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建构论：从艺术形象到文化符号

李 震 李牧泽

众所周知，关于典型理论的讨论，在西方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则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才从西方引进的，至今也已有百年历史。今天，在典型理论百年之际，重新讨论“典型”这个话题，其意义似乎应该不仅仅是引经据典地回顾前人对“典型”的论述，或者梳理典型理论在中国走过的百年学术史（这项工作早在叶纪彬先生的《中西典型理论述评》，以及饶芃子、王一川等学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著述中就基本上完成了），更重要的是应该在百年来新的文艺实践基础上，结合当下的历史时空、文化语境和媒介环境，去发现并拓展典型理论新的认识空间和学术视野，从而催生更多新时代的典型形象。基于此，笔者尝试提出拓展典型理论的一点思路，姑且称之为“典型建构论”，并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典型的诞生：从原创到建构

以笔者陋见，从西方引进的典型学说，基本上是在哲学和美学视域内对某个特定时空中、某部特定文艺作品塑造的某个特定人物形象，在艺术构成方式和美学意义上的一种分析与概括。无论是偏重共性的类型说，还是偏重个性的特征说，或是个性与共性统一说，乃至黑格尔的“这一个”、恩格斯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别林斯基的“熟悉的陌生人”等精妙概括，都是建立在对某个作品中的某个人物形象的分析基础上的，概莫能外。而在愈加丰富的文艺实践中，一个典型形象的诞生及其意义，却往往不是在某个作家艺术家的某部作品中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漫长的建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