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岱宗
19世纪初期,德·斯太尔夫人《德国的文学与艺术》中的《论趣味》已经涉及习性、趣味的阶级性:“在一切讲究虚荣的国家,都把趣味放在首要地位,因为它区分各个不同的阶级,它是头等阶级一切成员之间的联络的标志。”(84)布尔迪厄则明确将习性、趣味的区分视为阶级之间的竞争。习性、趣味“被理解成一种可持续可换位的倾向性系统,通过综合所有过往经验,这一系统每时每刻都像一个感知、评估和行动的框架那样运作”(《实践理论大纲》 2)。习性作为一种文化身份的“倾向性系统”,不同阶层身份表征“隐藏在最不由自主的动作或表面上最微不足道的身体技巧中”(《区分》 738)。
习性、趣味的系统性社会区分研究始于布尔迪厄。布尔迪厄的《学术人》《国家精英》《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世界的苦难》等著作反复探讨的问题是社会实践如何生成习性、趣味的阶层差异性。布尔迪厄的研究表明,趣味、仪态、着装、语调、肢体语言同样在进行着无声的身份分类和阶层细化。并且,趣味、仪态、着装、言语的习性系统以层层加密的密码化方式避免简单复制。鲍德里亚通过不同消费方式与消费物品所形成的“物体系”区分不同阶层的特性,布尔迪厄的社会分类斗争则经指出由习性、趣味、格调的区隔洞悉各个阶层之间精微的差异性。不过,布尔迪厄指出由习性、趣味导入的身份区分与阶层隔阂,不再具有早期工业社会的激烈的对抗性,而是通过更为温和的素养、风度、趣味、审美天赋、荣誉向往等拉开阶层身份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