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20周年:反恐战争并未走出困局

2021-11-09 01:19曹然
新华月报 2021年21期
关键词:恐怖主义塔利班阿富汗

曹然

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遗址,如今是一座一英亩见方的水池。池边的护栏上刻着2983个名字。入夜,柔和的黄色灯光会穿过镂空的字符。每个字符都雕刻精致,排列也讲究:同一架次航班的旅客、同一家公司的员工、同一支队伍的消防员。至于其他遇难者,设计师拜访了他们的家属,考察是否有人曾一起吃饭、一起通勤,尽可能让每两个挨在一起的名字都有生前的联结。

2021年8月30日,美军从混乱的喀布尔国际机场撤出最后一名士兵,结束了持续20年的反恐战争。

20年前的10月7日,在“基地”组织恐怖分子针对美国纽约世贸中心的一起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后的将近一个月后,美国及北约联军轰炸了包括喀布尔在内的阿富汗多座城市,拉开了这场反恐战争。

对于如今的阿富汗乱局,塔利班指责一切混乱都是美军造成。非塔利班的新政府谈判代表及反塔利班的马苏德家族,同样认为美国应当负责。拜登政府驻华大使提名人选、当年曾支持出兵阿富汗的伯恩斯去年也表示,如果历史能重来,“想必能有比战争更好的办法”。

文明的冲突?

“9·11”事件发生当天,距离第二架客机撞击双子塔才过去26分钟,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就在佛罗里达州布克小学宣布:“这是恐怖袭击。”简短的记者会后,他乘“空军一号”辗转三地,一天内发表三次演说,每次都强调“恐怖袭击”的定性。

彼时,恐怖主义还是模糊的概念,各国政府普遍缺乏反制预案。组建国土安全部、联合国安理会1377号决议将国际恐怖主义定性为“最严重威胁”,都是“9·11”事件之后的事。

当时,美国国务院出现了两种观点。一位时任美国国务院中亚事务顾问的国际关系教授对记者回忆,当时一些人认为这是极端宗教世界与“西方文明世界”的“文明之战”;另一派则认为这其实是恐怖分子设下的“文明之战”陷阱,应保持警惕,聚焦于恐怖组织本身,避免文明对立。前一种观点来自冷战中兴起的“文明的冲突”理论代表人物亨廷顿与伯纳德·刘易斯,后一种则源自批判“文明冲突论”忽视伊斯兰世界内部差异性的知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

1998年,刘易斯在伦敦一份小报上读到“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对美国宣战的消息,当即指出,此人操持明显的“圣战意识形态”,将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安全威胁。

在阿富汗,这种“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塔利班等信奉哈乃斐派教法的逊尼派穆斯林满足于实现一地一国的宗教化,而信奉萨拉菲派教法的“基地”组织和后来的“伊斯兰国”(IS)都主张将外国领土视为圣战地。

直到“9·11”事件发生,美国政府才重视起刘易斯的警告。雾谷和五角大楼的绝大多数都支持刘易斯的观点,时任副总统切尼称赞“在这个新世纪,他的智慧每天都被决策者、外交官、学者和新闻媒体所追求。”而萨义德及其在华盛顿的支持者则因“批评西方”的立场被指责为“恐怖分子的帮凶”。

时年72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宗教教授大卫·拉波波特由此突然被华盛顿注意。他基于“文明冲突”的逻辑,在“9·11”事件两年前就提出自己对恐怖主义及反恐的定义和思路,其论文《现代恐怖主义的四次浪潮》被后来者誉为“最著名、最有影响、也最有争议的恐怖主义研究文献”。

事实上,这仍是冷战思维的延续。“与其说拉波波特的浪潮理论影响了美国政府,不如说拉波波特的观点契合了华盛顿的冷战思维。”前述教授说。和福山对民主“浪潮”的解释类似,拉波波特将恐怖主义的历史简单分期,用单一因素解读恐怖主义在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其中,1979年至今的恐怖主义浪潮被他归结为“以宗教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换言之,其本质是文明冲突论,即一种文明对其他文明的极端攻击。

“9·11”事件之后的20年,回到国内并成为阿富汗政府高官的拉德马得常与美国外交官讨论他们眼中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拉德马得在阿富汗战争初期以难民身份逃往伊朗,他认为,除了冷战思维外,将反恐战争扩展为“文明之战”,也是实用主义的选择,因为大多数美国官员“根本搞不清楚伊斯兰文化,甚至不知道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信奉的是不同教派”,直到“9·11”事件发生10年后,美军仍没有摸清“基地”组织的边界,而是将之定义为“一个由各种关联网络组成的恐怖辛迪加”。

猛药未奏效

拉德马得2002年回到家鄉喀布尔后,作为新政府内少数英语流利的人才辗转各部门及总统府任职。政府内的美方顾问对他说:只要走上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恐怖主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成为卡尔扎伊政府分管地方治理体系改革的负责人后,发现所有政策都来自各部门外国顾问的提议。

拉波波特的理论认为,国际恐怖主义浪潮都根植于本土政治社会生态,如果当地社会生态改变了,浪潮失去了土壤,就将逐渐平息。他预期,在充分干预的情况下,极端宗教带来的恐怖主义浪潮会在2025年前后衰退。

但即使是伯纳德·刘易斯,也反对直接将外来制度强加给阿富汗基层社会的方式。他说,有些东西“不能强加于人”,西方式的直接民主“是一剂很猛的药”,必须以小剂量、逐渐递增的方式给病人服用,否则有杀死病人的风险。

“大多数政策提议并非照搬西方制度,而是曾在南亚或东南亚国家成功落地。”拉德马得对记者说,“问题在于,阿富汗社会和那些社会也不相同。”他认为,如果一定要比较,阿富汗其实更接近中亚、西亚地区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使其原有治理体系被连根拔起,但新的体系或未能建立,或上下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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