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必恒
百年历程,几经荣衰。典型理论从20世纪20年代被引入到中国艺坛,转瞬之间已历百年发展。在这个历史的节点,回望典型理论的兴盛、沉寂、回归,不由得令人慨叹。无论在众说纷纭下几多是是非非的评断,其根确已深扎在中国文艺沃土之中。因此,在此历史节点重新探讨典型理论的内涵及体系等,显得十分必要且大有裨益。本文力求从艺术文化学视角,对当代艺术典型的认知范式作一探讨。
关于典型理论的西方源起与发展,以及被引入到中国后的历时性变化,国内学界多有探讨。尽管侧重点有的在于西方“原典”的释义,有的在于中国化的演绎,但都形成了近乎琳琅满目的丰富成果。21世纪以来,对于典型理论的关注度一度持续下降,但是与其他文艺学说相比较,也并不算是沉寂无语。当代文艺理论已极大地多元化了,有说法是“碎片化”了,这也意味着,形式多样的文艺学说的浪花同时在澎湃涌动。典型理论也是其中一朵浪花,尽管不再如前期那般耀眼,但也时时涌现出来,引起人们的注目。其中,以王一川教授于2007年发表的《“典型”东渐70年及其启示》一文颇受关注。文中以精练的文字不仅回溯了典型学说在西方的发生与演化,也阐述了典型理论在中国的转化与发展,同时也在中西对照的语境中探讨了“典型”东渐的启示,认为:“由于中国理论家们在阿Q等形象的阐释中对西方‘典型’作了能动的变形,因而这种‘典型’理论已经打上了中国民族特色文学理论或具有原创因素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明显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