其次揭示这一转变在根本上是为提醒艺术家不要沦为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工具，所以奥登在后期认为诗人的任务是“告诫”公众和艺术家越自以为接近“真”就越可能背离“真”;最后借助奥登后期的长诗进一步解释他对诗与真的思索：只有“静默”才能让“真”得以保存。

一、“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

奥登在1939年的诗歌《诗悼叶芝》（“In Memory of W.B.Yeats”）中说叶芝“像我们一样愚钝”，[英]W.H.奥登：《奥登诗选：1927—1947》，马鸣谦、蔡海燕译，王家新校，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395页。部分根据奥登诗选英文本进行了修改，英文版依照的版本为Edward Mendelson， ed.， W.H.Auden， Collected Poem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为避免重复，以下将英文版注释为“CP：页码”。曾幻想借助诗歌改变现实，让爱尔兰的历史发生改变。然而，直到叶芝去世，

爱尔兰的癫狂和天气依旧

因为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CP： 197）

“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反映出奥登对“诗与真”关系的态度发生转变。在前期，对左翼诗人奥登而言，预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诗人“言说”真理、文学介入历史的主要方式;而在后期，“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代表文学介入历史的无效，体现奥登对“诗与真”关系的反思。

奥登从1930年开始陆续发表作品，20世纪30年代，他的诗歌先后汲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他本人因为鲜明的政治态度而被人称为“左翼御用诗人”。Humphrey Carpenter， W.H. Auden： A Biograph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1， p.245.1937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曾前往西班牙支持共和政府军，并在事后写作《西班牙》（“Spain”， 1937）一诗。他的个人事迹和左翼色彩的诗歌也传至中国，对穆旦和袁可嘉等“九叶派诗人”产生影响，这些诗人“喜欢奥登”，因为“他在政治上不同于艾略特，是一个左派，曾在西班牙内战战场上开过救护车”。

对左翼知识分子而言，真理在内容上涉及歷史发展规律在现实中的显现。鼓励人们认识历史的必然规律、号召必要的改良和革命、宣告历史发展的美好走向是早期奥登“言说”真理的方式。在《西班牙》中，奥登不断重复诗节“今天是斗争”，以此鼓舞人们去反抗和改变生活。

明天……突然举起的一只只手臂

会热情地选出领导人。但今天是斗争。

……

明天会有自行车比赛

在夏日黄昏穿行于郊外，但今天是斗争。

再如，奥登在组诗《战争时期》（1938）中，认为人类虽然总是为各种“错误”所困，掌握的知识不像“溪流和房屋”般具有确定性，但凭借掌握历史的“必然”规律最终会获得“自由”：

我们钦羡溪流和房屋，它们如此确定：

而我们却为错误所困;我们

从未像大门般赤裸而平静，

也永远不会像泉水般完美

我们凭着必然才得以活在自由之中

研究者瑞普罗格（Justin Replogle）在总结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奥登的影响时指出，“我们凭着必然才得以活在自由之中”这句诗，化用自恩格斯的话“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在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遵循辩证发展的必然规律，会越来越好并最终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人依靠理性可以认识历史的必然规律，而认识并遵守这条规律就能获得自由。Justin Replogle， “Audens Religious Leap，” Wisconsin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7，no.1，1966，pp.51～52.奥登在这句诗歌中，通过化用恩格斯的话，既为困难中的人们点亮希望，又为诗歌增加“历史”和“真理”的维度。

1939年，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文明瞬间崩塌的强烈冲击、纪德（André Gide）的《访苏归来》对苏联社会的揭露以及奥登与左翼知识分子日益加剧的矛盾，左翼批评家杜丕（F.W.Dupee）批评奥登逐渐放弃为政党宣传的“公共声音”，放弃诗歌作为政治监督和控制的功用，“越来越陷入私人化的自我之中”。此外，奥威尔也严厉地批评过奥登。Robert Huddleston，“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W.H.Audens Struggle with Politics，”http：//bostonreview.net/poetry/robert-huddleston-wh-auden-struggle-politics，[2021-5-3].奧登从英国迁往美国。他的思想观念和文学态度也在逐渐转变。他从“积极的政治参与中撤退回来”，不再“介入政治”，至于其原因，他却保持沉默。Peter C. Grosvenor， “‘Spain，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Popular Frontism，” in David Garrett Izzo， ed.， W.H. Auden： A Legacy， West Cornwall： Locust Hill Press， 2002， p.272.与此同时，他开始大量阅读有关基督教和克尔凯郭尔思想的书籍。

