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人是第一个有个体的生命的存在。”但不可忽视的是,自然却是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前提。生活在地球上的生命共享一个地球家园,共享资源,相互竞争,却又有其每个层次上的微妙的生态平衡:人与动物、植物之间,微生物与寄主之间、竞争的寄生物之间、宿主与食物之间都是如此。即使是人类自身的生命组织中,都充斥着无数个微小的生态平衡。几万年来证明,只要人的生物进化同寄生物、食肉动物和猎物的进化保持着同步,这幅精密编织的生物网就不会出现特别重大的变化。但随着人类行为蔓延至生态系统的各个角落,人类社会的文化进化伴随着行为开始对古老的生物进化方式施以空前的压力,新近获得的技能使人类逐渐能够以无法预见的、意义深远的方式改变自然平衡。于是,新兴的人类的患病方式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人类在与其他生命关系中的生态角色可以视为一种疾病,自从语言的发展使人类的文化进化冲击到由来已久的生物进化以来,人类已经能够颠覆此前的自然平衡,一如疾病颠覆宿主体内的自然平衡。当人类一次又一次蹂躏别的生命形态到达自然极限时,于是往往就会出现一种暂时稳定的新关系。然而,或早或晚,而且以生物进化的尺度衡量还总是在极端的时间以后,人类又掌握了新的手段,把此前无法利用的资源纳入可利用的范畴,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其他生命形态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