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的传播与绵延：以金圭寺宏善大坛为例①

杨春宇

一、许烺光的“社会学议题”与西镇圣谕坛

许烺光对云南西镇的研究是抗战时期“魁阁”团体的重要学术成就之一，也在学术史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雷蒙·弗思和埃德蒙·利奇开启的讨论脉络之一，聚焦于西镇“民家人”的族群认同究竟属于白族还是汉族，争论的核心则是西镇的宗族文化可以在多大程度代表整个中国[1-4]。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为关于许氏的“民族学议题”。

同样由弗思和利奇开启的另一条讨论线索得到的关注却相对较少，那就是在许烺光笔下，西镇宗族文化似乎是静态而孤立的，完全不受当时混乱的中国政治影响。与结合具体的历史地理背景分析大理文化的费子智不同，许烺光将西镇文化简化成为一个典范案例，以此来雄心勃勃地论述中国文化的整体特质[2，5]。早年考察西镇宗族得出的结论无疑奠定了许氏后来跨文化比较的基础。他嗣后发展出“社会心理均衡理论”，用宗族、种姓、俱乐部和家元来代表中、印、美、日四国文化，认为中国缺乏俱乐部和家元那样可以达成“大范围社会团结”的次级社会组织，宗族代表了中国社会分散而封闭的特质[6]7-77,159，[7]235。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脉络称为许氏的“社会学议题”。虽然受到的关注较少，但笔者认为后一脉络更能代表他的理论成就和局限，而且对中国社会研究的重要性超过了前一脉络。

形成“大范围社会团结”的次级社会组织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可以持续增长，因此必须开放接纳成员，原则上基于血缘的宗族势难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