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巴蜀民族文化及文学再探

徐希平

自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冬到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一共在巴蜀地区生活了九个年头。巴蜀生活大大扩展了杜甫的视野，加深其对巴蜀地区民族文化资源的了解，丰富了杜甫诗歌内容题材和精神内涵，也对后来巴蜀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探讨这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对于认识巴蜀文化特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杜甫对巴蜀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关注

杜甫对巴蜀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予以特别的关注。入蜀后，他与当地友 人交往密切，认识也日渐深化。杜甫入蜀之前，主要是从文献和友人的经历中得以了解和描写处于西南的巴蜀地区文化风貌。《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云：“彭门剑阁外，虢略鼎湖旁。荆玉簪头冷，巴笺染翰光。”《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诗云：“衡岳啼猿里，巴州鸟道边。”主要强调其地势遥远，道路艰险，多为朦胧之印象。

在携家入蜀的艰难旅途上，杜甫作了数十首纪行诗，真实记录平生所历最为险峻的畏途蜀道，“终身历艰险，恐惧从此数”（《龙门阁》）。同时也写到蜀道上所见之人，《五盘》诗云：“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到了成都所作第一首《成都府》：“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这里的“野人”可以说是村野之人，即所谓野老，而“新人民”则含义十分丰富，旅途漫漫，九死一生，似乎来到天边尽头，新的环境，新的百姓，语言、文化习俗都与中原故乡有很大差异，新奇而陌生，这其中自然也有善于吸纳包容的巴蜀文化所具有的多民族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