奥登早期诗歌中文学预言历史走向的主题，也随之变为对文学介入历史的无效的宣判。如前文所述，奥登在《诗悼叶芝》中说“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这句话的具体含义可以参照奥登写于同一年的文章《公众与晚年叶芝》（“The Public v. the Late Mr. William Butler Yeats”， 1939）。在这篇文章中，奥登通过公讼人与个人律师的辩论，对诗歌的社会功用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公讼人代表公众对诗歌的期待，个人律师则代表以叶芝为代表的诗人的观点。在公众看来，叶芝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因为伟大的诗人应以“赞同的态度和丰富的知识储备宣扬进步的思想”。④⑤W.H.Auden， “The Public v. the Late Mr William Butler Yeats，” in Edward Mendelso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W.H. Auden： Prose， Vol. II 1939-1948，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2， p.3、4、7.但与公众对叶芝的期盼不同，叶芝始终紧守着诗歌自身的“幽谷”，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农民的美德”、神话传说以及“无名的原始英雄”，④并没有满足公众对诗歌的社会作用的期望。紧接着，奥登借助律师之口批判了公众对诗歌的误解。在律师看来，公众对艺术有一种错误的理解，认为“艺术可以使所有事情发生”，但实际上“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艺术对人的历史并没有实质的影响：

艺术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起因。艺术不像其他产物，例如不像科学发明，它无法作为一个有效的中介去介入历史……这场控诉中关键性的错误观点是认为艺术可以使所有事情发生，但一个诚实的真相是，如果一首诗没有被创造，一个画作未被完成……人的历史并不会发生实质的变化。⑤

奥登之所以认为“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是为提醒诗人不要自封为具有无限权力的先知。“艺术可以使所有事情发生”背后潜藏着一种观点，认为艺术家具有无限的权力或者先知般的魔力，奥登反对的便是这一危险认识。奥登一直反对雪莱将诗人称为“未被认可的立法者”，因为这相当于把诗人拔高至具有最高法权的“秘密警察”。参见奥登在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与学生的对话，“An hour of questions and answers with Auden”， http：//www.swarthmore.edu/library/auden/QandA_pt3.html，[2020-1-10]。雪莱的观点背后有一种自我封神的隐秘追求。例如雪莱在《赞智力之美》（“Hymn to Intellectual Beauty”）中便赞美一种隐秘的力量（unseen Power），这种力量既包含智力之美、“美的精神”，又包括蕴含宗教意味的神性力量。雪莱在这首诗歌中智力之美也包含一种“美的精神”（Spirit of Beauty;或者可称为美的精灵）、宗教意味的神秘力量（这力量让诗人可以看到“恶魔”和“天堂”）等。Percy Bysshe Shelley， The Complete Poetry of Percy Bysshe Shelley， vol.3， Donald H. Reiman， Neil Fraistat， Nora Crook， ed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73.而奥登在后期长诗《海与镜》（“The Sea and the Mirror”， 1944）中通过卡列班之口对浪漫主义的普洛斯彼罗提出了中肯的评价，他批评普洛斯彼罗追求“直接的不受限制的力量（direct unentailed power），却不愿承受束缚，也不愿承担或转移任何内在的责任”。（CP： 337）亦如有研究者指出，普洛斯彼罗追求的是一种“不顾及结果的权力”，一种不顾及实践情况的精神幻想。Alan Jacobs， What Became of Wysta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udens Poetry，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8，p.20.

“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也体现了奥登对自己早期诗歌的反思。奥登也曾被“历史必然如此”的先知角色诱惑，在华丽的修辞和强烈的感召力中失去对诗歌的忠实。1939年，奥登抵达纽约之初，他参加了一个为帮助西班牙难民的慈善会议并发表了演讲。但事后，奥登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对自己的演讲感到的不安甚至厌恶，因为他发现演讲词有一种煽动人战斗的危险：“我突然发现我也会这样做，我可以為了让观众呼号而做一个蛊惑人心的战斗演讲（a fighting demagogic speech）”。Auden， “Letter to A.E.Dodds”， July 1939， Bodleian， Qtd in Edward Mendelson， Early Auden， Later Auden：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368.

