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意识与社会风情画的糅合（评论）
——由冯骥才《哈哈镜》想到的

卢 桢

提到新时期以来的天津小说，聚焦点大都会集中在冯骥才与蒋子龙身上，一位书写市井小人物传奇，一位谱写工业改革者赞歌，他们共同支撑起新时期的天津文学，并各有侧重地被列入20世纪80年代小说的文学史谱系之中。翻览今天的诸多文学史教材，蒋子龙往往被视为“改革文学”的领军人物，文学史形象较为稳定。相较而言，冯骥才的形象则要丰富得多——由“伤痕”到“反思”的见证人和书写者、寻根文化的自觉探索者、现代小说技法的追溯者、市井文学的初探者，再到文化散文的先行者、民俗传统的守护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断在“激进”与“保守”、“精英”和“民间”之间穿梭，彰显出作家气质中丰富的个性元素，以及不断求变逐新的创作理念。不过，在纷繁热闹的标签背后，文学史实则缺乏对冯骥才创作的总体式评价，其作品中那些稳定的、核心的特质究竟为何？在“俗世传奇”或“津味小说”之外，作家是否还有继续被诠释的空间？或许，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作家创作的原点，从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短篇创作谈起，开启对其文本的再解读。

“文革”结束后，冯骥才写下一系列反思性色彩浓郁的作品，以此跻身文坛。新时期之初，他的写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以城市人的生活百态作为题材，强调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与干预，并自觉地将叙述意识和文化意识、社会责任感熔铸一身，由此形成了两种驾轻就熟的写法，如作家所言，正是其初期创作的“两条路子” ：一条是从《雕花烟斗》到《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今天接着昨天》《雪夜来客》等等，凭借作家的气质、个性、艺术感觉及审美观念追求人生况味和艺术境界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