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税降费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 要：减税降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惠企利民的重要举措，对激发企业活力，拉动居民消费，推动经济复苏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对此，学术界从减税降费的影响、平衡财政支出压力和着力点等多个侧面展开了研究，国内外学者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梳理将有助于理清思路，落实政策，提升市场主体减税降费的获得感。

关键词：减税降费;财政风险;政府预算;财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30-0057-03

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将减税降费作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提出要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继续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减税降费是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对近年来国内外对减税降费的研究进行梳理。

一、减税降费对企业的影响

在分析减税降费政策的对企业实际税负的降低效应上，国内学者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部分学者肯定了减税降费的积极作用。王智烜等（2018）认为，高质量就业的提升可以促进税收收入增长，助力高质量发展，这将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李万甫（2018）从税收政策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助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对外开放新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对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地方税体系等方面，分析了提升现代化税收治理水平的对策措施。刘尚希（2019）认为，减税降费增强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发展后劲，有利于“活微观”和“稳预期”，也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各方面风险挑战打下了基础。施文泼（2018）认为，以税费改革促进企业成本减降仍是激发和释放实体经济企业活力的关键环节。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企业并未从减税降费中获得实质性的减负。李华（2019）认为，在高质量发展目标的要求下，减税降费还应进一步转变模式，采取以税率和税额式减税为主的普适性减税，结合我国税制结构实行重点减税、降低实际税负率、实行税费制度联动改革以降低企业综合税费负担，减少减税的约束条件，来提高企业的获得感。周克清、郑皓月（2019）认为，必须切实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及生产流通费用，必须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降低居民生活成本费用，实实在在地增加居民实际收入。潘孝珍、张心怡（2019）根据2004—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得出，历年来企业税费负担并无实质性降低，企业对于减税降费的“获得感”并不强。陈小亮（2018）认为，与美国历史上的减税相比，中国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仍然偏弱，而且进一步减税降费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因此需适度增发国债，使用债务替代税收来为政府支出融资。长期而言，则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并深化机构改革，减少相关政府支出，为减税降费创造空间。

二、减税降费与财政支出压力的平衡

张斌（2019）提出理解减税降费政策的两个基本理论维度是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他认为，今后应从政府收入结构、税收征管以及企业税费负担的特征出发，充分考虑人口结构、技术变革等因素对财政收支的影响，侧重中长期税制优化，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郭庆旺（2019）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防范减税降费的财政风险的主要举措：制定财政整顿策略，精简机构，削减财政补贴，控制社会福利性支出增速;加强财政治理，全面实施中期预算和预算绩效管理，加强各级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实行税收支出预算，真正形成经立法机构审批、监督、检查的“第五本预算”;推进财政收入体系现代化，提高税收收入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比重。何代欣、张枫炎（2019）指出，应努力打通宏观减负战略与中微观减负成效间的联系，妥善处理体制变革、支出压力与财政稳定下的减税降费，进而保证减税降费措施全面起效、持续发挥政策引领作用。杨灿明（2017）提出了推进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实施的长期改革路径，即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构建财权与支出责任相统一的央地关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攫取之手”;改革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降低政府主导型投资的比重;积极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刘安长（2019）认为，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通过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多渠道盘活沉淀资金、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缴比例、提升税收的征管水平和征管效率以及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等举措，满足财政的可持续性要求。

三、减税降费的着力点问题

闫坤和蒋震（2019）认为，应实施“战略性减税降费”措施，深化增值税改革，降低其对市场资源配置带来的扭曲作用，提升税制中性;推动消费税改革，充分发挥消费税在扩大消费需求和促进消费升级方面的职能和积极作用;同步推进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等的改革;在减税降费政策的操作实施方面不断优化。邓力平（2019）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减税降费观，认为应从“重大决策与贯彻落实、光荣任务与收入职能、长期要求与特定使命、税费同行与效应把握、减负期盼与民生刚性、纳税个体与人民群众”六个方面着力把握，为更大规模实施减税降费提供了理论支持。还有一些学者从税种和行业的角度提出了减税降费的着力点。龚辉文（2020）认为，相较单纯降低增值税税率，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規范增值税税制对降低制造业的税负更有意义。刘磊、丁允博（2020）提出改革消费税税制，充分发挥消费税对消费的调节职能，缓解财政收支矛盾。郑秉文、陈功（2020）认为，我国应将社会保险费降费予以“制度化”，建立多层次的北美式的“福利社会”，建设与之相适应的“轻税型”和“亲就业”的社会保险制度。

四、国外学者对减税降费的研究

Hoppe&Thomas等（2020）基于税收复杂性指数（TCI）及其组成部分的新近发展，分析了税收复杂性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关系。他们采用15 607家新外国子公司的样本，发现TCI所代表的总税收复杂度与地点概率之间没有关联，并首次提供了关于潜在成本效益权衡的经验证据。Chen Daphne等（2017）采用一个动态随机职业选择模型，评估企业所得税减少对就业的潜在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的减少创造了适度的就业机会。在极端情况下，取消企业所得税将使非就业人口减少5.4%。在模型中，企业所得税的减少通过两个渠道创造就业机会，一个来自新加入的企业，另一个来自改变其法律组织形式的现有企业，而后者占新增就业岗位的85.7%。Chan Koon Hung等（2015）调查和比较了美国和中国实施的减税政策对刺激消费者购买汽车和对制造商利润的影响。美国的政策为每个符合条件的消费者提供了联邦所得税减免，对支付的州和地方销售税和消费税进行了扣除，而中国的政策则是降低了消费者的车辆购置税税率。这些政策设计与各自国家的税收管理制度和经济环境相一致。其通过基于实际数据的敏感性分析实验，比较了两种政策在可比条件下的优缺点。Rui Costa等（2018）认为，尽管人力资本和研发对经济增长都有贡献，但在雇主鼓励投资方面，英国的财政制度并没有平等地对待这两者。政府对于企业的研发可以给予慷慨的税收减免，却对于员工培训没有类似的激励。尽管如此，政府支持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原理与研发的基本原理相似，两者对经济增长都很重要。他们以税收抵免的形式解释了政府支持的经济理由，讨论了英国在研发方面的现行做法，并提出了有效的证据。Anna P.Kireenko等（2017）论述了税收可作为发展和促进创新的工具，提出将税收激励的成本效益作为受益者创新活动的个体指标与税收支出效益之比的系数，对税收激励的有效性进行评估。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效率低下的原因为：俄罗斯联邦创新活动水平低，纳税人对税收优惠的需求较低，俄罗斯联邦整体知识产权市场发展不足，以及缺乏对企业创新绩效设计的重视。而后其提出了促进税收优惠效果的建议方法：及早识别和登记组织内的知识活动成果，将创新的各个方面全面纳入组织当前的财政和经济活动中;适当从会计和税收的角度进行设计创新。Peter Spencer等（2020）认为，降低公司税的制度倾向于债务而非股权，从而阻碍了知识创造。这是因为公司税改革旨在通过消除对债务融资的障碍，实现税收中性。然而，这些建议忽视了创新的外部性，这意味着应将税收减免向投资倾斜。可通过减少债务利息减免的方式来恢复工业厂房和机械的资本补贴，这对知识经济的增长起着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