奥登在早期诗歌《诗体解说词》的末尾写道，面对战乱，人们需要：

重新集结起意志那迷失而战栗的军队

……

直到它们最终建立一个人类正义，

呈献于我们的星球，在它的庇护下（within the shadow），

因其振奋的力量、爱的力量和制约性力量（constraining power）

所有其他的理性都可以欣然发挥效能。[英]W.H.奥登：《奥登诗选：1927—1947》，马鸣谦、蔡海燕译，王家新校，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294页;这首诗歌在英文全集中被删去了，这里的英文参照了Edward Mendelson， Early Auden， Later Auden：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86.

奥登不知道如何实现“人类正义”，如何让人归于一种“制约性力量”的“庇护”之下，但在这些他不知该如何实现的知识领域中，他不自觉地变身为他所讨厌的“未被认可的立法者”身份。奥登文学遗产执行人门德尔松（Edward Mendelson）指出，这首诗歌中的“shadow”和“power”出自雪莱的诗歌《赞智力之美》：“来自无形力量的崇敬幻影，隐隐地浮动在我们周围（The awful shadow of some unseen Power/ Floats though unseen among us）”。也就是说，奥登不自觉地借用雪莱的词句和身份去帮助自己“言说”修辞所需要的“真理”。正如门德尔松所说：“奥登最终会发现，自己的声音存在着雪莱和叶芝似的声调。也就是说当奥登被政治必然性（political necessity）吸引而围困之时，他暂时性地失去了诗歌的真实”。Edward Mendelson， Early Auden， Later Auden：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87.当诗人被一种历史“必然”会如此的政治期望所裹挟时，诗歌很可能恰好失去自身的真实。

正是因为奥登认识到自己早期诗歌中的以上问题，他才在1966年出版的《短诗总集》（Collected Shorter Poems）中删去了很多他觉得有“轻浮”或者“蛊惑”倾向的早期诗歌，包括《西班牙》和《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等。在这版诗集的序言中，奥登解释了删除的原因：因为他觉得被删除的诗歌常常是“不忠实的（dishonest）”，诗歌中表达的信念是他自己都存疑的，自己“仅仅因为听起来修辞上比较有效”Auden， “Foreword for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966， Qtd in Stan Smith， “Introduction，” in Stan Smith，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H. Aud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才写的。

奥登虽然认为“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但这并不意在抹煞诗歌的意义。诗歌可以借某种方式幸存，正如奥登在这句诗歌之后继续说道：

它幸存

在诗歌这一言说的山谷，而官吏

并不愿去干涉，它向南方流淌

从孤独而充满悲伤的牧场，

从我们信赖并终老的乡里;它幸存

以一种发生的方式，以一个口。 （CP： 197）

诗歌不是通过直接的方式对历史发生实质的影响，而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以一种蕴含向往、“悲伤”和信仰等个人化生命情感的方式，对人产生隐秘的影响。诗歌幸存的方式不是直接地介入，不是为了“发生”的功利化的“结果”，而是作为“发生的方式”的“告诫”。

二、“告诫”：越接近真理就越背离

奥登认为诗人的任务是“去告诫”，提醒人们警惕法西斯极权主义，更提醒诗人牢记艺术与真理之间的距离，防止他们因沉溺于修辞和幻想而沦为极权主义的工具。

1942年，奥登在一篇谈论诗歌与战争关系的文章中，借用一战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的话说：“如果诗人具有除创造快乐之外的社会功能，那就如同一战期间最伟大的诗人所说，是‘去告诫（to warn）”。W.H.Auden， “W. H. Auden Speaks of Poetry and Total War”， in Edward Mendelso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W.H. Auden： Prose， Vol. II 1939-1948，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2， p.153.

奥登之所以说诗人的任务是去告诫，是基于对二战背景中两种危险社会倾向的警惕。第一种危险是暴力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通过建立政治性的宗教来迷惑大众，而艺术则被当作劝服大众的有用手段。正如奥登说：“德国、俄罗斯和日本的军事成功让人们确信，一个世俗的政治性宗教（secular political religion）比没有宗教会让宣传更有效果。无论是希腊民主制、罗马帝国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中的世俗政治性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特征，这个特征与柏拉图的观点相似，就是把艺术视为一种说服大众归于团结和秩序的有用手段。”②③④⑤W.H.Auden， “W. H. Auden Speaks of Poetry and Total War，” in Edward Mendelso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W.H. Auden： Prose， Vol. II 1939-1948，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2， p.153、153、153、153、152.

