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祯祥
每一个认真的写作者,都会在自己所处时代与现实生存之间,不断探寻写作的意义与可能。在唐朝盛极而衰的整个过程中,李白、杜甫他们既写出了开阔、自由、奔放、具有大唐气象的诗歌珍品,也写出了“三吏”“三别”这样直面现实的悲悯之作。所以,一个时代的审美,既是丰富多元的,又与时代的整体风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朦胧诗”问题,谢冕等前辈顶着巨大压力发表了“三个崛起”文章,为新诗写作个人化、生活化和所谓“朦胧诗”的合法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十分喜欢“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这样的提法。我觉得,这种提法所表明的文学发展状态,应该成为一种常态,我们的创作才会更加生机勃勃。
近年来,随着阅读的深入与扩展,我越来越感到,我们的诗歌创作正在走向理性和良性发展的崭新阶段。诸多沉潜踏实的诗人,不断拿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好作品,但同时,整个诗歌创作格局和美学视域,又显得过于平滑和单一。我在期盼诗坛能够像20世纪80年代贡献出昌耀一样,贡献出具备独特美学气质的诗人,同时自己也尝试着去走不同的道路。我深知自己的能力水平有限,但是我希望去碰触一些陌生的题材和领域,试着去构建自己的写作体系。因为包括我自己,有太多的年轻人写出了大量自我、纤细、敏感、脆薄的作品,已经形成了几乎完全统一而难于辨识的美学风格。而我们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却具有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杂诗学样态,人们的生存,又是那么残酷而华丽、顽韧而脆弱,都在无尽空虚中,寻求着生命的意义和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