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与心史的深情独白

余玮

“好爸爸”

2021年6月29日上午，“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这是“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人荣获“七一勋章”，与中共同龄的新华通讯社原国际新闻编辑部翻译和编辑瞿独伊是其中之一，并是唯一的新闻界人士。因为身体原因，她没有出席仪式。

少为人知的是，瞿独伊是时下唯一健在的中共六大见证者，也是共和国第一批驻外记者。1949年10月1日，她作为俄语播音员在天安门城楼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了有关开国大典的报道和毛泽东的讲话。她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继女。笔者专访过瞿独伊，感受过她家史与心史的深情独白。

瞿秋白烈士牺牲的那年，瞿独伊14岁。“父亲牺牲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但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我父亲。”在瞿独伊的眼里，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来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瞿独伊也秘密来到莫斯科，同行的还有罗亦农的夫人李哲时（又名李文宜）等。那时，瞿独伊已6岁半，开始记事。“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妈妈的引导下认几位叔叔叫爸爸。不过，后来我不叫了，为什么？那么多爸爸谁相信？我就不再叫他们爸爸了。”说到这里，瞿独伊沏上茶，接着说：“六大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特殊的，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一座别墅里举行的，我当时去过，每逢他们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当时很天真活泼。”

“我的父亲，的确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温暖和快乐。”瞿秋白知道瞿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店铺，总不忘买一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瞿独伊吃。夏天，他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瞿秋白画图折纸给瞿独伊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他把瞿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瞿独伊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瞿独伊也很高兴，拍手大笑。

到苏联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幼儿园，瞿独伊便被送到了一家孤儿院——里面收留的本来都是些街头流浪的孩子，瞿独伊在这里待了三四个月，后来住进了森林儿童院。在森林儿童院，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瞿秋白知道后立刻来信安慰：“独伊：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好爸爸”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儿童院时的一件事。那次，爸爸和妈妈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起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了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瞿独伊说，“每当回想起来，都使我受到鼓舞，感到有力量，也很温馨。”

在苏联

在苏联，瞿秋白常和杨之华一起带瞿独伊去俄籍友人鲍罗廷家做客，让女儿称他和他的夫人为“爷爷”和“奶奶”。鲍罗廷夫妇有两个儿子，长子弗雷德，次子诺尔曼。1930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杨之华也一同回国，把他们年仅9岁的女儿瞿独伊一个人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瞿独伊回忆说：“国际儿童院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我们来自几十个不同的国家，很多儿童刚来的时候不会或不太會讲俄语，那些大些的儿童都很愉快地教这些弟弟妹妹。我也带过一些小我的孩子。我们大孩子还常去幼儿班，带那些不同国家的小朋友一起做各种游戏。”

那么小的孩子，虽说能在提供食宿的国际儿童院里受教育，可完全没有家庭温暖，总让人放心不下，瞿秋白夫妇便把瞿独伊托付给鲍罗廷夫妇看管。每逢假期，每当小独伊生病的时候，或者别的需要照管看护的时候，鲍罗廷夫妇就把她接到家里来，给她家庭的温暖、亲人的爱。鲍罗廷的小儿子诺尔曼也乐于以“保护者”自居，爱护和关照小独伊。

数十年后，瞿独伊还常常铭记着“最疼爱”她的“爷爷奶奶”鲍罗廷夫妇和有“骑士风度”的、很爱护她的诺尔曼。瞿独伊说，当时鲍罗廷在主编用英文出版的《莫斯科新闻》，“几乎每晚都工作到深夜。我时常在夜间醒来，从自己的地铺朝写字台偷偷地望去，总会看见他在台灯下伏案工作的高大身影，同时听见他的钢笔在纸上划过时发出的声音”。

瞿秋白在离开上海到苏区的前夕，在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紧张地处理的时候，在许许多多纷繁复杂的心思搅扰着他的时候，仍然十分惦念远在苏联的女儿独伊，自言自语地念叨：“独伊怎么样？我的亲爱的独伊怎么样了呢？”

一次，父亲给她寄来了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细微之处，父爱跃然而出。

1930年，瞿秋白夫妇取道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我见几个同学围观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不时看着我，然后传给其他同学看，唯独不给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争着要看不可。于是，一把抢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竟晕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