第二种危险是一些民主人士反对法西斯的不当方式。他们为能赢得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采取与法西斯主义同样的建立政治性宗教的方式。奥登说：“一些民主人士（democracies）为了赢得与法西斯的战争，试图建设一种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性宗教”。②第二种危险虽然与第一种危险立场相反，但方式却相同，正因如此，他们虽然可能赢得胜利却并没有赢得和平：“通过变得与敌人一样，他们最终失去和平”。更重要的是，在第二种危险中艺术也同样被视为“说服大众”的方式，如奥登所估计，这种危险“将在未来几年的诗歌得到大量体现”。③

这两种危险倾向有一个共同点，是将宗教中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赋予政治，从而形成政治性宗教。更重要的是这些世俗的政治性宗教都把诗歌当作一种工具，要求诗人向公众宣告他们需要的“真理”。奥登之所以强调“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不仅是为摆脱意识形态对诗人的强制性压力，更是为摆脱因依附于政治目的而让诗歌沦为工具的困境。

在这一背景中，诗人“去告诫”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当艺术家越自以为靠近真理时，就可能越背离真理。正如奥登在《海与镜》通过卡列班向观众所言：

我逐渐感到这位奉献自我的剧作家所在的亦庄亦谐的尴尬处境。他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与真理之间的距离，即越成功就会越失败，因为它越成功地描绘了人的处境，就越无法清晰地表达那个与他相远去的真理。（CP： 339）

公众容易被政治性宗教或类似的危险诱惑，而在这时就需要诗人向公众发出警告。奥登说：“任何时间内最严肃的诗歌往往都与大众意识不相容。当公众越追求一种坚定的信仰或者普遍性的价值时，就越需要诗歌去告诫，‘一种信念是坚定的，这还不够，它也必须是真实的。一种价值观是普遍的，这也不够，它还必须真正无条件的（really unconditional）”。④奥登如此提醒公众，是防止公众被以某种目的为条件的“真理”诱惑，却最终走向远离真理的道路。

诗人也需要向诗人自己发出警告，因为诗人在面对真理、正义等公共话题时，不应选取具有无限权力的公共角色，而应该选取“消化”了“公共记忆”的私人视角。奥登认为诗人关于历史事件的经验往往是共有的和相似的，如何将历史事件转化进诗歌，则取决于各个诗人独特的“个人性格和天赋”。他以战争诗歌为例，认为诗人需要将共同的战争经验“完全消化”并成为个人记忆。⑤或可用奥登在《雄辩家》（“The Orators”）中所说，要在公共领域中寻找一种私人面孔：“公共领域的私人面孔，相比私人领域的公共面孔，显得更明智也更亲切”。[英]W.H.奥登：《奥登诗选：1927—1947》，马鸣谦、蔡海燕译，王家新校，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41～42页; CP： 56。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可参见蔡海燕：《奥登：“公共领域的私人面孔”》，《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诗人之所以应该用私人视角处理公共话题，是因为诗歌不是激发有益情感并压抑不良情绪的工具，而是没有任何利害目的的自由游戏。奥登在1948年的文章《正方形与长方形》（“Squares and Oblongs”）中指出，有两种诗歌理论，第一种将“诗歌当作可以在他人中诱发应有情感并驱逐不当情感的魔力”，这种观点是希腊人的诗歌观，也是当代公众对诗歌的常见误解;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诗歌是知识的游戏（a game of knowledge），通过命名人的情感和情感间隐秘的关联而将它们带到人的意识之中”。W.H.Auden， “Squares and Oblongs，” in Edward Mendelso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W.H. Auden： Prose， Vol.II 1939-1948，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2， p.345. 奧登支持第二种观点，他认为诗歌是自由的游戏，通过命名“情感间隐秘的关联”而让人认识到危险的思想倾向，从而达到提醒自我和读者的目的。

诗人的能力体现在可以将公共经验“消化”成私人记忆，并在个体的情感关照中敏锐地揭露危险的思想倾向。奥登在谈论战争与诗歌关系的文章中说：“战争是长期紧张和不安情绪的突然爆发，而对于这种长期垫伏着的情绪，诗人是很敏感的”。②W.H.Auden， “W. H. Auden Speaks of Poetry and Total War，” in Edward Mendelso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W.H. Auden： Prose， Vol. II 1939-1948，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2， p.152.紧接着他举例，法西斯主义中的非理性暴力倾向，在其发生之前就已经被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敏锐地捕捉到：“1918年以后出现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中，已经预告了一种非理性的暴力倾向，而这几年后便在政治上出现，并呈现为法西斯主义”。②

