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性与断裂性：中国轴心突破论再考察的一个命题

王凯歌

长期以来，雅斯贝尔斯的轴心突破论是解释中国哲学产生(诸子哲学)及其特质的经典范式。在这种叙述中，中国在轴心时代产生了超越性思维，即超越的突破(transcendental breakthrough)，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哲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哲学的诞生。这个范式受到中国哲学研究者、海外汉学家的青睐，被用来解释诸子哲学与前诸子时代之间的关系，即诸子对于三代传统是一种“朝向超越的转向”或“哲学的突破”。

然而，一些学者如许倬云、沃格林、张汝伦等质疑用轴心突破范式解释中国哲学产生及其特质的准确性。许倬云指出，殷周之际商人“帝”到周人天命观的转变，可谓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次突破，为孔子提出“仁”与“道”的轴心突破提供了条件。在沃格林看来，轴心突破论强调了世界各大文明在同时段内演进的相同性，却忽略了其间的差异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相较于近东的以色列，中国的轴心突破是不彻底的，并没有与原来作为母体的宇宙论结构(他称之为“紧凑的宇宙论秩序”)彻底脱离；其次，中国轴心突破运动的那些少数有灵性的人并非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哲学家，这实际上等于说中国并没有产生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在此意义上，沃格林批评雅斯贝尔斯忽视了中国轴心突破的特质。张汝伦反对以超越领域的出现来定义所谓“哲学的突破”，认为中国哲学并非诞生于轴心时代的诸子，“超越世界的出现和超越领域与现实领域的区分”早在殷周时代就已经产生，如《左传》记载的“绝地天通”，因而中国哲学产生于前诸子时代。……