在政治性宗教盛行的二战前后，艺术家或被动地、或主动地让自己变身为“立法者”，最终沦为极权主义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奥登提出诗歌的任务是去告诫，既提醒公众又提醒艺术家，越自以为接近真理就越有可能背离真理。这并不是说诗歌不再尝试接近真理，而仅仅是为避免任何人因表达真理而企图代替真理的危险倾向。

三、“真理之路是一条静默之路”

奥登在后期强调“诗”要在真理面前保持“静默”，以此来守护艺术与真理的关系。这鲜明体现在奥登的后期作品《海与镜》中，《海与镜》是奥登创作于1944年的长诗，集中体现了奥登的后期思想和诗学艺术观，被他自称为后期的“诗艺（Ars Poetica）”。W.H.Auden， “Letter to Theodore Spencer，”（24 March 1944，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Qtd in Arthur Kirsch， Auden and Christia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8.他在这首长诗中通过人物普洛斯彼罗之口说：

我从未怀疑过，真理之路

是一条静默之路（the way of Truth was a way of silence）（CP： 316）

探索真理的道路为何是一条“静默”之路，这与奥登后期的诗学观和思想背景密切相关。

奥登认为艺术在真理面前要保持“静默”，是为批评一种视艺术为“魔法”的观点。《海与镜》的副标题是“对莎士比亚《暴风雨》的评论”，因此，诗歌中的人物和言语都与《暴风雨》形成隐秘的对话关系。在《海与镜》中，奥登特意将《暴风雨》中的神圣魔法师普洛斯彼罗改变成一位普通的、哀叹过往的艺术家老人。在《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是一位具有魔力的公爵，他依靠魔法成功拯救在海上的迷失者，也依靠魔法帮助自己恢复了爵位。魔力赋予公爵如神一般改变一切的力量。这种力量也隐喻着一些作家眼中艺术这面镜子的力量，即它拥有一种“魔力”，让迷失者寻找到归途，让敌人的本性发生改变。但在《海与镜》中奥登将普洛斯彼罗变为一个不断对自己早期诗艺进行反思的老人。

艺术是“魔法”这一观点背后，有一种艺术具有无限力量并足以代替真理的“轻浮”倾向。批评家亚瑟·克什（Arthur Kirsch）在分析《海与镜》时，曾结合奥登关于莎士比亚《暴风雨》的讲座和奥登给友人的书信，指出这首长诗的重要主题就是艺术作用的限度。奥登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海与镜》的主题就是“艺术的限度（the limitations of art）”， 见Arthur Kirsch， Auden and Christia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8.如同亚瑟·克什所述，奥登在关于《暴风雨》的讲座中指出，普洛斯彼罗将艺术视为可以改变一切的魔法，但实际上，“艺术无法改变一个人，这一点让普洛斯彼罗很伤心”。⑥W.H.Auden， Lectures on Shakespeare， Arthur Kirsch， ed.，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06、307.他继续说，作家可以将艺术这面镜子拿给人去照一照，但可能不会发生好的变化，相反，艺术可能让人变得更糟：“你可以将镜子拿给一个人”，但“你可能让他变得更加糟糕”。⑥亚瑟·克什在评论奥登的这段话时指出，奥登对“艺术无能的认识和承认，正如他在1939年悼念叶芝时所说的一样，‘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这句话正好可以用来评价《海与镜》中的普洛斯彼罗”。Arthur Kirsch， Auden and Christia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62.奥登如此贬低自己和自己的同行，是为避免一种“轻浮”的艺术态度：“如果艺术家毕生奉献于艺术，并与此同时谨记艺术容易让人变得轻浮，那么这将是个人性格的伟大成就”。不过他在这里并非意在批评莎士比亚，正如他说：“莎士比亚从未将自己看得很重要”。W.H.Auden， Lectures on Shakespeare， Arthur Kirsch， ed.，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19.他只是借用莎士比亚的戏剧来对一些“轻浮”的艺术家进行“评论”，以反思言说真理的可行方式。“轻浮”的艺术家不仅指向别人，也指向奥登自己，指向他早期诗歌中也存在着的“蛊惑”倾向。

奥登对“轻浮”的警惕与他后期的信仰背景和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哲学思想紧密相关。基于基督教中的原罪意识，奥登认为人与上帝之间隔着巨大鸿沟和無限距离，“上帝乃全然相异者”。这一观点虽出自卡尔·巴特（Karl Barth），但巴特也是受到克尔凯郭尔启发才形成这一观点。巴特在书中说他“承认克尔凯郭尔的观点，时间与永恒之间具有‘无限的本质差异……‘上帝是在天上，而你是在地上”（[瑞士]巴特：《罗马书释义》，魏育青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3页;Karl Barth，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trans. by Edwyn C. Hosky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p.10.）。受到巴特的影响，奥登在《海与镜》中说：“我们与全然相异的生命隔着巨大的鸿沟”。这一点会在下文提及。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个体如果超越自身的有限性或者替上帝立言，便会犯基督教中最根本的僭越之罪：骄傲。奥登在这一点上受到美国基督教现实主义代表人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影响。他曾阅读尼布尔的专著《人的本性与命运》（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并撰写的书评《恩典的方式》（“The Means of Grace”）。其中，他尤为赞叹尼布尔对“罪”的分析，而骄傲（包括“自以为义”等）被尼布尔视为基督教中“基本的罪”。见[美]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上册，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8页。此外，克尔凯郭尔认为“真理即主体性”，[丹麦]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文集5：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王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55页。这一观点影响了奥登，被奥登归纳为人要“客观地认识自己的主观性”。W.H.Auden， “A Preface to Kierkegaard，” in Edward Mendelso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W.H. Auden： Prose， vol.II 1939-1948，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2， p.214.研究者王齐指出，克尔凯郭尔之所以强调“真理”是主体性的而不是通过客观论证能推导出的，是为避免因判定真理是“什么”而可能产生的“独裁主义和权威主义”倾向，与之相对，克尔凯郭尔更关注人“如何”凭借激情去追求和“占有”主观性真理的过程。王齐：《走向绝望的深渊：克尔凯郭尔的美学生活境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5～42页。这在克尔凯郭尔那里是他所关心的“生存”，在奥登这里的影响之一则是通过人在上帝面前的“静默”去展开心灵的旅行（“静默之路”），去构建人与上帝的内在关系。受到以上思想的影响，奥登强调要以一颗谦卑的心认识到自己的有罪性，渴求救赎和宽慰，由此形成人与上帝之间的内在关系。宗教的思考让奥登对艺术中的“轻浮”产生警惕，他时刻告诫诗人艺术功用的界限，避免因自视为魔术师或先知而犯“骄傲”之罪。

为提醒艺术家避免这种“轻浮”的态度，奥登在《海与镜》中，通过卡利班之口细致而严厉地批评普洛斯彼罗的魔法艺术观。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卡利班是半人半兽的怪物，代表人的动物性冲动，与普洛斯彼罗的魔法或者精灵（精神幻想）相对立。但在《海与镜》中，奥登不仅将卡利班从半人半兽的“动物”变为可以对艺术本质有清晰思考的人，而且还就普洛斯彼罗的“魔法”艺术观提出严肃的批评。

在卡列班看来，普洛斯彼罗具有两种危险倾向。第一种，这类艺术家将存在的终极追求定为返回伊甸园，而这在卡列班看来，是错误地将伊甸园当作最终的自由状态：

告诉我回家的路，让我再一次看到海港，亦如我学会那糟糕的语词之前……无论是海港……还是其他具体的伊甸园，都是你们的记忆将其错误地当作了最终的自由状态。（CP：336）

这种对伊甸园的向往，很容易让人将希望都寄托在爱神丘比特身上，将肉体欲望的瞬时满足视为人的真正自由。这类艺术家会说：“哦，丘比特，丘比特，嚎醒那昏暗的歌唱团，带我们回家”（CP：336）。更需警惕的是，在伊甸园和爱神不能满足人的愿望时，他们可能最终求救于野蛮的政治权威者（半人半兽的米诺陶）统治世界，希望可以一劳永逸地抵达完美世界。他们渴望“牧园将由矮胖的反刍动物米诺陶来统治，从此万事都不再会处于危险之中”（CP：336）。

第二种，一些艺术家希望能找到绝对理性的终极原则，可以一次性解决所有矛盾，帮助人从精神的混乱和无序中逃离出去。“人不再遭受痛苦，也不会遇到突然间的眩晕。生命转入到光亮之中，善将被吸收至永久安稳、完全自足和绝对理性的太一之中”（CP： 337）。然而奥登发现，这种狂热的精神追求在本质上类似于信奉神秘宗教，一旦在现实中受到挑战，人容易从狂热的巅峰摔下并陷入无限的绝望和孤独。“那些主观的和虚拟的思维攀爬至陡峭的高处，在沟通焦虑的重压下，艺术家的表达天赋被冰冻成喘息，瞬间崩塌，无法生成任何意义，只留下断断续续的狗吠或者被圣灵充满而迸发出的精神狂语”（CP：338）。

在这两种危险的艺术倾向中，艺术家无论是试图变为政治权威还是沦为被圣灵附身的宗教呓语，都以一种先知的姿态构建足以代替真理的幻想世界。他们都以为具有天赋的诗人可以解决一切难题，“他深信在自己的天赋之中潜藏着一种力量可以解决难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CP： 339）。为警惕这两种危险倾向，奥登才提醒艺术家越自以为靠近真理就可能越背离，真理与人之间隔着巨大鸿沟，艺术这面镜子是无法完全照映真理的：

我们被全然相异的生命（Wholly Other Life）保佑着，但也与他隔着巨大的鸿沟。至少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所创造的镜子有个裂缝，舞台有个台口，他们只是片片比喻的符号，所以我们所有的意义都是颠倒的，恰恰是在那审判的否定性形象中，我们看到了积极性的怜悯（CP： 340）。

奥登虽然描绘艺术家在表现真理时的尴尬处境，但并不是要否定艺术家的存在价值。他只是试图告诫艺术家，在动乱的时代背景和期盼诗人发挥“魔力”的公共期望下，诗人极有可能在高昂的修辞中尝试接近真理却最终远离真理。因此，知晓艺术功用的限度，甚至贬低自己，都可能是对自己的一种拯救。正如他在诗歌中说：“每一次对自己的拒绝都是一种宽慰，每一个禁止都是一次拯救”。艺术不是功利化的工具而是自由的游戏，不是在言说真理中陷入圈套而是靠着“告诫”将“诗与真”的关系得以守护。认识自身的有限性，是有信仰的奥登實现自我救赎的方式;而认识诗歌的有限性，则既是他对信仰问题的诗学回应，也是他对诗歌自身的“救赎”。如此，艺术虽然是无用的，像是“对盲人和聋者的讲话”，但终究是一种荣耀——“无用的荣耀”（CP： 339） 。

四、结语

从“言说”到“告诫”，奥登对“诗与真”关系的态度转变，涉及他对历史事件、诗歌传统和自身早期诗歌的三重反思。在二战的时代背景中，无论是包括法西斯主义在内的政治暴力，还是反对法西斯的一些民主人士，都错误地将艺术视为规劝公众屈从“秩序”的工具;在诗歌传统方面，雪莱式的“立法者”身份，公众的“诗歌可以使所有事情发生”的观念，都激起诗人因言说真理而代替真理的浪漫企图，而这种企图将加剧时代的危机;错误的关键是艺术家因沉溺于修辞和幻想而失去对“真”的“忠实”，而这正切中奥登对自己早期诗歌的反思。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奥登在后期提出，诗人的任务是去“告诫”，提醒人越自以为接近“真”就可能越背离“真”，“告诫”的对象不仅包括公众，也包括奥登自己，所以“真理之路”成为“静默之路”。虽然诗不再“言说”真，而只能保持“静默”，但“静默”不是逃避“真”，相反，是为了防止因信誓旦旦地言说却最终远离“真”。诗正是凭借着对公众乃至诗人的“告诫”，才得以在言说者与“真”的内在关系中将“真”得以保存。

奥登的诗歌不再致力于“摹仿”外在的客观世界，抑或是最高的“理念”，而是通过命名“情感间的隐秘关联”而将危险的思想倾向带入人的意识之中。这不仅包括浪漫主义所重视的情感或心灵，更包括人对这些情感的判断和反思。如此，奥登的诗不再屈居于柏拉图的“理念”之下，也不旨在描绘假设与实际相符的科学真理，更不是在浪漫主义的幻想中将诗人提升为神性先知，诗是靠着“告诫”和“静默”才得以保存“真”。“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是为了摆脱诗歌陷入工具论或者传统形而上学的圈套;“真理是一条静默之路”，开启了一趟内在地与“真”相遇的心灵旅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